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手稿里的1956年《12年科技规划》

庞旸

《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27日

父亲去世大半年了。他亲切的形象，仍会时时浮上我的心头乃至梦中。前两天，不经意间，竟与父亲的余泽在网上邂逅。

那天，我正用电脑整理旧文稿，意外发现“孔夫子旧书网”正在拍卖父亲的手稿。拍品介绍：“庞真（1925—，张稼夫秘书，文革下放宁夏五七干校）手稿《1956年张稼夫行程日记》五页，提到张稼夫、张宗佑、郭沫若、范长江等去怀仁堂开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等出席”。从只标父亲生年未标卒年，可知这个拍卖是在父亲生前就开始了的，而此时实际上已经结束——父亲的手稿被一位叫“力为”的买家拍得，时间是2017年4月18日，距我发现它整四个月。

我在电脑上将手稿照片放大，仔细地阅读。读罢，我感觉，对于中国现代科学史来说，这是一份难得的、有价值的历史文件。它详细、逼真地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12年科学规划的产生过程。

当时，我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的秘书，记录张先生每日的行程及工作内容是他的职责所在。父亲有记笔记的习惯，而这份手稿，时间从1956年1月2日到3月17日，跨度3个半月，但不是逐日记录，而是“跳着记”。可见它不是一般的工作日记，而是有选择地记录了中国科学院最高领导层和科学家们酝酿、研讨12年科学规划的过程。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记录了郭沫若、张稼夫、范长江、张劲夫等科学界领导，以及严济慈、童第周、吴有训、尹赞勋等科学家多次去中南海怀仁堂，当面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报告，并聆听他们对科学工作指导意见的情形。

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科学界从国家层面曾做过三次大的科学规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1956年的《12年科学规划》。它的制定，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不仅有了一个发展纲领，而且以保障这一发展纲领的实施为依据，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技术体制，并由此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我的父亲，以他当时的特殊身份，作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我还注意到两个巧合，一是，父亲写作这一手稿的时间，正是他的大女儿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二是，力为先生拍到这份手稿那天，4月18日，正是父亲92岁的生日——他老人家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生日。生生死死，都与这份手稿有了某种联系。不知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确有某种命运的关联？

还有一个巧合，是我刚刚帮科普出版社整理了化学家胡亚东先生的“九十自述”。胡先生当年参加过《12年科学规划》及后来几次科学规划的制定，并作为中科院化学所所长，践行了这些规划在化学领域的具体实施。结合胡先生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再来看父亲1956年的手稿，使我对一些问题有了特别的体会。

第一，上个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最高领导层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视的。

父亲记道：1月21日下午，由郭沫若院长带领各学部负责人，到中南海怀仁堂报告科学工作，出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部各省负责人共1400人”，父亲感慨：“料不到人民政府看科学如此重要”；1月31日，科学院领导又到怀仁堂听李富春副总理报告“远景科学规划”，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要提高生产力必须掌握现代科学，最新技术，必须（在重要科目上）赶上国际水平”。这是从国家层面上向科学界提出的目标。

胡亚东先生在《九十自述》中说:“由国家主持做一个科学发展12年规划，是全世界第一，只有在计划经济下才能干这事。”

“因为国家是一个新的国家，没有科学不行，不论从文化方面也好，从将来的国力也好，工业也好，国防也好，这是个基础。”

第二，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父亲记道：2月16日三学部在西郊宾馆汇报，范长江（时任国务院二办副主任）传达周恩来和李富春的指示，提出“此次12年远景规划要求目的为生产服务，为国防服务，为科学发展本身，三者须兼顾”，并说：“我们已有基础的学科，如数学、力学，也要发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与此同时，重申了1月28日提出的规划的四个要求，即1，国家必要建立的空白科门，如电子学；2，综合性问题，如长江、黄河、柴达木综合考察；3，国民经济所需要解决的题，如农业上所需要的化学肥料；4，各产业部门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由此可见，这次科学规划虽然提出“三者兼顾”、“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但天平还是向实际问题倾斜的。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科学向技术、向生产实际倾斜，也是题中之意。关于这一点，胡亚东先生的《九十自述》也提供了佐证。据他回忆，当时有科学家向周总理反映基础科学不足的问题，周总理指示说，你们这科学规划怎么都是技术的，应该有一个基础科学方面的。最后就加了一项，第56项，叫自然和基础科学，所以基础科学（在规划中）只占五十六分之一。

第三，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从父亲手稿中，可看出当时的领导层企望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迫切心情，多次提到“12年内组织好全国研究机构，7年补起重要空白，12年要接近国际水平（1月12日）”。为此在人才配制上也做了具体安排，不仅调地方工业部长张劲夫来担任副院长，主持全院工作（2月20日），而且“国务院赞同到1967年分配给院三万名大学生，其中一万是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要争取留学生和调动技术人员统有优先权。（1月12日）”

据科学家们回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至少在一些学科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如胡亚东先生在《九十自述》中说：“那时候从科学的水平来说，大家感觉到我们比世界并不是低得很多。当然从领域来说我们比较少，譬如这化学发展领域有50个，我们也就在10个领域里面做点工作，但这10个领域的工作也不见得差，所以做那规划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很困难。”

