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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4日接受CCTV《创新之路》摄制组采访(三)----谈创业教育
武夷山
2015年9月14日接受了CCTV《创新之路》摄制组采访,用了将近两小时,录了3盘带子。最后,该节目在2016年播出时,只用了我一句话。下面,将采访记的速录稿人为地分成几个主题与大家分享(有微小修订,去掉了口头语,去掉了重复的话,补充了不在面对面现场不易理解的一些内容)。这里是第三部分:谈创业教育。文中的一些数字是摄像机自动记录下的访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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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比如说环境这一块,环境这一块,因为我们有一集是谈创业的,然后两年前当时是这个,就是开始做这个选题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那一集都想,我们那一集主要是想谈创业环境。但是做到现在,我们发现中国创业环境已经很好了。
武:也不能说很好了,我觉得也不能说很好了。在创业方面我谈一点,可能跟(创新)指数没有直接关系。就是说创业,谁也不会天生创业,对不对?那你想,我们很多做父母的,他(们)做不好(父母)也不奇怪,因为我们没有谁事先知道怎么做父母。但是,发达国家还是有一些这种(针对)准家长的、准父母的培训班,对不对?你经过培训跟没有经过培训还是不一样。那有的父母,没有老人指导的话,连给孩子喂奶后需要将孩子抱起来拍一拍、打个嗝都不懂,对不对?还是需要这样(的指导)。
同样,你现在对创新这么重视,我们的国家创新培训怎么样?创业培训怎么样?我们现在比较重视大学,里面有面向大学生的(创业)培训,但面向全民的呢?没有啊。我们一般的一个百姓自己开一个商店这也是创业,哪个给他培训了?然后,除了开商店之外,一般的百姓有其他什么创业方式?
在美国就做得很好,因为我曾经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两任科技外交官,我到他们的创业培训班去看过。那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小企业管理局SBA。美国(联邦政府)跟中国比是一个小政府了,它没有中国那么多部,但是它有一个小企业管理局,因为它对小企业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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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很多经验性的数据都表明,小企业的创新最活跃。(对于)很多大企业,我有一个创新,但我现在也不用,因为我现有产品能卖出钱,我干吗把新的产品推出来?小企业不行,我必须推出新产品,我不推出来(新产品)怎么和大企业竞争?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小企业最活跃。
那么大量的小企业诞生了,然后大量小企业又会灭亡,对不对?但是,他们那儿创业的热情一直很高涨,美国大学生的创业率百分比我现在记不清了,是中国的好多好多倍。中国再怎么样宣传,大学生的创业率还是不行。
然后我说面向普通百姓的,那小企业局他们有经费,就让美国的很多社区学院(搞培训),两年制的,跟中国的大专有点像。它也不一定让麻省理工学院做这样的事情,就是通过社区学院,本身就是接地气的,它的地理位置也是跟百姓靠得比较近的,就让他们来办这个创业教育。
我就看过这样的班,一分钱都不要,任何人想听就去听。我去的那一次,听的人也不多,听众也不到5个,但老师一样讲得很认真。他从基本的讲起,你要办个公司,从法律上来说最基本的你要做哪些事情?以后可能慢慢地(讲更多内容),商业计划书怎么写?怎么样找合作伙伴?怎么样找投资?它(美国)创业做得那么好,它是有这样的基础工作做到那儿的,它的创业教育是扎扎实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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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边,没有看到有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创业教育,我没看到,(当然)我不能说没有。我看到的,一个是面向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一个是面向已经创业的人,已经是老板了,怎么样给他提高?放在创业教育的名下,其实是管理技能的提升。但是,创业教育应该是第一步,怎么样把公司办起来,这是最重要的。
现在各方面的什么,就是办公司的那种什么开办费啊这些方面的东西比过去好多了,然后还有各种推动措施,什么免税什么的,但是创业培训没跟上。
记者:那我们比如说创新指数里面这个创新环境,它也涵概了创业环境是吗?
武:这里面有一个,它怎么表达的我记不清了,表示企业感受到的那种各种规章,政府的各种规制什么的,对它们造成的那种不方便的程度,就是这个意思,有这么一条。但是,我们的创业环境里面的这个指标,不是用中国自己的数据,是借国外的一个现成的(数据),把它们拿来用的。因为我们自己再做(调研)的话,精力也不够。
记者:没关系我们可以说报告,我们说报告外都可以。创新环境这一块您刚才说到的,企业感受到政府规章,各样对他们不方便的程度,这个在报告里反映的是什么?
武:我可以拿书翻开来说,有一条是这个,它的名称就叫政府规章对企业的负担影响,指政府发布的行政要求(准许、规定、报告等)给企业带来的负担。那比如以前你办个企业,至少注册费得多少多少万,对吧?那一般人这么多我拿不出来,我小本企业,我拿不出这么多钱,这不就是负担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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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包括什么有些是该有的,该有的,但是你是用提供服务的方式去做呢,你还是这种管制的方式去做呢?对吧?你一个餐馆当然要卫生许可证,那你看看过去,有几个是用服务的方式去做的?对吧?它卫生搞得不好,我怎么样给它提建议?怎么样给它帮忙把卫生搞好?还是说找一个碴,你卫生条件不好我就摘你的牌子,你让我吃一顿我就说“OK”。这个指标指的是这样的含义。
记者:比如说这个指标就在我们近几年的报告中,它有什么样的?
武:进步,还是在进步。然后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和反垄断政策的效果,都在进步。
记者:从出第一份报告,2010年的创新指数报告,对吧?
