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严修

武夷山

    2019年3月21日的《北京晚报》发表了题为“严修：追求实学，不务虚文”的文章，使我想起我在2009年4月30日发表的博文“近代教育家严修的人生观察”：

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1860－1929）在中年时发出感慨：

“好争者必不直，好盟者必不信，好怒者必不威，好察者必不智，好服药者必不寿，好著书者必不通。”

出处：http://www.eywedu.com/Dushu/dush2005/dush20051119.html

博主：我只想说说最后一句。当然，并非每个著书者都“不通”，但是，如果纯粹是为了出名，纯粹是为了评职称或其他功利性目标而写书（或攒书、译书），不管懂不懂都硬写、硬抄、硬译，那肯定“必不通”。

多年前，我参加某研究生的预答辩，此生PPT的某一页引用了别人的数据，是一个柱状图。我请此生解释一下柱状图的含义，则其人良久无言以对。也就是说，此生引用了根本未看懂的东西。像这样的学生如果以后去编书，就难免“不通”。

也是多年前，我参加《科学时报》组织的年度性优秀科普图书推荐活动时，发现了某著名大学的两位译者合译的一本著作，该书开篇第一页首先引用了法国17世纪科学家、思想家帕斯卡《思想录》（法文原文是Les Pensees，不过中译本并未附原文）中的一句名言。可以断定，在原书中这句名言的下一行标示出了作者与书名：“Pascal，Les Pensees”，即“帕斯卡，《思想录》”，而我们的两位可爱的译者则把它整个翻译成了一个人名：“帕斯卡尔. 勒. 彭斯”。您看看, “通”到什么程度了。这样“通”的译著，市面上多如牛毛。

我不是说，千万不能著书译书，但拜托了，千万别率尔操觚。

《北京晚报》的文章转贴如下（文中的黑体字是我标注的）：

90年前，被称为“旧世纪一代完人”的他悄悄告别人间

严修：追求实学，不务虚文

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3月21日   版次： 39    

    ▌蔡辉

    “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躬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而在功利主义横行中国之时，若严氏者，实不失为一鲁殿灵光，足以风示末俗。严氏其足为旧世纪人物之最后模型乎！在吾人理想的新人物未曾出现以前，对此老成典型，自不能无恋恋之私，有心世道者，或将与吾人同抱憾欤？”

    这是1929年3月16日，天津《大公报》社论《悼严范孙先生》中的文字，传说出自“报界宗师”张季鸾之手。

    文中的严氏，即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因创办南开大学，被尊为“南开校父”。严修参与了近现代史的诸多重大事件，却能洁身自好，始终保持独立人格，身后备极哀荣。

    1950年9月，在南开师生小范围聚会中，周恩来说：“严修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

    关于严修去世日期，长期存争议，有3月14日、3月15日和3月23日三种说法。

    据学者陈鑫考证：3月23日是张伯苓发来唁电的时间，当时张正在美国，故得到消息较晚。严修墓碑上标注的去世时间是3月15日，其实严逝于3月14日晚11点，按旧计时法，属翌日子时，故讣告上误写成“家主严老太爷于阳历三月十五日子时逝世”。

    恰逢严修去世90周年纪念日，回望这位“旧世纪一代完人”的人生，令人唏嘘不已。

    一

    靠旧学出身，却主张不学也可

    严修，字范孙，祖籍浙江慈溪。他的七世祖严应翘于顺治年间到天津经商，其祖父严家瑞开始贩盐。

    1860年，为避英法联军之乱，严家迁居河北三河县，严修就出生在那里。直到1862年，全家才迁回天津。

    严修的父亲严克宽，初习儒，屡试不第，系家族中唯一男丁，只好从商。1870年至1871年，他被推举为长芦盐场的总商。长芦盐场是我国最大的海盐场，至今仍占全国海盐产量的1/4。

    严克宽能上位，一因文化程度高，他每天早起必诵读经书两小时。二因自律严。三因热心公益，曾办过育婴堂、粥厂等。

    严修从17岁起，每天晚上9点必写日记，直到去世前一个月，这是受乃父影响。

    严克宽有两子，长子严振，少年起专注举业，天分不如严修。严修14岁即通过院试，进了府学，过了一年，严振才考进去。

    严修19岁时，严克宽去世，严振为承父业，只好弃儒经商。20岁时，严振开始学习代数、几何，大大开阔了视野。他后来对自己的长子严崇智说：“训诂之学，金石之学，校勘之学，虽不学可也；骈文，古近体诗，不学可也；极而言之，时文、试贴、律赋，不学亦可也。”

    追求实学，不务虚文，成了严修一生的坚持。

    二

    半路遇上了梁启超

    1882年，年仅22岁的严修参加顺天府乡试，结识了徐世昌（后曾任中华民国总统）。二人感情相投，且同时中举，在严修日记中，常称徐为“菊哥”（徐世昌字菊人）。第二年，严、徐参加会试，严修通过，成了翰林院庶吉士，徐铩羽，3年后才考中。

    1894年8月，严修被任命为贵州学政，在贵州任职的近4年间，他积极推进现代教育，成为当地传播西方文化第一人。在严修任中，贵州出了清朝200多年间唯一状元。37岁时，严修开始跟着祁祖彝学英语，此后坚持十多年。

    任满后，严修自上海乘船去天津，再从天津回北京。在船上，严修见“余舱外有一人，堆行李于船阑之内，而徙倚以待”，他推窗问是谁，竟然是康广仁，在陪病重的梁启超去北京。

    严修与梁启超聊得投机，康广仁不得不提醒梁：“数日来未曾说如许多话，今日话已多矣。”

