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与熊掌可兼得乎？――谈科研与科普的关系

Integrating Conflict Thing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

 

（发表于《科技导报》2008年第1期）

 

在2007年12月1日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中心成立仪式”上，中科院院士、数学家林群指出，很多科学家不敢投身科普事业，因为怕被自己的同行指责为不务正业。他说，华罗庚先生当年热心地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就有不少数学家（甚至包括他的学生）不理解，不理解者当中甚至有人认为，科普并不能带来新的发现，因此价值等于零。一些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了科普的科研人员，在申请职称时是决不敢将自己的科普发表物列为成果的，因为列上去恐怕要得负分。

这一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与工程指标，2000》的第8章“科学与技术：公众的态度与公众的理解”中提到：科学家们往往很不情愿与新闻媒体对话，这一方面是担心媒体在报道时或无意、或有意地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一旦遭到歪曲，你还真讲不清是你的错还是记者的错）。另一方面，他们更害怕被同行非议。在美国，有所谓“卡尔.萨根效应”的说法，指的是；如果你像天体物理学家、科普大师萨根那样花很多时间与公众沟通，人家就认为你肯定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科研上。于是，公众喜欢你，同行讨厌你。^［1］事实上，很多科学家认为，萨根的学术成就本来足够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但由于他的科普成就太突出，反而害得他一辈子未能当选为院士。

有人认为，萨根未能当选院士的重要原因是遭同行的嫉妒，因为他名气太大了，他的科普畅销书稿酬太高了，而一般的院士既没有萨根出名，又没有他有钱。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乃是，专业科技人员与科普人员的价值观存在着很大差异。

现代科学昌明以来，学科分化的步伐从未停止过。现在，学科融合、学科重组很热闹，但学科分化也很活跃。事实上，如果学科分化不细，也不会带来那么多融合与重组的机会。就好比在经济领域，产业分工越细，中介服务的市场越宽广。我国中介机构总体上发育不良的重大原因之一，是专业化分工仍旧较弱。由于学科分化几世纪以来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崇尚“深专”（在一个较窄的领域获得专深的知识与技能）、崇尚心无旁骛的价值观就根深蒂固了。而科普人员以打动受众、俘获受众为己任，自然树立了另一种崇尚“浅博（博与“薄”同音）的价值观：要善于深入浅出，要善于旁征博引。于是，科研工作与科普工作的评价标准也截然不同。在科研上，隔行如隔山，只有同行才能理解你在做什么，说什么，所以，靠同行评议方式来评价你的业绩，同行说你好，才算好；对于科普工作，如果受众不接受你的科普，不接受你的解释，那是你科普工作者无能，而不能怨受众，所以，科普做得好不好，受众说了算（其本质是：市场说了算）。

价值观的对立是很难消弭的，也许比两国间尽释战争前嫌还要难。产学研合作为什么总是步履维艰？原因就在于大学与科研院所秉持的价值观与公司价值观有天壤之别。因此，寄希望于消弭科研价值观与科普价值观的分歧，至少在近期是不现实的。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大力培育专业（专职）科普人员，这个圈子将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他们与科技界有密切合作，但是在职业上是独立的。迄今为止，我国的专业科普人员还太少太少。尽管我国早就有了各级各类科普作家协会，但是按照职业化、专业化的标准来看，这些科普作家协会的会员并非都称职。

当然，光有专业科普人员，还满足不了公众对优秀科普作品的需求。科技界必须为科普事业做出自己不可替代的贡献。为了克服与科普价值观相抵牾的科研价值观所造成的阻力，科研资助者、科学共同体和公众三方面都要做出努力。科研资助者可以做出这样的规定：凡是拿政府支持的经费做科研，在项目完成后必须在科普方面有所行动，比如，写一篇科普文章，接受一次广播电视的采访，介绍一下本项目对于国计民生、或对于科学思想自身的发展有什么意义。英国工程与物质科学研究理事会正在这一方面进行探索，他们将是否打算向公众宣传科研成果作为项目申请者获得项目资助的条件之一。^［2］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一些深刻理解科普的重要价值与不朽意义的人士，则可以率先垂范。比如，美国某大学一位博导就要求他的每一位博士生至少围绕自己的论文选题写一篇科普文章，论述项目的科学意义与社会意义。如果绞尽脑汁都写不出来，则这个选题恐怕不是个很好的选题。在这里，写科普文章不仅有科普之效，还能起到帮助选题之效。公众的意愿若通过适当渠道反映出来，其力量也是巨大的。消费者对厂商的产品或服务不满意，可以通过消费者协会投诉。遗憾的是，公众假如对于科普现状不满意（中国的科普现状确实不能令人满意，一些电视科普频道，一些科普报刊，本应以科普为己任，但它们却时不时地推出一些明显不科学甚至是伪科学的内容），却投诉无门，因为科技界尚未公开承诺自己的科普义务，也因为我们还没有传递科普产品用户之需求的中介组织。在这三方面力量的推动下，科研价值观与科普价值观才有望相互靠拢一些。这一靠拢还是有益处的：更多地关注科研的最终受益者，有利于科研人员走出象牙之塔，使“民生科技”由口号变为行动。反过来说，科普人员聆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一些科研人员的价值观也会好处多多：要坚守本行当的基本原则，不能一切都听受众的。比如说，即使受众非常喜欢算命之类的节目，科普媒体也不应满足这样的需求。

将对立的价值观统一于一身是极其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历史上有过武僧，有过儒商，那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出现科普能力高超的科学家？华罗庚和萨根已经树立了好榜样。

 

参考文献

［1］                            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0, 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00/access/c8/c8s4.htm

［2］                            武夷山主编，国外科普面面观，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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