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金华老师回忆南师附中1964-1966期间的教育改革实践

武夷山

       下面这篇回忆文章，梳理了我的中学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1964-1966期间的教育改革实践。读了此文我才知道，我们初中时身背背包徒步200多里到江苏盱眙县马坝公社知青点去劳动锻炼的“壮举”，并非我们这届的首创，老学长们早就开了风气之先。我觉得，此文的内容对于今天的中学教育如何改善仍有教益，故分享此文。

青春是美丽的 第322期（2022.3.19.）

青春是美丽的 2022-03-19 01:00

主编：许祖云（xuzuyun09@163.com）

［校史研究］

袁金华   出生于1936年，南师附中从教20年，曾任南师附中语文教师、语文教研组长、教务处副主任，1972年春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1976年先后调南京二中、南京八中任校长；1983年底调江苏省教育厅任中等教育处处长，1985年任江苏省教育委员会普通教育局副局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基础教育专家组成员，直至退休。

南师附中1964-1966年

“教改”的点滴记忆（下）

               袁金华

                                        二

  南师附中的这场教学改革，很快便受到中央教育部的关注，通过实地考察，据说教育部在全国确定了四所”大改”试点学校。一所是辽宁省的锦州黑山小学，它主要是搞“集中识字”试验，其余3所都是中学。一是北京景山学校，是中宣部直接抓的实验典型，号称“大闹天宫”的试验，从学制、课程设置到教材教法全面改革。中宣部还派了一位领导去当校长，这在当时影响很大，但不准去参观，不能模仿。二是上海的育才中学，这所学校的校长叫段力佩，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老教育家，他亲自抓语文学科的改革，这所中学高中年级每学期的语文课本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让学生学完，然后把中国的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在课堂上师生共同学习，踊跃讨论，教室改为方桌，学生围坐，号称“茶馆式”教学，教师放手让学生争辩，气氛很活跃。第三就是南师附中，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从课堂教学改革入手，课内外学习相结合，形成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局面。为了帮助南师附中开展教学改革，教育部在1964年的秋冬之交，派了中等教育司的司长温克敏同志到附中蹲点调查。温司长吃住在学校，通过召开师生座谈会，随堂听课，观察学生的早锻练、晚自习和各项课外活动，肯定了南师附中学生学得积极主动，教师教得认真放手，认为一种新型的教学关系正在形成。在学校住了一个多月，温司长返回教育部。

   可能是为了帮助南师附中深入推进这场教学改革，也可能是有意识地扩展南师附中教改的经验，1964年秋季省教育厅召集了一批江苏省的知名中学的校长到南师附中帮助指导教改，其中有省常州中学的老校长史绍熙、省苏州高中的副校长许楠英、南京教师进修学院的老院长李子盘等中学教育专家，还有省泰州中字、省盐城中学、江苏师范学院附中、南京二中、九中等20多所中学的领导。在朱之闻副厅长的带领下，这批校长吃住在学校，沿用当时时髦的名称叫“蹲点工作组”，他们随班听课，参加教师和学生的活动，开座谈会，了解各种反应，他们一方面帮助指导南师附中的教学改革，另一方面也随时把附中的经验传达给自己的学校，达到“点面结合”的效果。这个“蹲点工作组”前后存在了将近两年时间，人员虽然有所变换，但参加的学校有增无减，可见省教育厅用心良苦。

  进入1965年之后，南师附中的教改又出现新的变化。这一年的春节，附中的部分年青教师自发组织步行到盱眙县的马坝公社，跟半年前插队在这里的附中高三毕业生，已经成为“知识青年”的校友过“革命化的春节”。这件事得到了校领导和校团委的支持，在新学期开学后向高中学生作了广泛的宣传，激起了广大学生对知青校友们的崇敬之情，一些班级的学生向学校提出要求组织他们去马坝学习插队校友的革命精神，培养吃苦耐劳的毅力，至于是否会耽误文化课程的学习？他们提出把课本带下乡，坚持半天自学，不会受影响的。很快学校领导和“蹲点工作组”同意了这项请求，并确定高中二年级的乙班和丁班作为试点，步行去盱眙马坝。为了不影响学生的课程学习，两个班的任课老师随同学生一道去农村。三月中旬，两班学生和老师在沙尧校长带领下，身背背包高唱革命歌曲，步行出发，渡过长江向着120公里外的马坝公社奔去。这件事，很快在南京引起不小的震动，一些中学的领导纷纷向省市有关部门提出“如何看待南师附中的这件事”？据说，当时分管教育的省委书记彭冲说“沙校长愿意做，就让他们去试试吧”，这个表态，实际上也是一种默许。

