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科学论文影响力的贡献

武夷山

    前不久，挪威学者Mahmood Khosrowjerdi和今年刚刚获得普赖斯奖的德国科学计量学家Lutz Bornmann在ArXiv预印本文库发表合著文章， Is culture a contributing factor of strong science? （文化是强科学的贡献因素吗）。原文见https://arxiv.org/ftp/arxiv/papers/1909/1909.04521.pdf。

    该文以53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采用了三个数据库的数据：一是Hofstede的民族文化数据，二是不同国家的外来移民占总人口的份额，三是引用影响力数据。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文化的四个维度（个人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放纵）的分值与一个国家的科学影响力指标有显著的统计相关性。个人主义、放纵这两个维度与科学影响力正相关，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这两个维度与科学影响力负相关。

    第一个数据库包括约100个国家的数据，给出了每个国家在6个文化维度（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权力距离是大还是小、不确定性回避的程度是高还是低、自我放纵还是自我约束、男性化还是女性化、短期导向还是长期导向）上的分值（0-100分）。这些数据对于学者是免费提供的。

    第二个数据库是Lutz Bornmann的工作单位——德国马普学会根据科睿唯安的Web of Science改制的数据库，统计各国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有多大比例能进入前1%和前10%的高被引论文行列（只统计研究论文和综述评论文章两类）。在确定各国高被引论文数时，对于合著文章采用分数统计法。比如三个国家的作者共同完成了一篇进入高被引论文行列的文章，每个国家算三分之一篇。

    第三种数据，移民数量占总人口的份额，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该部门拥有233个国家1990-2017年的移民份额数据。

    本文的发现对于不同门槛值是稳健的。比如，无论对于2010年至少发表了500篇、750篇还是1000篇论文的国家（分别有53个、48个和47个），无论用高被引的前1%还是前10%来反映论文影响力，结论都成立。另外，由于一个国家不同文化维度的分值也许受到外来移民的影响，本文还将国家开放度（用移民份额作为替代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了分析。

    具体说来，个人主义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拥有扁平文化或权力距离小的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更可能产出高引用影响力的论文。

    该文的图1表明，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其前10%高被引论文占其论文总量的比例普遍较小。属于这类的包括大多数亚洲国家（新加坡和以色列是例外）、非洲国家和南美国家。

    在属于本文样本的亚洲国家中，只有以色列是权力距离较小的国家，其高影响力论文占比较高，故处于图1的左上方。

    新加坡也是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但其高被引论文的占比较高，这个例外可从三方面加以解释。首先，根据Wagner and Jonkers（2017）的开放性指数（用向外移民、接受移民和合著论文几个指标来反映），新加坡是世界上开放度第二高的国家。其次，根据自然指数2019的“学术联系度”指标（用合著论文来反映），新加坡是世界上学术联系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三，根据Florida 等学者2011年的全球创意指数（用创意的三大驱动因素——技术、人才和宽容度来反映），新加坡是亚洲创意指数最高的国家。

    作者最后指出，本文可能存在一些局限，其结论需要谨慎对待。

    首先，本文结论是基于总体数据的分析。但是，应避免根据总体数据来推论个体层次情形的做法。

    其次，本文依据的Hofstede的文化维度量化分值也是受到很多批评的，因为Hofstede的做法实质上是将文化看作静态的东西。全球化进程对各国文化都发生着影响，所以研究民族文化的静态进路可能是成问题的。

    第三，本文指出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

    第四，尽管本文发现文化维度与引用影响力之间是显著相关的，但不能根据这些发现去指导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