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百花深处”

北京晚报 | 2021年04月20日

　　▌曾子芊

　　编者按

　　第二条战线，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展开。

　　大家也许从《暗算》《风声》《潜伏》《悬崖》等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中，对地下情报工作有些了解：它是伪装的艺术，秘密的战斗，在刀尖上的周旋。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就潜伏着这样一批无畏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那一缕缕激荡在古都上空的红色电波，一条条运输重要物资的补给动脉，一次次在敌人眼皮底下的生命护航……隐蔽的战线上，有智斗的传奇，也遍洒英雄的鲜血。

　　本期京畿红迹探寻4处散落在京城的地下联络点或情报站旧址：由黄浩负责的“百花深处”情报联络点、法国医生贝熙业在京西郊修筑的贝家花园、曾是中共河北省委秘密联络点的刘公馆，还有位于京西妙峰山村庄内的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

　　它们背后串联起来的真实故事，远比荧幕上演绎得更为动人。

　　贝家花园

　　百花深处

　　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

　　刘公馆（纪晓岚故居）

　　红迹56 百花深处

　　李苦禅画中藏情报

　　李苦禅

　　车水马龙的新街口南大街东侧，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其名字颇为诗情画意，引人遐想——它叫“百花深处”。

　　历史上，此处曾是一个美丽的花园，牡丹、藕荷、秋菊、蜡梅四季盛开，引来不少文人墨客赏花、赋诗。不知何时，花园荒芜，建起了民居，雅致的名字却流传至今。到了抗战时期，在百花深处发生的故事，更值得后人书写。

　　北平沦陷后，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北平城内先后设立了一些地下情报站、联络站，百花深处胡同西口的古玩铺“明华斋”就是其一。

　　“为了安全，地下党组织采取‘多头单线’方式，各条线平行，一律不发生横向联系。”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李瑜向记者介绍说，“当时党在北平有多个情报组，明华斋属于黄浩情报联络组中的一个联络点。”

　　黄浩出生于1895年，广东揭阳人。上世纪20年代，黄浩、王佩芝夫妇来到北平，先后创办了一个小诊所和一家挑补绣花厂。由于捐款修缮了新街口基督教堂主办的崇慈小学校舍，黄浩当上了崇慈小学校长和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这两个身份，成为他日后开展地下工作的绝佳掩护。

　　抗战期间，黄浩陆续设立了十几处类似“明华斋”的秘密联络点，构建起一张严密的单线情报网络。明华斋的主要任务是为根据地购买、收集和运输稀缺药品。

　　1939年5月的一个清晨，黄浩收到一张药品需求清单，开具清单的大夫是白求恩，这份“二尺长、五寸宽”的清单上，密密麻麻地写着药品和器材的名称。

　　搞到这些药品器材并不容易。黄浩曾以各种方式与南洋各地侨胞联系，动员他们踊跃捐款、捐药，寄往北平，抗日救国。在北平负责接收这些药品和汇款的是李庆丰同志，他的公开身份是协和医院的宗教交际部主任，他还可以利用工作便利，在医院和家中秘密为八路军制作消毒急救包。另一位刘仁术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平津硝皮厂的老板，他通过特殊渠道也能买到一些药品。

　　每当大包的药品和器材运到黄浩的住所，邻居只当是挑补绣花厂又进了新料。待夜深人静，黄浩夫妇便在灯下将药品和器材打软包或装柳条箱，以便于路上携带。像奎宁粉、磺胺消炎粉、片剂类的药品，适合打软包，可是碰到下雨天就全完了。还是王佩芝想出了办法：用蜡纸和油布，把药品一层一层地包扎起来。王佩芝在83岁时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用浓重的潮汕乡音说：“早先货一上路，哪怕天一阴，我们的心也跟着‘阴’下来；后来想出用蜡纸、油布包扎，就是下多大雨，也不揪心了。”

　　辗转数天后，这批药品就摆到白求恩大夫所在的战地医院药架上了。

　　在黄浩发展的地工人员中，有一位不得不提，他就是近现代书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当时李苦禅所住的西城柳树井胡同2号，是黄浩情报联络组的又一个联络点。

　　“白求恩大夫开了药单，黄浩便通知了平津十几个联络站，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搜集药品，这样不太明显。”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对记者说，那时李苦禅的老朋友罗耀西开了一家耀西医院，也有进药的路子，“父亲当时还真就生了一场病，住在耀西医院，按说病早该好了，可他老不出院，就借机会多开药。”

　　黄浩和李苦禅是怎么认识的？据李燕教授介绍，李苦禅在1919年听了李大钊的演讲后，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此后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他都支持，后来还因为屡次支持、掩护学生们的革命活动而被杭州艺专停聘，愤而返回北平。

　　卢沟桥事变后，未及跟上部队南下的国民党第29军军官袁祥峰辗转躲到了李苦禅家中。当时李苦禅的学生黄奇南经常来看望老师，见袁祥峰想继续打鬼子，便通过伯父黄浩的安排，将袁祥峰秘密护送至冀东抗日根据地。

　　李苦禅也想要去找八路军，通过黄奇南从中联络，与黄浩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后头会面。当时李苦禅已是知名的画家、教授，黄浩派给他的任务是调查日伪汉奸的活动、掩护党的地工人员和爱国人士、向抗日根据地输送爱国青年。

　　据李燕说，李苦禅搜集情报的方式很独特：背着画夹子上街头画速写。“那时北平也不大，车也不多，父亲会观察日寇的卡车往哪开，统计车辆密度，再把了解到的敌人的武器仓库等情况向组织汇报。”有时候，李苦禅会在不同的地方画速写，若将画中地址一一连线，交叉汇聚形成的地点就是情报地址的所在。

　　1939年5月14日黎明时分，李苦禅被日寇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抓捕，他受尽酷刑，不吐一字。日寇在柳树井胡同2号搜不出任何证据，软硬兼施也没有成果，只好把李苦禅释放。“我父亲后来有个习惯，思考问题或看画的时候，右手插着腰，左手总爱啃指甲。”李燕说，“其实是因为大拇指里头有一个很深的疤，一变天就痒痒，隔着指甲又不着。”这个疤，就是当年日本人往李苦禅的大拇指里插竹签留下的。

　　因地下工作的特殊性，新中国成立后，李苦禅和黄浩严守秘密，他俩也再没有见过面。直到2015年，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史料解密，李苦禅的后人才厘清了父亲当年的主要任务和上下左右的关系。李燕对记者感叹道：“我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爱，还有对正义的信仰。”

　　补白

　　石刻见证历史

　　如今西城区南沙沟小区里，楼门前的空地上摆放着一块石刻横匾，上书“趣园·天涯怪客”。据李燕介绍，这块匾是由黄浩亲笔写的，当年刻好后他便将其镶在百花深处，以便前来接头的同志辨识。后来碰到旧城改造，黄浩的女儿黄鹂便把它运到了南沙沟大院，几十年来，她一直保护着这块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

　　非常巧合，李燕和黄鹂在南沙沟大院比邻而居，黄鹂曾告诉李燕：“是我父亲发展了李苦禅先生参加地下抗战工作——他是那时期父亲在文艺界知名人士中发展的唯一地下工作者。”

　　“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组织纪律是相当严格的。”李燕对记者说，当年家中不能留字，朋友来信也必须销毁。“但白石老人的信、送的墨迹、盖的印样，我父亲舍不得毁，启封看过后，又原样送回老师家里。后来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整理白石老人捐献的遗物，才发现了这些信和印样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