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当年收集过9册关于核武器的剪报

武夷山

       今天的《中国科学报》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科技人物研究分会场的报告。其中有一段是：

   《钱学森在情报学上的一个理论及其实践与遭遇》（报告人：李月白，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钱学森在美国期间曾经收集过9册关于核武器的剪报，这一行为与其晚年提出的情报学理论——“知识的激活”之间有紧密的联系。通过深入分析9册剪报与钱学森情报学理论的相关性和相似性，认为收集9册剪报的行为是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的早期实践，也是其爱国思想的重要体现。

    这段话值得科技情报研究人员注意。

    报道全文如下：

①专委会理事长张藜教授作工作汇报。

②专委会理事长张藜教授（右）向专委会副理事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剑（左）颁发聘书。

③王新博士作报告。

④会议交流现场。

■陈丽娟

科技人物研究正在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一方面拓宽了科技史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丰富了科技史研究的方法。随着相对稳定的研究者群体的形成及相关学术交流需求的增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于去年年底正式成立了科技人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在今年10月27日至28日于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年会上，科技人物研究分会场共有国内外48位学者与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对专委会成立一年来开展的工作和会员们取得的新成绩进行了展示。

分会场的活动集中于27日上午和28日下午。活动期间还召集了科技人物专委会会员会议，向专委会理事们颁发了聘书，并由专委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藜向大家作了工作报告。张藜总结汇报了近一年来的科技人物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成果，主要包括：（1）中国科学家研究中心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正式成立；（2）由中国科协牵头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继续推进，相关资料的研究整理工作也在进行中，科学家传记系列已出版至120册；（3）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主办、以青少年观众为定位的“恰同学少年——中国科学家成长足迹展”将于今年底在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展出；（4）专门为儿童定制、由科技史学者与画家共同尝试、高度原创性的中国科学家故事绘本《共和国的脊梁》共八册，正在创作过程中，将于2019年国庆七十周年之际问世，借以宣传科技人物，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在报告中，张藜鼓励大家在做好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注重把个人的研究与社会的需求相结合，挖掘科学史、科技人物研究的现实意义，把学术研究成果进一步扩展并推广出去，使之服务于社会，立足于讲述中国现代科学真实的故事、讲述科学家真实的故事，借以传播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以及什么是中国科学家应该具有的品质。

本分会场共收到18篇论文。在论文宣读与交流环节，共有14位论文作者作了分会场报告，1位作者受邀作了大会报告。为便于交流，会务组将分会场报告分为四个单元对报告一一概述，以供大家参考、讨论。

1.科技人物群体研究

本单元由教授张藜主持，包括5个报告：

《中国科学社特殊社员研究》（报告人：张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以学术交流促进学术进步的学术社团，其组成主体、对社务及学术发展影响较大的自然是普通会员。同时，为寻求社务扩展、扩大社团的社会影响及奖励学术成就突出的社员，学术社团往往也会有其他类别会员的设置与征求。中国科学社作为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其成员除普通社员与仲社员外，还有一些特殊社员，包括永久社员、特社员、赞助社员与名誉社员，不同类别的特殊社员群体在中国科学社中担当着不同社会角色，因此对社务的发展有不同影响。

《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的初步研究》（报告人：夏如兵，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副教授）：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是近代中国农业教学、科研和推广的重镇。通过广泛延揽国内外农学人才，中大农学院会集了一批优秀的农学家，创立起国内领先乃至国际一流的农学学科，在近代农业史上影响深远。报告将中大农学院的主体——农学家作为一个整体，着重分析这一群体形成的过程、结构和总体特征。在剧烈变革的时代，中央大学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国立东南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三个阶段的变迁，中大农学家群体的形成也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群体结构上，构成这一群体的核心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多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95%以上有国外留学经历，近半数在美国获得最高学历。作为学科最为齐备的农学研究中心，中大的农学家群体学科构成广泛，几乎涵盖了农学的各个学科，形成了突出的学术优势。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中大农学家群体既有共性的一面，也呈现出独特个性。他们是近代农业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学风朴实，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意识，既与国际学术界紧密对接，同时注重扎根于中国农业生产实际，服务农村社会。他们在科研和教育、推广的实践中，充分展现出以农救国的爱国精神和献身学术的专业精神。