应当说这得益于接收原中央研究院的老底子，和建国之初大批留学海外的科学人才回国。

也许正因为此，当时领导人说起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来，还是有几分底气的。正如胡先生所说，“12年规划实际上就是一个追赶的计划”。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规划并未能按照既定轨道顺利实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运动的干扰，到“文革”结束后我国与世界的差距是怎样的呢？还是引用胡先生的话：“1980年开全国科学大会，咱们国家与世界的差距要比1956年搞第一次科学规划的时候大得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二十世纪科学发展得非常快，这时候你要错一点，就比你前边倒退10年。所以我们这10年过去了，人家好多新的领域我们听都没听过，什么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则，什么光化学，分子反应动力学，咱们根本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人家都是这几年做的。这时候科学已经到了那个地步，堆积出来的东西越堆越多，越用越好啊。”

第四，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

这就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感觉了，但一滴水也能折射出江海之貌。从父亲手稿中，我读出了五十年代人们那种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上至国务院、科学院的领导人，下至各学科科学家及我父亲这个年轻秘书，都在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科学事业废寝忘食地工作，充满了热情、希望甚至有一种叫做“忠诚”的东西。那时我父亲正当31岁，而立之年，他深知12年科学规划对我国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相较之下个人、小家庭的分量就显得很轻了。

1月到3月，我在母腹中孕育，已近瓜熟蒂落，但父亲没有一天是在家中或医院陪伴母亲，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西郊宾馆、西苑大旅社和中南海怀仁堂等地开会、奔忙。3月12日我出生当天，父亲手稿中记着：“上午9点，至西郊宾馆。近日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者已大部集中。”“9点，和武衡同志谈。10点，在楼上生物地学组，对新来的工作人员作了报告。午后，武衡召集了学部谈，苏联科学院16位院士将到京，应作准备。5点回。”

那天父亲下午5点才下班，从西郊回到府右街家中或北大医院产科病房，最快也有6点多钟了。

我问母亲，您是怎么生的我？母亲说，肚子痛了，自己拿个小包去医院，生时也是一个人，出院时抱着你，自己叫辆三轮就回来了。

不可思议！在今天，这样的父亲会被看成对妻女不负责任。而在当时，这种工作状态是普遍的。那时提倡的是一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精神，而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正是自觉遵循着这种精神。

接下来的13日、14日、16日、17日，手稿中都有记录。父亲天天忙，忙得不可开交——苏联总顾问拉扎林科做解释发言，科学规划委员会开成立大会，讨论学部草拟和学术秘书处所总结的53个重要项目，等等。这一切都是那么重要，从中自然看不到一点刚分娩的妻子和新生女儿的影子。

写下这些，我对父亲毫无抱怨之意，相反是一种敬佩，敬佩他为了心中崇高的事业和理想，甘于奉献和牺牲。

从父亲的手稿中，我还发现自己过去并不是那么了解父亲。我不够了解30岁的他是怎样忘我工作的；不够了解一直被我看作“外行领导内行”的他，实际上也具体参与了科学工作（比如1月21日在怀仁堂3月12日在西郊宾馆，代表生物地学组做业务报告）；不够了解正式学历只读到完小的他，在文字上是那样有才华。过去我虽然也读过他写的东西，但似都不如这份手稿写得这样简洁、明晰，还时时出现“亦到”“即至”“至院”“座为之满”之类的文辞。难怪后来父亲随张稼夫调到国务院二办（文教办公室）后，独立主持计划组的工作，被文办的同事称为“笔杆子”。

我叹息，不能在父亲生前充分了解他的这些长处，也感慨：低调而不事张扬的人，常会令人在不经意间，越来越多地发现他的优点；而那些生前爱搞个人崇拜的人则相反，他的缺点和问题会在身后越来越多地被人发现。

读父亲的手稿不禁令我联想到后来发生的一切，不由不发出这样的喟叹：如果沿着1956年那样的势头发展下来，以当时人们那样的干劲，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不是早就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了吗，至少不会相差得那么远。遗憾的是历史开了个大玩笑，1957年就有了那场大的“阳谋”，政治台风席卷全国知识界；12年规划计划完成的时间正在如火如荼地搞“文化大革命”。虽然在张劲夫等院领导的竭力保护下，科学院自然科学部不像社会科学部那样成为重灾区，但接连不断的运动还是使科研事业元气大伤。正像胡先生所描述的，到1980年第三次科学规划时，已经被世界科学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手稿中提到的人物，据我所知，范长江、张稼夫、杜润生及我父亲等，都在“文革”中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最惨的是著名记者范长江，被残酷迫害长期关押，1970年惨死在河南确山“五七干校”一口枯井里。

历史是由人写成的。不重视人，任意剥夺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没有资格书写历史。

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父亲是弥足珍贵、无比重要的，但在科学乃至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他也只不过是一滴水、一朵小小的浪花；这几页手稿，在浩如烟海的科学史资料中，也许无足轻重不足挂齿，但我相信，正像滚滚洪流是由无数滴水和浪花组成的一样，无数小人物的辛勤劳动真诚奉献，才是历史得以向前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