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科技期刊发展

武夷山

     《科技日报》正在就中国科技期刊发展问题发表系列调查报道。前不久我接受了其记者的采访，谈了我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看法。今天《科技日报》刊载的专题报道含有对我采访的内容。后续报道也许将含有我在采访中表达的其它看法。

戴着“行政化”脚镣跳不了“市场化”的舞

——中国科技期刊现状调查（三）

    本报记者 操秀英

（科技日报，2018年9月25日）

    科技期刊发展是中国科技界心中的一根刺。

    近期的一次香山会议再次聚焦“中文科技期刊”。记者十多年前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报道时，委员们就在讨论这一话题。近几年，从政府主管部门到出版社，再到科技界，召开过各种会议，希望推进中国科技期刊发展，但收效甚微。

    “我们也想改变啊，可哪有那么容易。”来自中科院某所期刊联合编辑部的文杰（化名）道出了大家的无奈。为什么会“原地踏步”？在业内人士看来，行政化管理是制约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科技期刊不是由科学家说了算

    “我们研究所有3种期刊，几年前就在考虑将它们分成不同层次，分类发展满足不同受众需求。但报到上面不同意，不是编辑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文杰说，有关部门对期刊的管理甚至细致到每个编辑每年要有多少个小时的业务培训，而且培训内容都有严格规定。

    “我感觉国内科技期刊的压力近几年越来越大。”一家中文核心期刊的编委陈冬（化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究其原因还是期刊没有自主权，这就导致层层管理和限制，几年前我们就考虑出英文期刊，但由于领导意图、审批等原因，这件事现在还没做成。”

    正如陈冬所说，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期刊实行主管、主办和出版的三级管理体系。“很长一个时期，行政化配置刊号资源，考虑部门需要多于考虑学科发展和期刊产业需要。办刊过程中没有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还存在一些不太必要的行政干预，连改个刊期都要层层报批。”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胡升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所谓的质量管理则停留在编辑规范层面，比如错别字、印刷错误等，重点不是学术把关。

    办刊人员缺乏积极性 质量堪忧

    “通常在这些挂靠单位中，期刊部门是最不受重视的，工作人员也没什么动力把期刊做好。”陈冬坦陈，“以前主管部门对期刊有一定拨款，但现在这部分经费基本没有了，基本都要自负盈亏，有些甚至要求盈利。”

    他说，在行政化管理让市场化运作受限的背景下要求赚钱，这让期刊管理团队疲于应对。“很难静下心来思考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吸引好的稿源，只能做好眼前的事。”

    “我们的主管部门是要求期刊上缴利润的，而且每年的指标都在增长。”一份材料领域核心期刊的负责人周木（化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我们这里，期刊被当成一个创收的部门。”

    受行政管理和利润指标双重约束的期刊很难放开手脚发展。“像我们这样的杂志收入主要靠版面费，但也不太可能一直提高版面费，这样就更难吸引到稍微好点的稿源了。现在这种状况下，更不太可能扩充团队，去做更多事情，只能得过且过。”周木说。

    周木所在的这类期刊虽艰难，但大多依托一个行业或挂靠在掌握一些资源的院所、行会下面，尚能勉力维持，还有一部分大学学报类期刊的质量和生存更是堪忧。

    “中国大概有500种大学学报，这类期刊在中国知网分类体系里被归为科技综合类刊。历史上看，它们主要功能是为所属高校服务，专业定位模糊，往往成为教师晋升、研究生毕业借用的工具，要提高它们的质量很难。还有刊名为‘地域+科技’这类期刊，也是同质化严重，很难办出特色。”胡升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这类期刊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上世纪80年代，国家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出书难、发表成果难的问题，创办了一批这类期刊。它们现在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如果一些期刊论文质量和办刊经费都难以为继，应该设计合适的退出机制。”胡升华认为。

    生难死也难 期刊难以集群发展

    但期刊退出并不容易。“前两年一直都说转制，成立独立出版社，但好像刚开始就结束了，我们去年就准备了材料，后来就没动静了。”周木说。

    “因为刊号需要严格审批，所以它成为一个稀缺资源。很多质量差的期刊不愿意退出。”胡升华分析，有些期刊将刊号或版面转包出去，而承包这些期刊的人当然是以赚钱为目的，搞起了买卖版面的交易，根本不看论文质量，错误百出。

    更有甚者，造假情况也不少见。“我们曾经申报一个叫《建筑遗产》的期刊，我们还在做创刊准备时，社会上就有不法分子假冒该刊编辑部，大张旗鼓开始卖版面、出假刊，有不少人上当。”胡升华觉得这样的问题能够出现，说明市场秩序非常混乱。

    胡升华介绍道，近年来每年获批的新刊约50种，远不能满足学科发展需求。“想办刊的不一定办得了，办不好的也死不了。生也难，死也难。”

    “刊号成为稀缺资源，有的人想办期刊，有热情、有能力，但就是申请不下来刊号。”中国科学技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武夷山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办得不好的期刊，可以把刊号有偿利用起来，将期刊经营权“转让”出去，一样可以赚钱。

    武夷山认为，国内科技期刊品种的数量增长与科技论文产出量的增长严重不匹配。他说，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去年统计结果，中国科技人员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上发表了49.42万篇论文，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了32.42万篇论文，即国外发表量占国内发表量的2/3左右。

    “假定我们的科研人员一篇稿子都不往国外期刊上投，假定每种期刊的平均发文量不变，则国内质量较高的科技期刊总量要比原先增加约2/3才能满足科研人员的发表需求。但在目前这种期刊管理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武夷山说。

    胡升华分析，市场化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期刊集团化、规模化发展道路。

    据此前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统计，我国科技期刊的主管、主办和出版单位较为分散，5020种期刊共有1375个主管单位、4381个出版单位。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出版1.15本期刊，仅出版1种期刊的出版单位就有4205家，占期刊总数的84%。

    “期刊都有主管、主办、出版单位，且受属地化管理，刊号资源流动极为困难，尚未形成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机制。”科学出版社总经理彭斌举例，他们出版社曾经想与中国科学院一家外地研究所合作，对该所一份科技期刊进行升级改造，要将期刊出版单位变更为“科学出版社”，却遭遇阻碍。

    “期刊是属地管理，我国相关规定要求出版单位与主要主办单位必须在同一地区，出版单位不是当地单位怎么行？”彭斌说，这份合作只能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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