  这件事其实在南师附中学校领导内部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校领导同志提出不同的观点：“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丢下书包跑到偏僻的农村去不合适”、“放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不用，一定要步行，这个苦吃得没有必要”等等。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这些不同的意见很快被当作“右倾”观点，受到了批评。也由此开始，南师附中的教学改革中无可回避地夹杂着一些“左”的观念，很难避开当时的政治氛围。到车站码头义务劳动、学习掏粪工人时传祥送肥下乡，校外活动过多，作业量减少，教学质量如何保证？引起了教育厅领导和一些家长的担忧。1965届学生的高考还是成绩显著的，尤其是华罗庚先生到附中讲学，播下了科学的良种，一些同学心向中国科技大学，这一届南师附中考取中科大的学生最多，如果不是受当时“阶级路线”的影响，这一届毕业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会很高的。然而也是这一届毕业学生在升学考试的时候，有几个同学身背毛主席语录进考场，在高考试卷上写下“批判高考制度”的宣言，认为这种考试选拔制度不利于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南师附中的教改究竟如何搞下去，成了当时主持改革的领导的“必答题”了。朱之闻副厅长请来了当时江苏省委的老书记，也是老教育家刘顺元同志给全校教师和蹲点工作组的同志们做了一场报告。他提出了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既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要向实践学习，但以书本学习为主体；学生和教师是平等的，教师也是主体，是帮助学生学习的主体；校内和校外的知识都应该学习，但是应该以校内为主体。这场报告带有拨乱反正的性质，也给南师附中的教改再次调拨了方向，学校领导和蹲点工作组总结回顾了教改的经验和问题，纠正了一些偏差，在1965年暑假开学之后南师附中的教学改革又重新进入正常的轨道。

就在这一年暑假结束前，中央教育部又一次派出了以吕型伟为首的三人“蹲点小组”进驻南师附中。吕型伟同志是一位老教育家，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系，解放初曾做过上海市东中学的校长，后来又调到上海市教育局任领导工作，文革前的1964年调中央教育部筹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他同来的还有张昉和朱典馨同志，都是基础教育方面的专家。他们到来之后就实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参加学习活动”,叫做“三同”，这是当时搞农村“四清”工作做派，当然他们一再声明，不是来南师附中搞“四清”，只是受教育部委派来这里作些调查研究，向基层学校学习。他们到教室听课，参加学生的活动，也经常找学生座谈，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南京的夏天很热，当时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狭小的学生宿舍闷热不堪，他们经常搬个凳子坐在外边，到后半夜才回到床上躺一会儿。就这样他们看到了南师附中的学生和老师在想什么，做什么，为什么学生不断进取，校园里充满奋发向上的活力？吕型伟等同志在附中将近半年之久，临走时吕型伟说:“在教育部就听说你们这里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而且很有争议的教育教学改革，我们想看个究竟，现在应该找到答案了。”

［本刊注］前排左1为袁金华

    1965年秋季开学之后，南师附中的教学改革，减少一些校外活动，着重抓课堂教学的改革，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鼓励学生揭疑问难，提倡探索型教学，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同时保持丰富多采的课外学习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在这种氛围里，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开始了自修大学的教材，尤其是爱好数学的学生开始自学《范氏大代数》、《解析几何》、《线性方程》等内容。还有一些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装收音机，尤其是到无线电原件市场选购零件，动手组装“矿石收音机”，大家一起试听，交流经验。更令人惊讶的是出现了自学第二外语的高中学生，由此可见，学生的学习激情有多么高涨。

