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换一种方法来讲“中国制造”的故事

——写在由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博弈》播出之际

周梅森

（文汇报 2022-11-16）

      
       改编自我长篇小说的同名电视剧《大博弈》正在播出，讲述了中国重型装备制造企业在波澜壮阔的改革中奋进和崛起的故事。有的观众说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制造”，也有的观众说我怎么突然放弃得心应手的政治反腐剧，转头写起工业题材、商战故事。我想说的是，《大博弈》有别于《人民的名义》，也有别于《人民的财产》，20年来，它一直就是我想写的故事。中国制造的一步步崛起影响了世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作为见证者和受益者，我很想直面中国制造走过的艰巨、复杂又悲壮的道路，写出这些其中的人和事，给中国民族工业复兴的历史留下一块文学和影视的记忆。但是，我想换一种方法来讲“中国制造”的故事。
      
       《大博弈》的故事在我脑海里酝酿了12年
      
       《大博弈》的创意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那是个令人难忘的时期，改革开放加速，资本市场雄起。其时，恰逢股改，我也卷了进去，身不由己成了“中小股东代表、财经人士”。这段经历促使我匆匆完成了一部小说《梦想与疯狂》。这部作品聚焦资本市场的股改。这时候我关注的是股改中一些大股东对小股民利益的侵犯，制造业只是一笔划过。
      
       小说出版后，一家著名重装动力集团公司老总见到我，和我说起了他的故事。这位老总在最困难的时候曾远赴雅加达拓展市场，这过程好艰难，发动机产品的推销并不顺畅。这时，他发现当地鼠患严重，政府悬赏：抓住一只老鼠奖励近一美元的当地货币。这位老总灵机一动，从国内购来老鼠药售卖，在当地很快供不应求。他神采飞扬地说道，当时在雅加达售卖一包老鼠药的利润超过一台小发动机。他说得随意，我听得有心。我强烈感受到一位中国企业家身上所具备的坚强毅力和商业嗅觉。嗣后我跟踪了他许多年，几次到他旗下的企业采访，体验生活，受益匪浅。
      
       这位优秀企业家丰富而成功的奋斗经历，为我打开创作视野，我这才发现，决定企业命运的是一大批像《大博弈》中孙和平这样的企业家，是他们带领企业走出了困境，创造出一个个产业奇迹。于是，一个关于中国制造的故事开始在我脑海里酝酿，12年后变成了这部《大博弈》。
      
       电视剧在“枪林弹雨”中开篇，在孙和平卖老鼠药的戏闹中接到了历史重担，有的观众说这可能吗？后面的剧情中，孙和平和杨柳为了争取一个上市指标，展开了明争暗斗。有的观众说，企业上个市，还要跑省里争吗？他们可能不了解那个年代，或者晚生于那个年代。企业兼并、精兵简政、股份制改革、国企转型升级、民企野蛮生长，那个时代，几乎每天都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博弈。我讲的只是其中微小的或者说不为人知的一部分。
      
       关于“中国制造”题材，很多影视剧表现过，也都不错，我是一个不愿意重复自己的作家，当然更不会重复他人的模式。我想尝试一种新的表现工业和改革题材的艺术形式，首要一个就是不走技术派路线，不走悲情路线。感伤情怀、工人困境、工匠精神、劳模奉献、产品升级、技术突破，这当然值得写，但是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因为这是就工业谈工业，我称之为技术派，这些讲一厂、一地、一市产品创新、改造升级，工人无私奉献，是最常见的小叙事角度。而《大博弈》讲的是中国制造在什么基础上、怎么崛起的，我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全世界都拿出最好的企业来上市，我们却是拿出最困难的企业来上市，中国资本市场就是这样起步的。所以，这是一个关于企业家和制造业的故事，又是一个关于资本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我的作品通常规模很大，人物关系复杂，这是我的一贯风格。我喜欢纵横捭阖的感觉，喜欢人物在大的时代舞台上演出荡气回肠的命运大剧。再伟大的理想、再大的舞台，都是人在表演，所以，我努力写出每个人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比如《大博弈》中的孙和平，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他几度寻求跑路不愿担任厂长，勉强出任后又四处卑微找其他企业“讨饭”寻找资金，创业经历“不正经”，博弈过程不按常理，但最终逆袭成功，算得上我笔下男主的一次“转型升级”。《大博弈》中的这些主人公们，只要奋斗过，没有失败者，失败了，他们也是英雄。“中国制造”正是有许许多多孙和平这样的企业家出智出力，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现实主义一定是直面时代大潮而又刻骨铭心的
      
