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间的部分学术杂感

武夷山

1991年5月16日记：

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中西文书刊中的插图做比较研究。

今注：未实现。

6月29日记：

从影响着青年心灵的角度来写中国文学史，就不能单写中国作家的作品，而要把翻译作品包括在内。

不写成文学内史，要写外史，从读者的角度写。

7月8日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未来论述似乎出奇地少。科幻作家、未来学家亚瑟.克拉克在写作中对于过去英文文献中的未来学资料似乎能够信手拈来。

7月11日

浏览《读书》杂志1991年第3期，赵一凡的文章“《围城》的讽喻与掌故”说：

钱钟书早于Edward Said的Traveling Theory之前指出，任何文本或理论，一旦离家外出游荡，必定遭劫变形，投胎转世（transmigration of souls），在异域外邦被翻转领会出另一种或多种“虚涵”之意（polysemy）。

博主：在中国，“情报”、“科学家”之类概念，都是游子也。

该期杂志还有王安忆的文章“写作小说的理想”，文章说：

走上独特性的道路是二十世纪作家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大的不幸。二十世纪是个能源危机的时代，小说的思想部分与物质部分被一代一代作家几乎消耗用尽，剩下的可能性已经很少。二十世纪还是个人主义大发展的时代，作家也成为一种普遍的职业，区别与其他人不同，便成为强烈而适切的要求。作家们绞尽脑汁，要独辟奇径，就好像在地面上圈出自己的领地。......任何无法被人仿效的作家全不以独特性为特征, 他们已高出地面, 使人无法侵略。

博主：做学术研究的，如何超越低层次的竞争，“高出地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