《谢家荣与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报告人：张立生，自然资源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研究员）：谢家荣作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参与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的全过程——从决定设立院士制度到最终选出院士。1947年4月5日，谢家荣当选第一次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委员，是数理组当选筹备委员会的5人之一。他参加了第一次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第二、第三、第四次会议。1947年5月9日，在因公出差而没有参加的第一次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谢家荣被推举为负责拟提各科目院士候选人名单的评议员，与翁文灏一起负责推举地质和自然地理科目候选人。1947年6月10日，在第一次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和翁文灏一起推举的地质组具备院士资格的候选人有14个，名单为：翁文灏、朱家骅、章鸿钊、李四光、杨钟健、斯行健、谢家荣、黄汲清、孙云铸、尹赞勋、孟宪民、王竹泉、孙健初、南延宗。1947年10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年会正式确定并于1947年11月15日正式发布的院士候选人名单中地质组的候选人是（按姓氏笔画为序）：尹赞勋、王竹泉、朱家骅、李四光、李善邦、孟宪民、俞建章、孙云铸、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1948年3月25日投票选举并于同年4月1日公告的地质组院士正式当选人（以得票数为序）为：李四光、翁文灏、谢家荣、朱家骅、杨钟健、黄汲清。

《从收支明细表看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以黄葆同和冯之榴夫妇为例》（报告人：王新，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我国著名高分子化学领域专家黄葆同先生（1921~2005，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其夫人冯之榴女士（1921~2015，高分子物理学家）早年留学美国，1955年两人回国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基于对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存有的两位科学家的档案、日记、手稿和回忆录等一手资料的爬梳，梳理出了他们自1955年回国后至1960年的活动轨迹和生活状况，特别是详细整理出了他们这一时间段的家庭月度收支明细表。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他们的工资水平、家庭收入来源构成和历年变化、具体支出构成和变化、回国前后的收支对比等内容，还原了共和国初期科学家们的实际经济生活状况。与此同时，报告还结合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和工资制度，以及知识分子政策等背景信息，探讨了新兴国家政权对待科学家这一特殊阶层经济待遇的态度及其变化。

《传承、创新、发展——三代科技人的钱塘治江故事》（报告人：李海静，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钱塘江河口江宽水浅，潮涌凶猛，主槽摆动频繁，早有兴修海塘防御海潮、筑堤围涂的历史。自唐至清末，修筑海塘防御潮灾，保护两岸民生，成为地方乃至国家的重点工程。民国时期，多位水利专家提出治江设想和规划方案，但因对河流特性研究不足，加之战争、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治江工程收效甚微。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钱塘江河口的治理，多次组织国内外专家对钱塘江河口进行勘察诊断，提出多个治理规划方案。钱塘江治理规划方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调整，历经以戴泽蘅、韩曾萃、潘存鸿为代表的三代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至本世纪初，钱塘江河口治理工程已基本完成。三代治江人在传承、创新、发展中实现了钱塘江治理工程防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文化效益的三丰收，初步实现了“人水和谐”的治水目标。报告将着重介绍三代治江人的钱塘江治江故事，探究工程建设、技术创新与代际传承之间的关系。

2.专业领域科技人物研究（物理、化学、地学）

本单元由科技人物研究专委会副理事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剑主持，包括4个报告。

《钱学森在情报学上的一个理论及其实践与遭遇》（报告人：李月白，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钱学森在美国期间曾经收集过9册关于核武器的剪报，这一行为与其晚年提出的情报学理论——“知识的激活”之间有紧密的联系。通过深入分析9册剪报与钱学森情报学理论的相关性和相似性，认为收集9册剪报的行为是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的早期实践，也是其爱国思想的重要体现。

《家国情怀：钱三强“原子梦”的精神支撑》（报告人：杨延霞，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博士后）：论文首先对“家国情怀”进行了界定，认为这是一种主观的精神力量，并从钱三强的人生重要转折点入手，分析他在人生每个重要节点上对“家”和“国”的选择，以钱三强的纪实性经历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考证和分析，诠释了他“原子梦”的精神支撑。最后提出，影响钱三强家国情怀的因素主要是来自家庭尤其是父亲的言传身教，来自自身的责任感和民族感，以及他对当时中国现实国情的认知等，多方面力量共同促成了这份精神力量，指引支撑他从专业选择、人生道路选择上，执着于原子事业，为了心爱的祖国繁荣昌盛终生不懈前行。