       有人说周梅森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不是纯文学作家。文学没有所谓的纯与不纯，只有诚与不诚。我最初创作的小说，如《沉沦的土地》《大捷》《冷血》《军歌》等等，光看名字就充满冷硬风格，那是很纯很纯的“纯文学”。那时候，我喜欢研究历史，因为那时还没有过于丰富的人生阅历，像《人民的名义》这种作品是写不了的，就从文献资料中寻找素材和灵感，去翻新那些“历史的尘埃掩盖下的故事和人性”。其中的《大捷》等几部小说拍成了电影，那个年代是电影的年代，电视剧根本没有什么存在感。《大捷》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的，导演是吴贻弓父子，这是我与上海影视最初的结缘。
      
       1997年，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当代政治小说《人间正道》。其后仿佛是掘开了一口富产的油井，不可遏止地喷发出直面现实问题的作品，如《中国制造》《我主沉浮》《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及至《人民的名义》等一大批长篇小说和电视剧问世。
      
       从新历史小说大踏步转向现实主义，因为我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充满了深刻的矛盾，一个作家应该尽其所能去记录国家与民族艰难的崛起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中国确确实实在进步。我所有作品的立足点就在这里，在对改革开放充分肯定的基础上谈问题，力求写透中国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
      
       有的作家写作，要体验生活，要采风。我不要，我就在生活中，我的创作来源于我丰富的人生经历，来源于我对生活深刻的观察和了解。从14岁进煤矿，每天穿着深蓝色工作服，在300米深的井下运煤，头顶一层层花岗岩、页岩、火成岩。正是因为这种低基础的生活开端，我对人生无所畏惧，从不害怕失去什么。文学的转换也就自然而然，追着我的生活跑，生活不停下来，我的创作就不会枯竭。
      
       我长期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置身时代的建设之中，我参与的事情特别多，领域也比较广，如炒股，投资，拍电视。我的书桌就放在社会上，放在大地上。反腐作家是别人贴给我的一个标签，我想我的作品是比较客观的，我关注的范围很广，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观众看我的剧，既没有门槛，也有门槛
      
       我创作的小说几乎都改编成了影视剧，而且都播得不错。剧的成功既是影视的胜利，也是文学的胜利，从根本意义上讲，还是文学的胜利。没有文学原创，哪来这么精彩的故事？我们当前的影视剧缺乏原创性，就凭影视界那些桥段、套路和拼拼凑凑出不来好作品。文学绝对不是任何艺术形式的附庸，而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母本、基础，这是我不会改变的一个基本立场。
      
       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编剧，大概在圈子里面也比较少见，写了十几部电视剧，始终牢牢把握着话语权。我想在中国没有编剧敢像我这样做，可以先把剧本做好，合作方觉得合适就做，不合适我就换一家合作，但要拍就老老实实按照我的剧本去拍。当然，我不是一个“霸总”编剧，真的很好合作！我坚持的是文学艺术的部分，如果制片人、导演说得有道理，我会从善如流，毕竟，影视是工业，是资本投入，编剧也要有边界，工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观众看我的剧，既没有门槛，也有门槛。因为是现实主义的，大家感同身受，距离不远，所以谁都可以看明白，没有门槛。但是，因为我的剧人物关系复杂，时代背景宏大，没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历史感知，又不能更好地理解时代人物及其命运，这又是一个门槛。
      
       我非常希望年轻人来看我的剧，读我的小说，提出他们的想法和好的建议。我讲的故事他们或许没经历过，我描述的那个年代或许他们还没有出生，但是，英雄主义，与命运拼搏的斗志、永不言败的进取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需要的，都是年轻人应该具有的底色和亮色。
      
       我希望我的剧能够打动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激励他们向上向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千万不要躺平。朝前走，至少你还有方向，躺下了，必然没有任何未来。青年一代应该做时代的发光体和奔跑者，萤光也能汇成星河。
      
       （作者为著名作家，电视剧《大博弈》原著作者、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