    由于学生学习主动性的提高，探索精神的增强，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疑问，阐发见解成了教学的主要特色。也经常出现老师答不了学生的问题而“掛黑板”的场景，在这个时候，老师就会请能解答的同学，甚至是在教室听课的其他老师上台帮助解答。这就出现了一种“教学民主”的气氛，这种民主的学风，使得学生有非常强的参与感。

    在这里我讲一段亲身的经历。好像是在1965年的秋季，我在任教的高三丁班上语文课，教的是一篇毛泽东早年写的《“农村调查”序言》，这篇课文浅显易懂，高中学生学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我想用一节课的时间让学生了解“序言”的一般知识和常用写法。谁知道学生在课堂上读了一遍之后，一位女同学就起身发问:“毛主席当年到农村作调查，找了一些商会会长、钱粮师爷，还有管监牢的狱吏这些人，还说对他们要恭恭敬敬，还要用做小学生的态度来请教，这样做合适吗?他们不是剥削阶层吗？”我当时脑子震了一下，但很快冷静下来，说“我相信有同学能解答这个问题”，很快就有同学站起来说:“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都交待清楚了，商会会长是破了产的，钱粮师爷是失了业的，小狱吏前面有“小”字，说明是很低级的，这些人的经济地位已经改变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所以请他们来座谈，对他们恭恭敬敬一些并没有错啊!”这个回答有理有据，我和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领导和老师们都舒了一口气，以为这个问题完满解决了，因为当时一再强调阶级路线，农村在搞“四清”，城市搞“五反”，这个问题太敏感了。谁知道发问的女同学又站了起来，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刚才同学的解答我也思考过，但是仍然无法解开我的疑问，如果说经济地位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那么现在的地主早就没有地了，富农也不富了，连资本家也通过公私合营成了企业的职工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不是也都改变了吗？可是为什么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呢？还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呢?”这真像爆了个晴天响雷，把我和同学们以及十多位听课的同志震得目瞪口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不要说我们确实回答不了，即使能答出一点，也不敢在课堂上公开表达啊。我只好说这位同学的问题问得很深刻，我现在回答不了，留待以后我们多读一些马列著作，相信会找到答案的。这时坐在后面听课的领导和教师一齐向同学们鼓掌勉励，也表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赞赏。

    为了表示肯定南师附中的教学改革，吕型伟同志回到北京后还向中央教育部的刊物《人民教育》杂志推荐刊登了胡百良、马明、袁金华三人撰写的物理、数学、语文三篇文章，介绍他们搞好学科教学改革的经验，这也表明了教育部对南师附中教学改革的态度。

    进入1966年，随着春天气息的逐渐浓厚，国家的政治空气也变得越来越浓烈，预示着一场急风暴雨即将到来。南师附中的这场教学改革也跟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到来嘎然而止，湮没在文革洪流之中。从1964年春天开始，到1966年夏天为止，南师附中的这场教学改革试验，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

                                    三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首这段往事，又该作出怎样的评价呢？它对我们当今的学校教育是否仍然有着一定的启示呢?  

从文革开始，教育遭受了毁灭性的冲击，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出国留学，教育又恢复了生机活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然而社会对教育的责难也在不断增大，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需要综合治理，但“学校怎么办？”仍然是一个核心问题，是一心为了培养人，为学生的成长发展打基础，还是一切为了提高升学率？南师附中的这段教改往事，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曲折，但始终坚持“培养人”这个大目标，回答了“学校怎样办？”“教师怎样教？”“学生怎样学？”这三个核心问题。

   当年受中央教育部委派到南师附中蹲点调查的吕型伟同志，文革后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教育局的领导工作。2004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专著《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在这本书里他专门列出一个章节，写了“在南京师大附中蹲点”这段令他不能忘却的往事。他说到南师附中的老师非常善于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有些问题老师一时答不上来，就会说:“有人能回答吗？能回答请上来！”如果没有人回答，老师会说“课后我去查资料，再来告诉你们。”他们经常鼓励学生：“能提出老师答不出的问题，说明你们思考有深度。”他说：“这种民主的学风，使学生有着非常强的参与感，在南师附中我真正感受到了一种开明，乐于探索和创新的氛围，这是一种让学生充分展示个性，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这位老教育家，在他的晚年每次和我谈起当年南师附中的这场教学改革都是激动不已。他说，有几次给上海的中学校长作报告都讲到：“你们现在都打出以学生为本的旗号，但似乎都没有达到当年南师大附中的水平。”