《气象学家谢义炳学术成长探索》（报告人：陈正洪，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副教授）：谢义炳院士为中国气象现代化和世界气象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培养气象领域院士最多的气象学家，对其进行专门的学术成长采集和学术传记研究非常重要和迫切。谢义炳不仅影响了同时代人的气象科学研究，在教育方面成就很大，也影响了以后相当长时期的气象科学研究方向与学术活动。他1950年回国为创立中国气象学派，使中国的气象研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终生不懈的努力。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灾害性天气、气候、冷涡、切变线、东亚急流与锋区、暴雨、台风、东亚季风、大气环流等。理论贡献包括正压、斜压不稳定、大气环流的指数循环与振动、湿空气动力学等。为做好谢义炳院士的学术采集和学术成长研究，在其家人帮助下，目前研究团队已经全面搜集了谢义炳生前史料，包括照片、信函、工作笔记、亲属记录、学术报告、学术著作、国际影响等。对采集到的影像资料、笔记、信件、照片、论文手稿等，研究团队进行了电子化，便于后续研究方便。

《对美国化学家莱纳斯·鲍林1973年和1981年两次访华的历史研究》（报告人：陈功东，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两次独享诺贝尔奖不同奖项：由于对化学键的本质的研究和应用获得1954年化学奖，由于对战后反核和平运动的贡献获得1962年和平奖。1973年，鲍林夫妇应中国科协副主席吴有训邀请访华，走访广州、上海、北京多处高校院所；1981年，鲍林夫妇再次访问中国，参加首届国际人类营养学会议。卢嘉锡、唐有祺两位中科院院士曾经是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的助手或学生，在这两次访华期间都与鲍林重逢了。报告根据鲍林的个人档案及其他史料，梳理并研究了其两次访华的详细历程。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之后鲍林的研究重心已经转移到正分子医学和维生素C疗法，就职机构也已不在加州理工学院，其两次访华都体现了对该研究领域的兴趣，而化学键的话题则以课堂教学的方式呈现。继尼克松总统1972年历史性访华后，1973年包括鲍林夫妇和美国化学会代表团在内，多批美国政府和民间人士来华访问，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起了重要推动作用。1981年访华发生在中美建交之后，鲍林夫妇的出入境手续办理与第一次相比简化不少；中国与日本一同作为该国际会议的举办地，也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世界在科技和医学领域的积极互动。

3.专业领域科技人物研究（生命科学、医学）

本单元由科技人物研究专委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罗兴波主持，共有3个报告。

《秦仁昌在云南的一段经历》（报告人：胡宗刚，江西省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1945年12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秦仁昌受云南大学之聘，自丽江移居昆明，任森林学系教授。其时森林学系主任为郑万钧，不久郑万钧离职，秦仁昌任主任。1948年，生物系主任崔之兰出国，秦仁昌改任生物系主任。秦仁昌还是云南大学校务委员会成员，经常参加由校长召集各类会议，对学校决策有一定影响力。抗战胜利后，国民经济日益低落，通货膨胀，依靠薪水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要求。秦仁昌乃与友人一起合办农场和牛奶场，以求贴补家用。在此期间，秦仁昌还于1947年11月兼任云南农业改进所所长。在农业改进所和云南大学，秦仁昌分别遭受控告，且后一次还遭受牢狱之灾。

《闻玉梅的乙肝情结：闻玉梅的早期科学研究》（报告人：武士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闻玉梅，中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79年破格提升为副教授，1980~1982年先后赴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国立卫生院进修。1985年经原卫生部批准，闻玉梅筹建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1986年建成）。闻玉梅长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肝炎病毒分子生物学及免疫学研究，在乙肝病毒及病毒学领域作出重大贡献，她发现中国乙型肝炎病毒存在多种变异株，提出“消除对乙肝病毒抗原免疫耐受性”的观点，研究消除免疫耐受性的治疗策略，研制成功乙肝表面抗原—抗体复合物型治疗性疫苗，被认为是治疗性乙肝疫苗的开拓者之一。1999年，她因其原创性的乙肝病毒研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回顾闻玉梅的科研生涯，1976~1986年是一个起步阶段，她升为副教授、出国进修、筹建实验室都在这一时期，闻玉梅在这一时期的努力为其之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初步指明了方向。报告旨在研究闻玉梅1976~1986年的科研经历，通过对闻玉梅科研生涯的梳理，展现闻玉梅为什么选择乙肝病毒作为其毕生研究方向，她又为何选择成为一名“步行者”，开始其艰难又有创新性的乙肝病毒研究。

