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思念

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9月04日        版次： 33     作者：胡健

胡可：     剧作家。曾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清明节》、《戎冠秀》、《枪》、《喜相逢》、《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槐树庄》等。

    ▌胡健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本版刊发由一对抗战老八路、著名剧作家胡可和著名表演艺术家胡朋（已故）夫妇的女儿作家胡健撰写的父母的初心故事。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6岁的胡可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他用手中的笔宣传抗日、讴歌英雄、鼓舞士气。如今，98岁的老战士胡可回忆历史，更加思念他的战友和亲人——

    父亲胡可今年98岁，高寿而健康。这个年龄是个被外人羡慕赞美的年纪，但是在这个特殊的人生阶段里，虽然每天有亲人在身边，姐姐和我每天轮流陪他，但老人的苦恼也被我们做女儿的所深深体察。那就是他对老战友老朋友的思念。思念，思念，思念绵绵不绝。

    七月初，父亲要去看望百岁老友、剧作家杜烽，杜烽的话剧《李国瑞》、《决胜千里》都曾被北京人艺演出，这在军旅作家中是少有的中签率。然而，杜烽已经失智多年。杜烽的女儿杜丽劝阻说，天气这么热，就别让胡可叔叔来了。不，父亲一定要去，即使杜烽不认得他了。他说：“我一定要去看他。我们俩是七十多年的好朋友，互相间一个眼神，就都明白对方的意思……”

    这样的心灵默契，还存在于他与我的母亲胡朋之间。他们是战友，夫妻，朋友。母亲去世前的几年里，他们每天午睡以后，就坐在一起聊天，从下午三点聊到吃晚饭，常常聊得开怀大笑。既成了习惯就很难改变。在母亲去世以后大半年的时间里，父亲天天这个时候坐在沙发里出神，身边故人何在，心事知与谁说？

    1937年，父亲16岁。7月里他从济南到北京求学，恰遇“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的高头大马进了北京城。他便追随哥哥参加了“平郊游击队”，开启了他动荡而丰富的一生。一年后，从游击队加入了八路军，他因为年龄小，被送到抗日军政学校学习，毕业以后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半年后，我的母亲胡朋也被分配到剧社。抗日战争前期，敌后根据地戏剧活动发展得很快。我的父亲母亲这些来自大中城市接触过话剧的年轻知识分子，在剧社里都成了演戏的骨干。有人说，话剧演员只需要三个条件：五官端正，口齿清楚，脸皮稍厚。话虽刻薄，却是实情。

    父亲说，和母亲相见之时，并无一见钟情的感觉，只是父亲渐渐发觉这位年纪轻轻就主动演老太婆的女同志不但工作积极，而且经历传奇，她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竟是三次突围，两次负伤，跳崖、滚坡、住院，大难不死。

    母亲第一次负伤，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寇进攻的重点转向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敌后处于频繁的“扫荡”与反“扫荡”之中。1942年春节期间，抗敌剧社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的日本朋友一起，到平山县接敌区进行活动。日本朋友向敌炮楼喊话，散发传单，其他同志则在集市上进行小型演出。母亲胡朋所在的那个队，在一次演出过后连夜转移到一个叫做神岗头的村庄。这个村庄距敌据点不远，被汉奸告密，遭到敌人奔袭。突围中一位女同志方壁牺牲，崔品之同志被俘后遭杀害，杜烽等三同志跳崖摔伤，母亲胡朋左脚受枪伤，被张永康同志搀扶着跳崖。回到后方休整后，在白求恩医院，发现子弹在她错综复杂的脚骨中间穿行后留下，居然没有击碎任何一块骨头。是印度籍的柯棣华大夫为她治疗，亲自上山采集中药，煮药汤为她泡脚，亲自为她按摩，终使母亲没有落下残疾。

