我国1949年以来科学发展的若干经验教训

            文章来源: 自然辩证法研究V01.13，N0.9，1997

            武夷山

    在人类行将迈人21世纪门坎之际，许多国家都在考虑如何向知识经济过渡。强大的科学系统是知识经济的坚强后盾。如果我们不大力加强自己的科学系统，则会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时候，回顾总结一下我国1949年以来科学发展的若干经验教训，也许是颇有益处的。

            1　一定规模的科研队伍是科学事业大发展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自然科学专门研究人员还不到500人。（1）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加快组建科研队伍。到1956年，全国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各类科技人员达到6.2万人。面对中国科学人力迅速增加的势头，美国科学史专家、科学学创始人之一普赖斯在1963年发表的《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惊呼：“或许在下一个10年或两个10年内，中国就会与我们势均力故。中国的科学人力正以每3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发展着。”（2）到1965年，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已达12万。十年内乱期间，科研队伍遭受严重冲击。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再次迎来“科学的春天”。到1994年，全国科研人员达32万人左右。

    数量孕含着质量。科研人员数量太少，达不到“临界规模”，则科学事业很难有什么大发展。正如周总理在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的，“质量一般地也只能在一定的数量的基础上产生”。目前这几十万人的队伍是我国科学在21世纪大发展的基础。

    从总体上说，我国科技人员数量还不太多。1993年，我国每万人中只有3名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南非1991年比例相当，低于韩国1990年水平(16人/万名)，墨西哥1990年的水平(7人/万名)，希腊1991年水平(6人/万名)，巴西1985年的水平(4人/万名)，阿根廷1988年的水平(4人/万名)（3）目前，我们应主要考虑充分发挥现有几十万科研人员的潜力，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高，还应继续壮大这支队伍。

            2　留学归国人员可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由于我国与世界科学先进水平与教育先进水平从总体上说差距较大，在发达国家留学的优秀科研人员若归国服务，则有助于我们的科研人员开展与发达国家的科学交流，跟踪科学发展的前沿动态，少走一些弯路，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1954年，中科院选出了第一批学部委员。（1）当时的3个自然科学学部共有182名委员，其中留学归国者有143名，占83.14%。1957年的191名学部委员中，有174人(91.1%)曾留学西方国家。1981年增补后的400名学部委员中，有344名（86%）曾在国外留学。可见，在各个历史时期，留学归国人员都是我国科学精英的主体。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等近3000名1949-1957年间归国的科研人员对我国科学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尽人皆知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又有大批学子留学他乡。截至1994年，已有数万名留学人员归国服务，其中涌现出一批像白春礼、冯长根这样的杰出科研人员。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近10年来回国留学人员占51.6%。

    今后，我们仍应继续积极派遣学生去发达国家留学，并吸引学有所成者归国服务。没有归国留学生的贡献，中国科学在21世纪进人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在吸引留学人员归国服务方面，我们曾有过巨大的成功，也有过惊人的失误。解放初期，国家对留学生工作做得很细。例如，建立没多久的中央人民政府已掌握这样的情况：截至1950年8月30日，共有5500多人在海外留学，其中留美者约3500人，留日者约1200人，留英者443人。由于新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新气象很有吸引力，也由于留学生工作做得较好，1949年至1957年春，总共有3000人左右归国服务。1957年以后，由于国际紧张局势及国内反右运动，留学生归国热情消退。像反右、“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不仅伤害了国内的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而且对留学生归国服务热情兜头泼了一大盆冷水，其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3 科学基金制度有利于科学发展

    科学基金制是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而我国直到1992年才设立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1986年正式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实践表明，科学基金会由于实行了激励创新的机制、平等竞争的机制和科学民主的机制，对推动我国基础性研究的持续发展，发现、吸引和培养基础性研究人才起到了明显的作用。（4）例如，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中，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者占30％，1989年占49％，1991年占60％，1993年占67％，1995年占88％．又如，为了努力发现和培养青年学术带头人，解决人才断层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1987年起就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1992年设立了优秀中青年科学基金，1994年起受国务院委托实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计划。（5） 

            4 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组织优势能加快科技发展

    众所公认的事实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组织优势。钱学森同志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按照我的体会，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

    1965年我国科学家成功地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这项成就是中科院下属好几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高校几百名研究人员协作攻关的结果。90年代，“银河”巨型计算机的研制成功也大大得益于大力协同的组织方式。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也说过：“中华民族与中国传统，在有组织的情况下，从科技上进军，是完全可以跟西方社会抗衡的，西方人也很清楚这一点。”（6）

    不可否认，像过去搞两弹一星那种不惜工本的“大兵团作战”方式已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了，这种适用于技术工程的方式也不一定适用于科学研究。但是，组织的思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相对集中地使用人力财力的做法，即使是对于科学研究，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也仍然有借鉴意义。