武:是2011年颁布的,是2010的数据,对。
记者:2010的,到现在2014的创新指数报告,就是中国在哪些指标上有比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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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我前面已经提了一下,就是在创新绩效和知识创造,这两方面的进步比较大。跟5年前比都提升了13位。
记者:那具体的二级指标有哪些表现的特别突出?
武:二级指标比较突出的,一个是研发经费这方面了,因为我们现在研发经费2013年超过了日本,世界第二了,仅次于美国了。仅次于美国,然后我们研发经费的强度,就是研发经费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也第一次超过了2%。
记者: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中国的变化,那背后会说明什么?
武:就是从上到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大家逐渐地都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是虚的,真的是重要。就是要抓创新驱动发展,必须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这两年的情况,现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了,在前几年那个经济形势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你看地方政府对研发投入的热情非常高,非常高。
然后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科技部这边领导到地方调研,过去很多年,各省的科技厅没有什么地位的,都是经济部门比较横,然后就变了。把创新驱动发展这个大的方针提出来之后,这个变化是很大的,真正的是地方政府也重视起(科技创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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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在地方政府在重视这些,然后我们也有这样的区域的分析报告是吧?那您能具体谈一下,比如说中国创新热点的地区大概有哪几个,然后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色。
武:这方面我事先没有准备,不算太熟,我就根据我一般的印象说一下。总的来说,一个还是沿海地区,本来就是经济基础比较好的,现在在创新驱动方面也还做得不错。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只有经济实力比较好了,你才有钱去做研发投资,对吧?然后你研发投资做得好才能对这个经济转型起到这样的帮助,它是互为因果关系的。
因此,当初的那个基础就比较重要,那么现在比较典型的像北京、江苏、浙江、广东,我们现在有“地方科技进步监测”,或者说,把这个国家创新指数的相关指标用到区域内去评一评,名列前茅的也主要是这几个(省区)。
记者:北京在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武:北京是这样,我个人觉得,北京在中国的地位有一点像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仍然是第一,但是相对实力在下降,我个人认为是这样。我们从很多指标能看出来这一点,比如说现在北京的论文总量是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几。在多年前的话,这个比例肯定是要更高。
那么现在按习主席的提法,就是上海市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对吧?北京要建成中国国家科技创新中心,这提法是不一样的。上海那边、北京这边也分别(有人)到我们战略院,也有人来咨询,有的请我们去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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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北京市科协下面有一个科技委员会,他们承接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委委托的一个项目,就是研究北京,研究这个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他们)也请我去做过一个报告。我在给他们分析的时候,也谈了这样的观点。北京跟上海比的话,它开放性明显不够。还不一定是指对国际的开放程度,从心态的开放性也不够。
比如说,不是现在,若干年前,北京市领导就曾经强调“成果落地”。他说我们北京有这么多大学,这么多科研院所,你们的成果转移转化都跑到广东去了,都跑到长三角去了,怎么不在我们这落地?他们就不高兴。
北京市跟有些什么大学共建,北京是支持这些大学经费的。北京市就提要求,你们成果要首先在我们这落地。但是人家搞成果转化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在北京落地?你这环境不好。他发现,到了广东之后,到了江苏,到了浙江,就特别顺,对吧?这边就不顺,这儿一点障碍,那儿一点障碍,那这样你就不行了。
所以你现在北京有那么多大学,你有那么多科研院所,你创新链前边的这些指标(不错),你有很多论文,你有很多专利,但是你一看产业化这方面跟江苏、广东、浙江比就比不上了。中关村还不错,但是北京市只有中关村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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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你怎么看中关村在北京创新甚至中国创新中的位置?
武:中关村开始得比较早,就是在中国起了一个带头羊的作用。但是现在各地(发展很快),有的它不叫什么高新技术开发区,有的叫科技城,对吧?像嘉兴也建了一个科技城,他们的口号叫“红船精神”还是什么的。嘉兴本身科技基础很弱,它那儿也没什么大学,也没什么像样的科研院所。但是嘉兴科技城建了十年左右,他们按土地面积平均的,每平方米产生的产值,可以和中关村媲美。进步是飞速的。
它主要的做法:我引进团队,我引进人才,请清华在我们这建个研究院,诸如此类的措施。所以,在下一步的发展中,中关村是不是(能)永远一直领先?不好说。因为你要吸引人才的话,你得实实在在地做,你不是放在口头上面的。不是说,我给你钱就行了,有很多比钱更加重要。
我认识曾经当过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的一个姓夏的老师(注:夏颖奇),他已经退休了,我请他到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做过报告,他就举过这样的例子。(有个)夫妻俩都是新加坡的,到中关村来参加一个什么项目,然后做完就打算回国。
女的正怀着孕,然后由于什么事情,返回新加坡的时间比原先计划的要晚,然后医生说,你现在这个状态最好别(乘飞机)回去,就在北京生了吧,万一在飞机上出事呢,对吧。她就听了这个话了。生完之后要回去,就要给孩子办一个算是护照的证件,婴儿也得需要个证件,结果就办不了。因为她没有入新加坡国籍,算你超生,你超生还想办证?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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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姓夏的老师帮了多少忙,替他们奔走。本来这是个意外,人家本来打算回新加坡生(孩子)的,人家是给你帮忙,来贡献才智的,结果落这么一个下场。这种事太多了,这不是一个个例,这种事太多了。你给我这么多钱,但是我孩子以后入不了北京的小学,这怎么弄?北京对人才的这种照顾程度、关怀程度,比别的地方差远了。
记者:是,真的是这样。其实北京真的很具有先天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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