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美国人的文化焦虑

■武夷山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23年8月11日）

   4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Adrian Johns（阿德里安·约翰斯）的著作The Science of Reading：Information，Media & Mind in Modern America（本文作者译为“阅读学：现代美国的信息、媒体与精神”）。约翰斯已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书的本质：印刷和知识之制造》《盗版：从古腾堡到盖茨的知识产权战争》《海盗之死：英国广播业和信息时代的形成》。

   在美国，阅读学从问世起就与美国人的文化焦虑纠缠在一起。

   约翰斯说，阅读学萌芽于19世纪后半期，那时印刷品越来越多，于是有些美国人开始担心，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会不堪阅读重负。刚刚兴起的实验心理学涉入了对阅读过程的研究，实验心理学家开发了两种工具，其升级改进版至今还在使用。一个叫视速仪（tachistoscope），测试的是受试者辨认词语的速度有多快；一个叫眼动照相机，它能将受试者阅读时的眼动行为记录下来。那时的实验心理学家自信地说，“文明依赖于这些测度。”

   本书对各主题的叙述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跳跃式的。作者讨论了种种有趣的东西：阅读学研究对优生学的影响；阅读学的模式识别成果经改进后，在二战中用于训练空军飞行员迅速识别远处的飞机，避免迫降；产业界采用视速仪之类的工具来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现代机器阅读技术融入了阅读学研究成果。

   阅读学是个庞大的课题。作者在探讨阅读学时，采取了一些迂回路径。比如，他叙述了在20世纪中期，图书馆部门如何采用阅读学的工具来帮助拓展图书馆的使命。

   本书第8章讨论了“阅读战”。阅读战指的是美国儿童阅读的两种教学方法——自然拼读法与整词法之争。在这里，作者回顾了奥地利裔美国阅读研究专家鲁道夫·弗莱施（Rudolf Flesch，1911—1986）发表于1955年的名著《为什么强尼不识字》的观点。鲁道夫·弗莱施强烈批评整词法。他认为，英语是表音文字，怎么可以当作表意文字来教呢？

   自然拼读法与整词法这两个阵营争论、拉锯了很多年。事实上，1930年之前，美国儿童阅读都采用拼读法教学。后来，学界认为默读式的整词法教学是有科学根据的，教育界才逐渐转向整词法教学。再之后却发现很多孩子都患有阅读障碍症。约翰斯认为，由于这一段历史，如今的美国民众对科学的专门知识是不大信任的。

   阅读学同样经历了商业化进程，先后出现了很多相关产品，如眼球运动照相机、声控打字机、电子书、Hooked on Phonics（一套深受欢迎的自然拼读教材）、Feng-GUI（一种模拟人类视觉的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等等。

   教育记者Natalie Wexler女士在评论本书时指出，约翰斯的观点是不够客观、不够平衡的。约翰斯倾向于强调整词法的科学性，未能充分论证拼读法也有其合理性，尤其对于儿童而言。从总体上讲，约翰斯心目中的“阅读学”主要涉及“解码”，而很少涉及“理解”。没有理解，阅读学有什么前途呢？

   但她承认，不管怎么说，“这本书至少对阅读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彻底的梳理”。该书也提醒读者，科学是会随时代发生变化的，现在的阅读学与过去的阅读学已经大异其趣。

   现如今，大脑活动都能被扫描记录下来，但阅读过程似乎仍是难以测度的。阅读学任重道远。

   本书目录如下。引言——阅读的神秘艺术；一门新科学；眼睛的工作；在芝加哥阅读、观察和学习；书对读者的影响；可读性、智力和种族；你可以读得更聪明；探究读者；阅读战和科学战；读者、机器和信息革命；结论——阅读、科学和历史。

《中国科学报》 (2023-08-11 第3版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