            5 谨防成功导致的失败

    美国未来学家赫尔曼.康恩在《未来2000年》一书中提出，二十世纪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属于“成功导致的失败”。例如，发展中国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水平的提高，导致人口急剧增加。（7）同理，我国科学发展历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属成功中的失败。

    解放前，我国科研机构数目极少，科研人员数量也很少。1950年，新成立的中科院接收的旧有研究机构只有24个，加上其他研究机构，全国总共只有三十多个研究机构。解放后，随着科学事业的新生，研究机构数目迅速增加。到1965年，中科院已拥有100个研究所。1995年底，中科院共有独立事业单位160个，其中科研机构124个，全国县级以上国有独立科研机构加上高校办科研机构共8800多个。一方面，这反映了各级政府重视科技事业，另一方面，科研机构数的膨胀，科研人员数量的增加，难免要导致每一科研机构和每一科研人员平均经费的下降。当经费支持低于“临界规模”时，不会有什么像样的科研产出，而容易造成极大的资金浪费。1949年，正在筹备成立中科院的钱三强同志在周思来同志支持下，从中央人民政府申请到了5万美元购置仪器和设备。可以想象，由于当时科学机构很少，这5万美元将发生多么大的效益。在研究机构多如牛毛的情况下，总额很大的经费支持也无异于杯水车薪。1982年，全国科研人员数达37．2万人，是历史最高峰，这一年国家财政拨款科研经费按科研人员数平均只有1.8万元，是1979-1994年这时期中的最低点。1988年，国家财政拨款科研经费按科研人员数平均，每人有3.8万元，大致相当于1960年的人均水平。而1988年财政拨款科研经费总额是1960年的3.5倍。1978-1987年十年间的人均水平都不如1960年。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则80年代的人均科研经费远不如60年代。排开其他因素，60年代前半期科研成果较多很可能与当时人均科研经费较高有关。事实上，1965年我国研究人员人均研究经费2.52万元，1994年为6.9万元。考虑进通胀因素，显然1994年的人均经费水平还不如1965年。

    第二个例子，在过去很长时期里，国家科研机构的科研经费完全是上级机关下拨的。这种做法造成了一些吃大锅饭的弊病。科技体制改革以来，一方面为了将科技人员推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一方面为了打破大锅饭，国家对许多科研院所减拨事业费。这样，广大科技人员可以说是被逼着自找课题。其中一部分人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密切结合经济需求的课题，走出了新路。同时，懒汉的日子不好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减拨事业费的措施是成功的。但是，由于某些科研院所事业费减拨幅度太大，为了维持住科研队伍，人们只好用部分课题费来填补事业费的缺口，形成了用课题费养队伍的局面。这一现象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中科院院士刘光鼎指出：“使用课题经费来养队伍，不仅违背了深化改革的精神，也使研究工作受到削弱，其结果势必大大影响高水平的成果，而队伍又养不好”。（8）

    第三，科学基金制的出现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中的大事。自1982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设立后，尤其是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后，许多部委、省市纷纷仿效，成立了各系统、各领域的科技基金会。这应当说是一件好事。但应当注意到，当全国只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时，它自然要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都给以支持。当大部分部委、大部分省市都成立基金会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似应将资助重点逐步调整到基础研究上来，因为部委和省市的基金会主要资助了应用研究。可惜，它没有作大幅度的调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目前的基金安排中，基础研究项目仅占30％，应用基础研究占70％。今后一段时间，也只打算调整为35％和65％。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科学报告》（1993）批评说，基础研究仍为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所忽视。（9）

            6 科学发展的宏观环境长期欠佳，科研人员总不能专心致志地搞科研

    黄顺基教授主编的《科学论》一书指出，科学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10）同理，科学也不可能不受经济环境的影响。概括地说，文革前，政治因素对科研活动的冲击很大，文革之后，经济因素对科研活动的冲击很大。

    从1949年至1978年，来自政治方面的“左”的干扰较多，各种政治运动不断，科研人员的业务工作时间受到严重排挤，从1955年2月27日《人民日报》题为“保证科学工作者集中精力于专业活动”的社论，到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科研人员、科技界领导以至中央领导就保证5／6业务工作时间问题反复呼吁了二十多年，表明了政治干扰的长期性、顽固性和严重性。

    在那二十多年中，科研人员感到业务工作时间受挤是制约其发挥潜能的主要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人们不再听到关于保证5／6工作时间的呼声了。在新形势下，制约科技人员（尤其是基础研究人员）发挥潜能的主要因素恐怕是经济方面的因素——科研经费短缺和收入偏低。与此同时应注意到，若将科研人员为争取科研经费而四处奔走联系的时间扣掉，他们剩下的业务工作时间也许仍不足5／6(在推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后，则是不足4／5)。

    事业费减拨过多造成的问题前已述及。另外，正如何祚庥院士以确凿数据所分析过的，收人体脑倒挂现象更加严重，这是年轻科研人员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专家惊呼：“文革”造成的人才断档这一教训够沉重的了，我们不能到21世纪又一次地为人才断层而遗憾。（12）

