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的力量

是否有某种隐而未见的力量将一些看来是同时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

（武夷山翻译，发表于《国外科技动态》1986年2期）

    你学了一个生词之后的一周里，竟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发现它。当你正想到一位多年未晤的中学老同学时，电话铃响了，正是他给你打电话。你去出席一个会议，希望能与某博士讨论一番，没想到在从机场开出的公共汽车上，某博士就挨着你坐着。

    巧合。生活中充满了巧合。巧合是怎么产生的?它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能控制巧合吗?

    著名瑞土心理学家C·G·荣格对巧合现象如此着迷，以致他在1930年间创造了“同时性”  (Synchronicity)这个词来描述巧合。他列举了这一连串事件作为同时性的例子：

    “一位名叫德尚的人小时候住在奥尔良，有一次，一位名叫德福尔吉布的先生给了他一片葡萄干布丁。十年后，德尚在巴黎一家餐馆里发现了有葡萄干布丁，就问能否来一块。可是事有凑巧，这个布丁已经有人订了——正是德福尔吉布先生定的。多年后，有人请德尚先生赴宴，品尝被当作一样珍贵食品的葡萄干布丁。德尚先生吃布丁时说道。现在只缺德福尔吉布先生了。话音未落，门开了，一位老态龙钟、行将就木的先生走了进来，他正是德福尔吉布先生。他是因为拿错了地址才误闯入这个宴席的。”

    当然，根据统计学的规律，我们估计到一定量的巧合事件总会发生。如果你日夜不停地玩轮盘赌，总会碰到这么一个晚上你连盘皆赢的。在通常的情况下，当你想起某人时，她并不会给你来电话。但碰上那么一次她恰好来电话，就当真不可思议了吗?

    人们看待巧合总带有一定的偏向。举例说，如果你的胳膊上着石膏，就会特别容易觉察与你处于相同苦境的人，你走到哪里都能看见有人上着石膏。这是同时性吗?或者这只不过反映了你观察外界的方式发生了简单的变化?

    可是，人们有时候仍感到，生活中出现的有意义的巧合比单单平均律所预言的要多。要是居然有什么方法能搞出一个定量测度单位来，比如说搞一个同时性指数，那倒是挺有意思的事。一个有代表性的人在一生中经历的各种事件之间的平均相关量，可以用这样一个指数来表达。如果非猜测一下不可，那么，按分值为0到100的量级来估计，平均每人的同时性指数大约为3。这数字虽小但意义重大。

    虽然荣格从未试图将同时性定量化，但能言善辩的他是这种思想的得力倡导者。他写道，“可以把有意义的巧合想象为纯粹的偶然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增加得越多，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越强、越准……就越应当将它们视作有意义的安排。”

    同时性如此难以理解，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极其相似的事件竟然没有任问表观上的因果联系，这就暗示着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主宰着我们的时空。史蒂文·施皮尔伯格的现代名作《外星人》（ET）非常生动地表现了这一思想。这部电影情节是，一个可爱的小外星人与一个叫作埃利奥特的十岁小男孩交上了朋友。小外星人似乎具有巨大的通灵力，结果他的思想以某种方式与埃利奥特的思想沟通了起来。有一次，小外星人正在看电视里播放的一个浪漫奇遇故事，而埃利奥特正在学校里与他喜欢的一个小女孩打闹。突然，两幅图像——埃利奥特与小女孩是一幅，电视中的男女主人公是另一幅——显现出相同的格式塔形态，正当电视屏幕上男主人公吻女主人公时，埃利奥特在教室里吻了那个小女孩。

    是小外星人对电视节目的感知改变了埃利奥特所处的现实?或竟不如说，埃利奥特和小外星人都是一个联系着的系统的一部分，只是该系统以不同的方式显示出同一经历?

    按照第一种看法，小外星人具有某种“思想射线”，这种射线通过某种因果链改变了埃利奥特的教室里所发生的情形。按照第二种看法，埃利奥特和小外星人的行动之间具有某种非因果性的一致关系。

    当然，就这部幻想片而言，第二种看法是正确的。扮演埃利奥特的演员之所以与扮演小外星人的玩具机器人有相同的经历，是因为电影的创作者史蒂文·施皮尔伯格要他们如此。他设计了电影情节，让它包含这一特定的巧合。正如电影中的同时性是从它以外找到的一样，对我们这个世界中发生的有意义的巧合的解释也有可能在时空外找到。电影和小说经常包含大量的重要巧合，它们为情节的纵向发展提供了起补充作用的横向结构。同样，人们可以将我们这个世界中的同时事件看作时空中的一种水平结构，它们是为着艺术方面的原因而安排在那里的。

    在图1这样的图式中，空间可用一水平线表示，有一些小事物在上面前后移动，而时间是一纵线。

从下向上读这个图，我们看见明显的原因和结果。物体A最近分裂为两个物体，即B和C，它们开始相互拉开，如果A是一个阿米巴，它分裂为两个一样的阿米巴，那么B和C是孪生的：由B和C可以追溯至共同的因——它们的母体。