  50多年过去，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经历了这场教改的附中的学生。我估算了一下，从1964届在校学生算起，到1968届离校，经历过这场教改的高初中学生大概有2600多名，在他们成长的关键时期，亲身参与了这场中学教育的改革试点，应该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他们后来也经历过文革风暴的折磨，也迎来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无论是顺境逆境，作为当年的“附中人”，母校给他们留下的是什么?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去过农村“插队落户”，不因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而气馁，他们在田间地头、煤油灯下还在读外语，做习题，他们戏说这才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真正的结合”。

  “恢复高考”犹如一声春雷，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他们中的很多人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虽然这场考试对他们来说迟到了十多年，但他们没有放弃这迟来的机会，满怀信心地迈进了大学的校门。还有一些1966届的高三学生令人惊讶地直接报考了大学的研究生，凭借的就是自学的“底气”。我在上文中讲到的在语文课上把我和同学们问得哑口无言的这位女同学钱南秀，就直接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后来又去了世界名校美国的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莱斯大学的终身教授。单就我任教过的这个高三丁班，在改革开放之后，就有5位学生在美国的大学或科研部门工作过，这一届学生后来上大学、读研究生的比例应该是不低的，虽然他们再次上学的时候年龄已经不小了，有的快到“而立之年”，但是他们自强不息，不断攀登的精神令人敬佩。从一些信息中得知，这两千多位学生中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文化工作的应该占的比重较大。有些还成为国内知名大学的校长、科研单位的领军人物，也有不少人凭借着家国情怀、奋斗意志、自学能力，后来成了著名医师、名教师、名画家、名书法家的也大有人在。比如1964届陈霖院士的柘扑性知觉理论获得世界声誉。......进入军界的张海阳上将、范晓光（王可军）中将、周伯荣少将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作出过贡献。几乎家喻户晓的格力电器公司董事长董明珠也是南师附中1967届的初中毕业学生。我不能把学生取得成就的一切功劳都归结到中学教育上来，但是也不能否认中学这段人生奠基的教育在他们今后成长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022年3月16日完稿于镇江

［编读往来］

赵小石（1968届）：

感谢袁金华老师的校史研究回忆。附中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教改，至今已过去一个甲子，这是母校历史上一段不应湮没的岁月。历史值得借鉴，袁老师的记忆文章亲切感人，带出我们少年时在教改中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初中时到栖霞十月人民公社，高中时到江宁陆郎人民公社学农，到新街口三六九饭馆帮厨，在后山校办工厂学工，在丁山一带晚上进行的野外军事活动，下连当兵，在南师农场驻训，边教学边劳动，在校内，自己动手，挖游泳池，挖防空洞，种麦田，参加建校劳动，自主式学习，小小组互帮互学，各种业余爱好兴趣小组…回忆是美好的。少年时期经历的这一切，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集体，心怀天下努力奋斗，自主自立，自学意识和习惯，等等这些的养成，都得益于在附中教改时期度过的少年向青年的迈进期。教改值得回忆，值得研究。建议许老师可辟专栏，吸引经历过教改的校友回忆投稿。袁老师带了个头开了个头，期待他的后续回忆文章。

李望东（1965届）：

以上“教改点滴”写的非常好！我也是那年参加了航海旗语活动，巩固了汉语拼音知识，一生收益！至今用拼音打字是我们同辈人的佼佼者。还有动手做试验，养成了动手能力强的习惯。更大的收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让我们这一届（六五届）毕业生不仅在当年的南京升学率第一，而且下乡支边的热情都非常高昂！真正实现了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信念。我要感谢母校的教师和领导所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