            7 给学术自主留的空间较小

    江泽民同志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科研工作更是贵在创新。要想有一定数量的科学创新，就必须给科研人员相当的学术自由，否则，创新就失去了土壤。由于国家财政是我国科研的主要经费来源，而中国是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在发展科技事业时，不得不十分强调国家目标，强调科技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科研人员既然使用的是国家拨给的经费，那么在实践上，他们已没有太多的自由探讨空间了。

    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从总体上讲，国家一向是强调科技为经济服务，而将基础研究放得很后。

    1955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中科院学部成立大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10项重点任务，每项都是紧密结合经济建设需要的选题。

    1956年制订的十二年科技规划，确定了12项重点任务，“自然科学基本理论问题”位于最末。周总理在当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

    1962年制订的1963-1972科技发展十年规划，确定了374项重点科研项目，其中与经济和国防建设密切相关的有333项，基础理论项目只有41项。（14）

    1981年4月14日，人大五届四次会议的报告中说，科技发展的重点应是为经济服务。这一段在原稿上的提法是：“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提高国民经济和国防服务”。在一些人的反对下，删去了“两个侧重”的提法。

    1984年完成的1986-2000年全国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确定了五个方面的任务，基础研究仍列为最后一项，表述方式是：“抓好一些重点基础研究项目，为我国科技现代化增加储备，积蓄力量”。（15）可见，这里仍是从为实用目标服务的角度来看基础研究的，而没有注意其非常有意义的非功利性侧面。

    1989年之所以召开全国基础研究工作会议，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已经发现，在为经济服务的主战场上安排科技力量较多，而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

    历史上的这种种安排、提法，都是有道理的。不过，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我们应比过去更重视基础研究，给科研人员更多的学术自由空间，否则，中国科学是难以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只能长期随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这是因为，在为经济建设服务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的前提下分配经费和选题，当然也可能产生一些既具有科学独创性、又能解决经济生产实际难题的成果，但这种机会毕竟是较小的。世界科学发展史表明，最重大的科学成果(它们最终导致巨大的经济效益)多半来自于自由探索，而不是来自指导性的研究计划。例如，因高温超导研究的杰出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米勒是如何选取高温超导研究这个课题的呢?这里没有任何指导性研究计划的作用。他在IBM苏黎士实验室工作多年，获得了“IBM研究员”称号。有此称号者，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课题，公司不加干涉。于是，他重新拾起了他就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发生了浓厚兴趣的陶瓷材料研究，最终导致了高温超导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8 科研与教育分离的体制不利于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

    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高校既是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主要场所，也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主体力量。我国由于仿效前苏联模式，存在大量的独立研究所，其中少量研究所参与培养研究生，但不参与本科生的培养教育。在1949年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高校的科研力量相对较弱。50年代中期，中科院与当时的高等教育部曾商定在大学里建立若干科学实验室。第一批成立了十个。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头。原准备再建立一批，但1956年的12年科研规划对科研体制有了新的安排，原来的设想未再实施。（16）

    近年来，高校在我国基础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例如，1994年，我国高校被SCI收录论文数占我国被SCI收录论文总数60.5％，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为64.6％，（17）也就是说，国家完全可以逐渐将更多的基础研究经费投放到高等院校去，促进科研与教育的结合。

    与此同时应注意到，在高校内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科研与教育相分离的现象。高校所属研究所内的一批教师专门从事科研，基本不参与教学（相形之下，美国研究大学以科研为主且不讲授本科生课程的老师，仍有17.4％的时间投入对研究生的教学。（3））教学岗位上的教师工作负荷很重，多数人无暇（即使有能力）涉足科研。而在职称评定时，普遍地注重科研成果而轻视教学实绩，致使教学岗位上的优秀人才越来越少。如果高校内部的这一问题不解决，即使国家今后更多地向高校投人资金，也难收科研与教学携手并进之效。

    我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只有世界总量的约1％。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踏踏实实地落实“科技兴国”战略，21世纪的中国科学必将令世界刮目相看!

 参考文献

            （1）陈建新等编：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2）转引自贾春峰主编：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变革，华文出版社，1996。

            （3）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1996，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6。

            （4）张存浩：成绩.经济.要求.差距，中国科学报，1997,2,12。

            （5）吴述尧：基础研究和科学基金制，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13（10）。

            （6）CACS（华美化学学会）Newsletter，1992，92（1）

            （7）Herman Kahn，The Next　200　Years，William Brown and Leon 

Martel，1976.

            （8）世界科技与发展，1996年第1期。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科学报告(1993)，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学苑出版社，1994。

            （12）洪明苑：关于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思考，科学，1997,49(1)，49—52。

            （13）吴光宗等编：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社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5。

            （14）国家科委科技政策局：内部讨论，1984年第79期。

            （15）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16）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1995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