《张为申与新中国抗生素事业》（报告人：宋铭恩，苏州市科学技术史学会）：新中国的抗生素事业发轫于上世纪50年代初。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抗生素的研制工作。经过十多年的迅猛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抗生素的科研与制造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张为申教授作为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奠基人以及开拓者之一，曾先后主持完成国产青霉素的进口原料代用品研究与国产土霉素、链霉素、红霉素的研发，培养了我国第一代抗生素科研人才，一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新抗生素研发的国家级科研机构——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并担任国家科委抗菌素专业组常务副组长，负责指导协调全国的抗生素科研生产工作。报告以张为申的知识结构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他对新中国抗生素事业曾经有过的重要贡献。

4.中外古代科技人物研究

本单元由科技人物研究专委会副理事长、江西省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胡宗刚主持，共有两个报告。

《试论北宋初期博物高僧赞宁的科技成就与贡献》（报告人：宋军朋，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释赞宁（919—1001）是北宋初期的高僧，兼擅内外学，尤以博物著称。其在科技方面的著述主要有《物类相感志》和《笋谱》。但是综观赞宁著述的现存所有文献，其科技成就不但集中体现在《物类相感志》和《笋谱》里，而且散见于赞宁的其他现存内外学文献里。赞宁的科技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赞宁汇集保存了先秦至北宋初期的许多珍贵科技史料，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农学、医药学等方面，并对其中许多科技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另一方面，赞宁对许多科技现象活动，有自己独特的观察、描述和思想见解，形成了不少至今仍鲜为人知的科技成果。

《东亚西学东渐史上的宇田川榕庵》（报告人：邢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东西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西学开始受到东亚文化圈知识人的关注。其中荦荦大者则属明清汉译西学和江户兰学。汉语学界论及西学东渐多限于国境之内，对不同于汉译西学形态的江户兰学关注不多。报告以江户晚期兰学大家宇田川榕庵（1798—1846）为中心，通过对人物经历和作品的描述、分析和解读，探讨其在东亚西学东渐上的地位和意义。作为宇田川家养子，榕庵早年继承家学，参与修订养父玄真的著作《远西医方名物考》《和兰药境》等。除了关心兰医之外，通过和来日德国博物学家西博尔德的交流，榕庵进一步加深和拓展了对于西方博物学的理解，并完成《植学启原》一书论述迥异于本草的泰西植学。基于对西方医学和科学体系的把握，榕庵引入了舍密加（化学），视之为制药之基础。在西学移植过程中，榕庵常常将观察、田野和实验所得与兰书所载相印证，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方法论，而不是对外来科学的简单复制和翻译。

除以上四个专题以外，本专委会还向年会大会推选了一个大会报告，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员吕成冬的《钱学森留美时期的日常生活研究》：通过分析钱学森文献和档案资料，考察其1935年至1955年留美时期的日常生活，主要包括收支情况、衣食住行、读书生活、兴趣爱好、人际交往和婚恋生活等。依据经历将其留美时期日常生活分为四个阶段：留学之初适应独自生活阶段、读博三年忙于论文撰写阶段、留校任教后单身生活阶段、婚后走进家庭生活阶段。这四个阶段逐渐构建出一幅钱学森从单身青年到组建家庭和生儿育女后步入“上有老、下有小”中年阶段的生活图景。这幅图景立体呈现出钱学森作为学生、教师、朋友、父亲、丈夫以及儿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维形象，突显其鲜活个性，而非以往宣传和研究中被塑造的脸谱化爱国形象。不宁唯是，随着近年来历史研究旨趣下移且提倡人性关怀，科学技术史研究也逐渐指向微观层面，因此与以往关注政策、机构、贡献和思想等宏观主题相比，更能反映个性化的日常生活也应成为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借此进一步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体系。就此而言，由于钱学森从留学生到科学家的身份转变是同时代诸多留美人的缩影，因而其横跨20年的日常生活研究既是一次微观史研究的尝试，还具有相当的标本价值。

通过这些报告，与会学者切实感受到了一年来科技人物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与去年举行年会时的情况相比，本次分会参会人员更多，尤其是中青年学者人数大增；会议收到的论文选题也更加多样化，涵盖了古今中外，有的展示了新资料，有的引入了新观点，有的拓展了科技人物研究的主题，都使得科技人物研究更为深入、更具学术性。

28日上午，分会场报告及讨论结束后，张藜作了总结发言，发表了对研究现状的总结及感想，对与会学者表示感谢，并请大家一起努力推动科技人物研究的深入开展，同时表示将尽一切努力将专委会维持好、运营好，为大家提供一个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效的交流平台与合作桥梁，努力推动科技人物研究的深入开展。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

⑤吕成冬作大会报告。

⑥张藜作总结发言。

⑦部分与会人员合影。

《中国科学报》 (2018-12-03 第8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