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ot教授的转型创新政策思想

武夷山

2018年3月6-7日，英国萨赛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SPRU）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在京联合举办了两天的研讨会，第一天的题目是“中国的转型变革与创新政策三框架”，是对转型创新政策思想的总体介绍；第二天的题目是“中国电力系统的低碳转型----转型创新政策案例研究”，是转型创新政策思想应用于 一个具体领域的尝试。来自大学、科研院所、企业、政府和行业协会的中外嘉宾约50人出席了两天的会议。

SPRU是世界著名智库。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今年1月最新发布的全球智库排行榜中，SPRU在“科技智库类排行榜”中名列全球第三，英国第一。

这次，SPRU主任Johan Schot（约翰. 肖特）教授亲自带队，一行5人参加了研讨会。肖特教授是荷兰人，他长期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和技术史研究领域跨界作战，成果卓著。2015年，由于在技术史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他被美国技术史学会授予利奥纳多. 达. 芬奇奖章。

下面，我非常简要地介绍一下肖特教授的转型创新政策思想。

创新政策三框架指的是迄今出现过的三种创新政策思路、框架或阶段。

框架1：研发与规制。该框架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思路是：研发能导致竞争优势和国家威望；市场会产生外部性，所以需要规制，等等。

框架2：国家创新体系。该框架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思路是：强调创新；强调学习（通过生产、使用和互动等方式进行学习）；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和部门创新体系；鼓励创业，重视企业的作用。

框架3：转型变革。该框架正在发展之中，尚未成熟、定型。其主要思想和判断是：

----迄今，很多社会需求和环境需求未获满足，出现了社会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

----研发和创新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人类福利；

----因此，我们需要转型变革，需要可持续性变迁，换句话说，需要改变社会技术体系，而不仅仅是技术创新；

----变革可以是自下而上的，由草根发起。

框架3下，有如下一些典型的政策行动：

----确定哪些领域需要转型，与各类行动者一起讨论未来的可能选择；

----支持多样性，通向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可能路径都应开放；

----倡导社会创新、包容性创新、俭约创新、扶贫创新，等等；

----开展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将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战略利基管理）的规模放大（可利用中介机构或创立中介机构）；

----加强预见能力、适应能力和反思能力；

----倡导建构性的技术评价和负责任的科研与创新（注重公众参与）；

----在教育体系中将科学与工程、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融通；

----建立新的机构，专司不同政策间的协调，将科技创新政策与其他政策（如能源政策、住房政策、农业政策、保健政策、交通政策等）整合起来，寻求有效的政策组合。

肖特教授在3月6日上午的报告有22张PPT片子，以上我只介绍了大约4张片子的内容。我实在没有空详细介绍报告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他2016年9月的一篇关于创新政策3.0的文章，http://www.johanschot.com/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6/09/Framing-Innovation-Policy-for-Transformative-Change-Innovation-Policy-3.0-2016.pdf。

这里，我想做一点点评论。

首先，转型创新的思想很好。用过去那样的模式搞技术创新，确实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奇产品问世，但享用者主要是有钱人。而且，地球资源能源耗竭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2017年11月10日晚，我参加了一场在国家天文馆举办的“科学+经典”主题沙龙活动，几位嘉宾一起讨论卡尔·萨根其人及其经典作品《宇宙》。在讨论地外生命主题的时候，我发言说：“我宁愿不存在地外生命，地球是唯一适合生命繁衍的场所才好呢”。主持人问“为什么？”，我回答说：如果存在地外生命，很多地球人就会更加不爱护地球环境，反正把地球毁了后可以向其他适合居住的星球移民。如果地球是唯一适合生命繁衍的场所，恐怕大家就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了。动物都知道不把自己的窝搞脏，而人类却把自己的窝（地球）污染得不成样子，破坏得满目疮痍。因此，肖特教授所一心一意呼吁的这个可持续发展转型确实是头等大事。如此宏大的转型，当然就需要相应的新型创新来配合。
    其次，我认为，三种创新框架不是截然对立的。如果我们认为，前两种创新框架过时了，该抛弃了，那就太简单化、绝对化了。我认为，三种框架只是分别强调了不同的侧面。框架3完全可以把框架1和框架2纳入，而不是将其代替。做一个类比，我们常说要加强跨学科研究，但并不等于说单一学科的研究就不重要了。假定学科A和学科B自身发展乏善可陈，成果寥寥，那么，即使将这两个学科的边界打通，也没有多少油水。同样，框架3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但框架1、2所对应的一些政策行动仍旧可以继续。

再次，转型创新所蕴含的好几个认识我都很欣赏，但我最欣赏的是：“变革可以是自下而上的，由草根发起”。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来看，很多改革（也是制度创新）都是由草根发起的，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星期日工程师”、“科技特派员”等，无不如此。今后，如何在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更大胆地解放思想，呼唤、依赖百姓的创新创业活力，鼓励百姓的首创精神与实验，将是决定我国能否真正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