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流行病与社会》

武夷山

 

    2019年10月15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发表了英国作家和科学记者Laura Spinney（她2017年发表过关于西班牙大流感的著作）写的书评，

How pandemics shape social evolution（传染病如何型范了社会进化），对耶鲁大学历史学家Frank M. Snowden (弗朗克 M. 斯诺登)的新作Epidemics and Society: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Present（本文作者译为“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当今”。耶鲁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进行了评论。该文写道：

     我们到底要多久才能学到一个教训：不要轻率宣布任何事物的终结？（博主：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是个明显的教训）不过是50年之前，两所著名的美国大学关闭了传染病学系，认为传染病问题已彻底解决。现实情况是什么样呢?欧洲和美国的麻疹及腮腺炎的病例再次增加，新兴传染病以前所未有的速率问世，下一场大流行病的威胁使作为慈善家的比尔.盖茨夜不成寐。

    斯诺登这本书的主题是，传染病影响着社会进化的程度不亚于战争、革命和经济危机。

    本书分析了鼠疫、天花、疟疾、流感、霍乱、痢疾、梅毒、黑死病、SARS、埃博拉等从古至今的多种重大传染病，梳理了历史上总是伴随着传染病的屡见不鲜的种种现象：寻找替罪羊、暴力、群体性歇斯底里、宗教性狂热，等等。但本书对传染病造成的长期性社会、政治和文化后果的论述只能说是猜测性的。

    1832年巴黎遭受霍乱打击的时候----这场传染病最终使1.9万巴黎人丧生----一种阴谋论甚嚣尘上，说是路易.菲利普国王治下的政府派人向水井里投放砷化物，毒死了很多人。谣言传开后，发生了大规模暴乱，警察和军队都遏制不住暴乱之势。对这类事件的组织记忆使当权者对穷人这一“危险阶级”的恐惧愈演愈烈。斯诺登认为，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19世纪中两次最可怖的阶级镇压都发生在巴黎：一次是对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暴力镇压，另一次是对巴黎公社社员的血腥屠戮。

    遗憾的是，本书未讨论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有证据表明，西班牙流感发生后，白人将流感原因归罪到南非黑人身上，从而加快了史上第一次将种族隔离合法化的步骤。斯诺登认为，由于种族隔离限制了黑人获得土地的机会，黑人只能大规模外出打工，不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这又催生了新型的社交行为和性行为。于是，一旦艾滋病来袭，就有点势不可挡。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长大的黑人男子往往推崇一种鼓励性征服和暴力的男子气概；目前，南非的强奸犯罪率之高是全世界数得着的（博主：我的一位朋友在担任驻南非使馆外交官期间，曾亲眼目睹光天化日之下在警察局大门外发生的抢劫案）。雪上加霜的是，南非总统姆贝基自1999年起，接受了美国人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艾滋病并不是HIV病毒引起的。那么，该做的防范没有做，在南非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中，估计约有50万人本来是可以幸免的。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抗击传染病的努力有成功，有失败。斯诺登认为，我们可以从历史吸取的教训是：只有当医生、政治家、制药商、媒体和百姓携手努力时，消灭传染病的努力才更可能奏效。他提醒我们：公共健康必须是最高律法（Salus populi suprema 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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