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长模式再梳理

■武夷山

（发表于2021年1月7日《中国科学报》）

2020年12月，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拉夫堡大学生物人类学荣誉教授Barry Bogin（巴里·博金，1950年生于美国）的专著Patterns of Human Growth（本文作者译为“人类生长的模式”）第三版。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988年，第二版出版于1999年。本书是“剑桥生物与体质人类学研究”丛书中的一种。本书适合作为人类学中的人类生长专业以及心理学、公共卫生与教育学等专业的教材。

本书对型范着人类生长模式之演化的诸般力量进行了综合，描述了指导着该模式之表达的生物文化因素，交代了调节人类个体发育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分析并阐释人类生长所需的生物数学进路。

博金首先叙述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哲学和生物学原理，然后阐述了人类生命周期的演化。接下来的几章分别探讨了人类生长之群体差异的生理学原因、环境原因和文化原因，还有调节个体发育成长的遗传因素和神经内分泌因素。他采用了大量的历史文化范例来讨论影响着人类生长的社会力量、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情感力量。

第三版新添了一章，讨论了群落效应、战略性生长调节等有争议的概念。然后，博金将所有信息整合进一个真正交互性的关于人类发育的生物文化模型。

博金在“引言”中说，本书旨在对关于人类生长的一些模式（包括进化模式、生理模式、社会—文化模式和数理模式）进行描述和阐释。本书自始至终采用生物文化进路，即试图对人类生物学和文化间的关系之科学探究进行“无缝融合”。

早先的观点将文化看作人类的技术、社会学和意识形态之和。在珍·古道尔对野外黑猩猩观察的鼓舞下，有更多研究人员对其他灵长动物进行了观察。这些观察改变了过去的看法，许多动物物种也具有技术能力和社交能力，它们与人类的差异只是能力大小的差异，而不是种类的差异。

当代的理论家往往专注于行为的正当性。为了证明行为的正当性，人类弄出了意义和目的。目的性似乎是人类物种所独有的。意识形态和目的性包括了一个社会群体的信念、规范和价值观，这些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和学习而代代相传。

博金说：“人类的目的性激发了技术变革，从黑猩猩当锤子用的石块到我此时写下这个句子所用的电脑。目的性使人们登上月球，也使纳粹党杀灭各类群体：1000万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天主教神父、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工会人员、耶和华见证会会员、无政府主义者、波兰人，等等。人类目的性是社会变革的基础，无论社会变革表现为基因决定的黑猩猩的围猎聚会，还是表现为意识形态所定义的采集—狩猎者和农业产业人士。人类目的性为我提供了修改本书的理由，就是要将有关科学事实和我对人类生长之科学文献与人文文献的阐释都尽量更新。”

博金还就书的标题做了解释，“细胞生物学家也许根据一系列基因控制的细胞复制和细胞分裂事件来看待patterns of growth。胚胎学家也许想到的是导致了功能完备的人体之发育的细胞分化与整合。临床医生对patterns of growth（尤其是对期望的或正常的生长之偏离）的解释，则是它证明了患者患有某种病症或出现了其他病理。这些‘模式’概念的每一种在其各自的专业领域也许都具有生物学的理由，都是有用的，但本书讨论的不是这些概念。本书的目的是用一种统一的、整体主义的和人类学的方式来考察人体的生长”。

由上引的一小部分内容可以看出，本书虽是学术著作，但可读性较强，值得期待。

《中国科学报》 (2021-01-07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