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49年

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10月08日        版次： 33     作者：

1949年，妈妈、姥姥、妹妹和我。

    ▌李英男

    李立三和李莎之女李英男出生在一个独特的中俄家庭中，近日她所著的《红莓花儿开——相簿里的家国情缘》以口述故事的形式，回顾了一个跨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其中蕴含了几代人对家国往事的深情回眸，还原了一段真实且鲜为人知的峥嵘岁月。

    1949年北平解放以后，恢复了原名北京，我们家从哈尔滨动身搬到了这座古都。记得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从老北京火车站走出来，坐上汽车，沿着黑黑的道路往前驶去，不久就到了离火车站不远的东交民巷，住进了里面的一个饭店。这个饭店的名字还是很老的，叫六国饭店。我们在那里安顿下来，住了一段时间，大概过了一两个月，又搬到香山去了。

    住在香山的那几个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父亲借着我们家住在香山的机会，把妈妈介绍给各位老同志，让他们也能见见我妈妈。在此之前，他已经跟很多人讲过他和妈妈的婚姻故事，还有妈妈在苏联怎么支持他、帮助他的故事，现在他就决定带妈妈去见毛主席。那天妈妈把我也拉过去了。毛主席当时住在双清别墅，这个地方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因为是毛主席的故居之一，对外开放。后来我们和妈妈又去过好几次，妈妈每次都要回味当年的情景。

    1949年的那一天，我们走进双清别墅，穿过院子进到屋里。这栋房子没有多大的门厅，我们迈过门槛，就直接进到客厅里了。客厅的摆设很简单，其实当时几位领导人住的地方都是很简朴的，用的都是一些老家具。毛主席的客厅也只有一个老式大沙发、一个小沙发、一个简陋的茶几。我觉得当时的别墅屋顶并不太高，似乎比现在的显得更矮一些。我们一家三口在沙发上就座，等了片刻，毛主席就从自己的屋里走了出来。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多次听到大人讲过，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而且在哈尔滨的时候，爸爸的办公室里就摆着一幅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照片，那就是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一起的照片，所以毛主席一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他还是跟照片上一模一样的装扮，好像穿的还是很厚的衣服，上身是个棉服，只是没戴帽子。我觉得他个头特别高，又可能因为穿得厚实，不但是高，而且还显得很魁梧。毛主席走了过来，爸爸妈妈就跟他握手，爸爸向毛主席介绍了妈妈。后来妈妈回忆说，毛主席和她握手的时候，很热情，连着说了几句：“好同志、好同志。”后来谈了些什么话，我就听不懂了，也记不得了，但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们在香山住了一夏天，然后就搬到城里去了。对老北京我也有一点印象。当时的北京基本上都是一些灰砖砌成的平房，窄窄的胡同，真正意义上的马路并不多，两旁的人行道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北京传统建筑也有吸引我的地方，我跟着大人坐汽车，在北京街道上行走的时候，很喜欢往两边看看，因为满街都是一些小商铺和手工作坊，里面的人们都忙活着做各种各样的活计。一些商铺的门面装饰得很有意思，上面是用木雕或石膏等材料做成的神话人物，穿着古装或盔甲，还有狮子、龙、麒麟等奇妙的动物。我在哈尔滨没见过，觉得很新奇。印象深刻的还有王府井，当时这是北京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有霓虹灯广告，不像现在这么多，但是也觉得挺好玩的。比如，有霓虹灯广告在那里推销名牌墨水，可能是给派克笔专用的美国墨水。只见巨大的墨水瓶倾斜着，瓶里的墨水滴答滴答地往下掉，看得我目瞪口呆。后来才明白，这种效果都是由霓虹灯组成的灯光形象。北京因为多年没有人好好管理和整治，有很多地方又脏又乱。解放军进京以后，着手进行清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动用了很多的工人，在中南海、北海清理湖里的淤泥和杂草，挖出来堆在湖边，真是像小山似的。经过清理以后，湖水就变得清澈了，没有臭味了。1949年秋天的北京，逐步变得干净整洁起来，有些地方被装扮得焕然一新。中南海的新华门挂上了大红灯笼，还竖起了很多的红旗、彩旗，很有节日气氛。这是为什么？我还不太懂，后来才知道，这时候北京正在准备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且北京又重新被定为全国的首都了。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日，在头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到了北京饭店。我们是临时在那儿借住，用了两间房，包括我姥姥、奶奶，还有其他家人都住进去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所以父亲希望家人，哪怕是六岁的我和两岁的妹妹，虽然去不了天安门，也能在近处体会一下这隆重的气氛。我们住的房间临近长安街，记得10月1日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大人都起来了，我们也跟着起来了，跑到窗前往外看，隐隐约约看到有很多人蹲在长安街路边。我姥姥刚从莫斯科过来，年事已高，眼睛又不太好，看得模模糊糊，她就问我妈妈：“这是什么呀？这些小黑墩是什么呀？” 妈妈说：“你没看明白，这是解放军战士们在那里，他们就这样蹲着过了夜，准备参加今天的检阅活动。”这一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亮了以后，解放军战士都听从口令起立，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候重大时刻的到来。长安街的路灯杆上都挂上了很大的广播喇叭。在一片静默中，喇叭响了起来，传来了非常洪亮的声音，带着浓厚的湖南口音。湖南口音我能辨认出来，但听不懂讲的是什么。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整个长安街格外寂静，人们都屏住呼吸在倾听喇叭里的声音，让我这个还不懂事的孩子也感觉到这一时刻的庄严。的确，这正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而后，解放军战士排着队开始由东往西齐步行进，我们站在窗前，一直看下去。解放军的步兵队伍通过后，就有骑兵队伍骑着马也奔向天安门接受检阅。最后还有装甲车和小型坦克隆隆地驶进长安街。这些装甲车、坦克车其实都是日式的，是在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景象。

    那天我妈妈陪同苏联代表团在观礼台上目睹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隆重时刻。那时候中苏关系正处于微妙的转折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宣布成立之前，苏联还没有派驻正式的外交使节，也没有派来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的是苏联作家代表团，也就是文化使者。代表团的阵容是很有分量的，由苏联最著名的两位作家带队，一位是法捷耶夫，就是《青年近卫军》的作者；一位是西蒙诺夫，也是很有名的，不少中国人都读过他的《日日夜夜》。妈妈能够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礼台和外国代表团在一起，见证这一伟大的时刻，当然感到很荣耀、很幸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苏联正式宣布断绝和国民党政府的所有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也就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的第一个国家。（文章选自《红莓花儿开：相簿里的家国情缘》，有删减）

    李英男：著名教授、翻译家。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北外俄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