而在图2的同时事件中，两个不同的物体B和C同时分

裂。B和C都不是引起另一方分裂的原因，它们只不过恰好同时分裂罢了。

    因果事件造成时间上的纵向分杈图型，同时性则将这些图型同步地安排在一个水平面上。如果这两种现象同时起作用，就出现生命所特有的复杂图型，见图3。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说：“无因果联系的事件的同时发生就是巧合。……如果我们把随着时间进展的每一因果链想象为地球上的一条子午线，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一个的平行纬度圈表示同时发生的事件。……相应地，人的一生中经历的所有事件处于根本不同的两种联系之中：第一种是自然过程的客观的因果联系，第二种是主观的联系，仅对经历这种联系的个人而言是存在的，因此，这种联系就像此人的梦一样属于主观性。梦中展开着的内容当然是被决定了的，但是，这种决定的方式同一出戏的场次安排被诗人构思的情节所决定的方式差不多。两种联系同时存在；同一桩事件虽是两个全然不同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但仍能在两个链条中同时就位，结果，一个人的命运与另一个人的命运一模一样，每个人都是自己这出戏的主角，同时又在自己不熟悉的另一出戏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情况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只能设想是最神奇的预定一致性使然。”

    一个最佳的宇宙必定是两种时空模式兼而有之的，不然这个世界怎么会美丽多姿，充满趣味?不过，是谁将所有那些同时事件安排在那儿的呢?是谁赋予所有深刻意义的呢?

    许多人会回答说这是上帝之所为。确实，关于上帝存在的三个惯用的神学证据之一便是“设计的论据”。它的推理是：宇宙,作为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必然是出自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之手。但是，这一结论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按照量子力学对世界的认识，是我们自己创造了世界，是事件创造了事件，是瞬间创造了瞬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宇宙是书中的字写成的书，是梦中的幻影做成的梦。

    但是，人们渴求从科学上论证同时性，荣格也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他在1952年撰写一本论述同时性的专题著作的过程中，与量子力学中的不相容原理的发现者、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密切合作。他在该书中写道，“正是对至高无上的因果性力量的根深蒂固的信仰构成了智力障碍，使没有原因的事件居然存在、居然能发生似乎不可思议。”因此，正如物质从一个量子态向另一个量子态的跃迁(无原因的，不可预见的)并不荒唐一样，同时性也没有什么荒唐的。

    但是荣格还只不过是借用隐喻来推理。而我们却希望科学告诉我们，同时性是真实的呢，还是只是一种幻觉。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惊人的：量子力学不仅估计同时事件，甚至还规定了同时事件。这一结果是1982年确立的，但它是从称为“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悖论”  (EPR)的量子力学疑题中获得最初的启示。

    EPR悖论是这样一个思维实验：量子力学预言说，曾经一度相互靠近过的两个粒子，不论它们分隔多远，它们之间都将继续瞬时地相互作用。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我们又知道，任何信号都不可能比光传播得更快。回到图2，可以看出，B怎么也不可能作用于C，C也不可能作用于B，因为信

号不可能瞬时地从一处飞到另一处。照爱因斯坦的看法，这是个悖论。即使B和C之间交换信号的速度不可能快到使B和C行动一致的地步，但B和C的行动确实是一致的。

    从某些方面讲，爱因斯坦这位思想家的决定论色彩很强。他认为同时性现象太不可思议了，不能纳入物理学。他试图避开EPR悖论的结论，他假定存在着一些“隐变量”，它们仿佛事件内部的小钟，是B和C的同时行为的原因。

    就A、B和C都是阿米巴的例子而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如果A是B和C的母体，那么，B和C同时成熟这一事实其实并不是巧合。两朵花同时开放也不是巧合，这只不过证明了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共因：植物的具有内在生物钟的共同祖先。阿米巴B和C之所以一道成熟，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遗传密码。爱因斯坦认为，即使图2中的B和C是光子和电子这么简单的东西，仍可以有某种内部结构或某些隐变量来解释其同时性行为。

    1964年，理论家约翰·S·贝尔从理论上证明，如果真地存在着爱因斯坦所规定的那种隐变量的活，那么，某些实验结果就必定会符合一种不同寻常的、遵循“贝尔不等式”的统计模式。另一方面，如果不存在隐变量，那么这些实验所产生的结果就会违反贝尔不等式。七十年代当中，哈佛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在伯克利进行了一系列这样的初步实验。而决定性的检验是阿兰·阿斯培1982年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实验。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要看一看，对一个光子的测量结果与对一定距离之外的另一光子的测量结果之间有多大的相关关系。贝尔认为，如果隐变量存在，那么必然存在一个唯一的最大相关度。而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却预言有大得多的相关度——使得两个光子仿佛是通过心灵感应方式进行交流似的。该实验证实了第二种理沦：这两个光子间的相关度超过贝尔所预言的。于是，这个实验进一步证实了量子力学的固有奇异性。

    因此，光子就是它显现出的那个样子：一个非常简单的粒子，没有记忆，没有内部开关，没有“隐变量”。两个相距甚远的基本粒子B和C能够相互作用，这一点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无法解释的。

    因此，同时性的本质就在这里：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一致性与巧合，它们是无法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寻找神秘而玄妙的力量的企图是徒劳的。正如小说家约翰·巴思所说的：“世界包含的联系比意义更丰富，区分这二者是智慧的本分”。

    (武夷山摘译自美国《Science85》1985年6卷1期54-56页，方 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