    1943年秋冬，在冀西山区，敌寇又开始了持续三个月之久的残酷“扫荡”。这一地区是晋察冀军区机关的驻地，也是抗敌剧社居住和经常活动的地域。11月30日，抗敌剧社经过一夜疲劳行军，拂晓遭到敌寇包围。母亲胡朋和刘钧同志负责的那个组在突围中，有吴畏、安玉海、李心广、陈雨然四位同志牺牲，孙玉雷同志重伤，母亲胡朋从山上滚下来幸免于难，刘钧、林明（女）同志被俘，又于押解途中逃回，全组一共九人伤亡过半。母亲胡朋作为这个组的共同带队者，多年来一直感到深深的内疚不安。

    父亲和母亲虽然都是抗敌剧社的成员，但相互深入了解的机会并不多。直到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召开英模大会，会上有一位穿着带补丁粗布棉袄的老大娘的发言吸引了每一个到会的人。她站在讲台上，像拉家常那样叙述了自己在这场反“扫荡”中掩护八路军病号和抢救八路军伤员的经过。她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社领导当即决定以戎冠秀的事迹为内容编成话剧上演，并确定由父亲胡可承担这一任务，由胡朋来扮演剧中戎冠秀一角。组织上还让他们俩在“群英会”结束后陪伴戎冠秀返回她的家乡下盘松村，并在那里继续进行访问以补充材料。回到村子当天，母亲胡朋就跟戎冠秀像母女般住在了一起，父亲就开始了对戎冠秀一家人和周围人们的紧张访问，并在小油灯前开始了《戎冠秀》剧本的创作。

    在共同完成创作任务的过程中，他们更有了表达感情的机会。当然也有传说，是戎妈妈为他们挑明了灯芯。

    回到驻地，他们两人除了排戏、演戏、开会，也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比如一起到炭灰铺背煤，到马驹石背布，或两人带着镰刀绳索到附近山上去割茅草。母亲胡朋除了演戏，还要为两个戏担任服装师工作，常常日夜不睡两眼熬红。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母亲已经像妻子那样关心着父亲的生活，为他缝棉衣、拆洗棉被。1944年的中秋，明月照得沙滩一片光洁，他们二人心静如水，在村外的河滩上漫步谈心。有父亲的一首诗为证：“心静云天阔，情深月色浓。斗争常与共，一世可为朋。”

    父亲是剧作家，他的话剧和电影作品包括《战斗里成长》、《槐树庄》、《战线南移》等，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一定的影响。因此，是他的写作习惯救了他。父亲晚年一直在不断地写回忆录，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战友们的事迹一一写出来，有义务把抗日战争的经历与读者分享。他写抗战中的革命戏剧，写冀中子弟兵，写朝鲜战场的残酷斗争，写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战友；写啊写，不停地写……母亲去世至今15年，父亲不但为她印了画册，还为她出版了自传《明灯照耀一生：胡朋自述》（中国电影出版社），不久，他写的《相伴一生》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在我看来，写回忆录显然是父亲排解思念的方法之一，也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

    母亲于1958年从北京电影制片厂回到军队，在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担任导演，受衔上校，并非传说中的开国上校。她在《烈火中永生》中饰演的双枪老太婆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2004年12月28日晚，母亲不幸逝世，终年88岁。她走得很突然，白天有轻微感冒症状，没吃午饭；晚饭时好转，进食如常。饭后觉身体乏力，开始呕吐。没有来得及送医院即呼唤不应，心脏停跳。我是晚饭后赶到家的，为没有及时察觉母亲的病情而懊悔不已。赶来的120医生劝我说：这个年纪的老人心梗，即使在医院也不一定能救过来。

    父亲冲到床边，反复问，问我，问自己：“就这么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就这么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大河决堤般的悲伤笼罩着父亲，令他不能自持地当众落泪，嚎啕痛哭。60年的相伴相守，被突如其来的诀别时的匆匆脚步所阻断，从此阴阳两隔，空余思念。

    十五年过去了。渐渐的，父亲开始习惯与思念做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