    到北京后，严修与维新派联系密切。戊戌变法前，严修提出，可循乾隆年开博学鸿词科之例，开经济特科，授民间实学人才以功名，这被称为“戊戌变法的先声”。此议引起轩然大波，严修的座师徐桐震怒，吩咐门房说：“严修非吾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

    徐桐时任内阁大学士，任满回京的严修始终得不到新的任命，只好黯然回津。因提前退出，严修意外得福，戊戌变法败后，清廷未追究严修的责任。

    三

    过引接寺却不进门

    1898年6月17日，严修去天津小站看望徐世昌。

    徐世昌早就认识袁世凯，他当初参加乡试，袁世凯赞助了100两白银。袁世凯到小站时，徐世昌因母丧，在家赋闲，在袁世凯再三劝说下，徐加入了新军。

    徐世昌介绍严修与袁世凯相识。袁世凯后来说：“予最亲信者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严修在“九才人”中排名第三，被称为“良才”。

    在1904年前，严修与袁世凯交集不多，他专心在天津办学。

    1898年，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前海军士官张伯苓来严家私塾教英语，二人均有教育救国理想，开始试办新学。

    1902年，严修联合林墨青、王寅皆等乡绅，创办了天津第一所正规小学，即天津民立一小。这一年8月，严修自费赴日考察教育，在拜访早稻田大学创办人大隈重信时，严修问：“现代教育让人的智力不断提高，道德不断退步，是这样吗？”大隈回答说：“哪有这回事，现代教育能让人的智力与道德同时进步，绝无后退的道理。”

    大隈重信在甲午战争中是强硬的主战派。他后来当上日本首相，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

    在游马关时，严修过引接寺（当年李鸿章下榻处）而不入，并写下这样的诗句：“莫过引接寺，莫登春帆楼（《马关条约》谈判处），恨来天地莫能载，藐尔东海焉容收。”

    四

    因支持袁世凯而出局

    1904年，势力渐炽的袁世凯以严修办学有成，请清廷赐予五品衔，继而力邀严修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力辞未成，只好就任。

    袁世凯说：“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严修从此被人们视为北洋系的“文宗”。

    1904年夏，在张伯苓的陪伴下，严修再度访日。当时清朝学部有规定，官员来任职，必先去日本考察。

    在日记中，严修记录道：“日本罕有争者，譬如途间此人误伤彼人，此人急惶恐谢过，彼人逊谢相酹。”“（旅馆女服务员）稳慎勤敏，事事有几率，不烦絮语也。”

    尤其让严修震惊的是，在日本，去幼儿园“接送幼童之女仆，皆聚待于一室，两行对坐而操女工，其不肯须臾废时如此”。

    严修深感日本教育的成功，回国后，将自己的家塾与大盐商王奎章、王益孙的家塾合并，成立了敬业中学堂，两家共同负担，此即南开中学的前身。与此同时，严修还选送了近百名学生去日本深造。

    1905年冬，严修入学部担任右侍郎。

    1909年1月2日，清廷以袁世凯“足疾”为由，剥夺了他全部职务，让他回乡“养疴”，严修是唯一上疏表示反对的。多年后，严修回忆起此事时，承认有投机成分，“知其（袁世凯）智略，缓急有足恃”。

    袁世凯离京时，严修往送，得罪了摄政王载沣，在载沣排挤下，严修一年后称病，再度出局。

    五

    不因公废私情，不因私误公事

    袁世凯下野后，严修去河南项城看望袁，袁盛情招待。第二天严修要走，袁世凯不肯，严说已买好火车票，袁世凯让严退票。严修后来感慨说：“项城（即袁世凯）之情谊周至，不唯可感，亦可法也。”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再度被清廷重用，严修暗中联络，为南北和谈做了一些工作。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想让严修当度支部长，严修坚辞，袁又请他当教育部长，依然不就。但袁世凯把几个儿子托付给严修教育，严却答应了。袁世凯赠给严修三千元谢仪，严修不肯收，便用这笔钱，带袁世凯的儿子们去欧洲留学。

    自1911年起，长芦盐场经营陷入困境，敬业中学堂失去了“金主”，严修只好四处“折节化缘”，在北洋系中人的赞助下，终于挺过难关。

    1915年，袁世凯复辟的野心日趋明显，严修坚决反对。他给袁的心腹幕僚张一麐写信，希望予以劝谏。在信中，严修写道：“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尤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

    严修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然而，当1916年6月7日，得知袁世凯去世时，严修火速进京，“哭项城于居仁堂”。

    1919年1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生母于氏去世，严修冒着严寒，亲自送灵至车站，“步行约四里许”。

    六

    他说“人各有志”

    1919年，南开中学升格为大学，据当年的《捐款收入表》载：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认捐40万；阎锡山认捐五千元；黎元洪认捐1万元。

    晚年严修远离官场，只关注教育和写诗。

    1917年，周恩来即将从南开中学毕业，严修的长子严崇智写信给严修，说：“周恩来之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为可为六妹议婚，但未曾向一人言之耳。”

    严修赞同此议，他曾称周恩来是“宰相之才”，但周不同意，他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定会受严家支配。”

    严修不以为忤，周恩来后因参加爱国运动，南开大学迫于当局压力，只好开除周，严修捐出7千元，设立“范孙奖学金”，支持周恩来、李福景出国留学。

    1950年，周恩来对南开校友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真是感激。”

    1929年2月，严修“偶受感冒，经延医诊治，自知不起，作自挽诗”，竟溘然长逝，离70岁的生日还不到一个月。严修去世后，南开毕业生捐款为他竖立了铜制胸像，该像在抗战期间失踪。

    海上风吹一叶舟，酒酣长啸按吴钩。

    带怀勿尽吾衰矣，尚欲乘搓（博主：报纸原文如此，应为“槎”）向斗牛。

    胡适说：“（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