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英国学者讨论智慧

武夷山

    Futures（未来学）杂志2019年总第108卷发表了四位英国学者的文章，We need to talk (more wisely) about wisdom: A set of conversations about wisdom, science, and futures（我们需要更明智地讨论智慧：关于智慧、科学与未来的一组谈话）。这篇文章很特别，先是四位学者分别谈看法，再两人一组评论另外两人的看法。作者Rafael Ramirez来自牛津大学萨伊德商学院，Jerry Ravetz（非常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来自牛津大学科学、创新与社会研究所， Bill Sharpe来自国际未来学论坛，Leila Varley来自Scenarios Architecture（景观构建建筑事务所）。下面摘要介绍本文“结论”的部分内容。

    我们对智慧的需求，未来与过去是同样迫切的。那么，什么样的智慧适合未来呢？

    我们发现，我们继承下来的“智慧”，指的是在特定领域或所有领域中知识的升华，可能再加上经验与技艺。智慧与“意义构建”相联系，即用知识填补空白，用直觉将未知变为已知。智慧是由行动和决策来证明的，只有到了未来才能对智慧做出有意义的评价。现在，既然我们发现知识存量已经太大，太多样化，涉及太多层次，与语境和不确定性的关联太紧密，所以是不易获得掌握的，那么我们似乎就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据以评价什么类型的智慧才能帮助我们将庞大的知识体系利用好。在前文的谈话和分析中，我们也将智慧与另外几个概念相联系：综合，谦卑，后果意识，不确定性，直觉，风险与决策承担。

    我们继承下来的智慧观念得有何种变化才适合于实现未来的智慧呢？形式与内容都得变。

    首先，我们应重新思考该问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在缺乏简单可靠的答案的情况下，我们应重新思考该期待什么样的答案。这里需要的探究与长期渗透学术的“问题-答案”辩证法是不一样的。

    至于问题，除了与特定技能相联系的各种实践智慧外，一般性的智慧是与关于美好人生的提问相联系的：人生怎样才算好？至少要比现在的状况更好。过去，该任务主要与个体相关，个体享有足够的闲暇和安全时才会追求美好人生。现在以至未来，当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下去都成问题，当文明甚至地球能否持续下去都成问题的时候，智慧的任务就上升到社会层次和超社会层次了，这个任务也更复杂了，更微妙了，如若我们考虑在哪个层次上讲智慧、为着谁而讲智慧的话。

    人们曾以为，科学发展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好，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现在，科学自身在很多方面都出了问题，因此，需要智慧出马才能使科学获得有效安全的布署。

    在设计行动的时候，一项关键的任务就是创立和使用清晰的描述信息（descriptor），它们往往表达为量值。没有这些信息，决策就是一笔糊涂账，但智慧的行动一定要提防一种情况：在存在量化数据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将模型当成现实，选择一些可建模的问题来解决，它们并不是该解决的重大问题。

    这类错误在处理复杂系统的学科中已经相当普遍，更糟糕的是，人们很难撼动现状。

    在后常态科学的情况下，科学演示必须辅以利益相关者对话；最好要从未来的视角看问题，而不是仅仅基于用过去的事实建成的大厦。场景规划和无畏而高质量的谈话是满足这一新需求的方式之一。

    旧的真理标准正在让位于比较现实的、仍可加以辩论的质量标准。不是靠事实来解决争端，而是靠多种场景来帮助参与者增强其想象力和同情心，以构想出更大胆的、有可能实施的行动路径。这样，我们才能摆脱现在锁定了的路径，此路径无疑会毒化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