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一则浙江某医院年轻医师熬夜猝死的消息，令人们再次反思起一个老话题：工作与休闲的关系如何平衡？去年年底出版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系教授方洙正（台译）的著作《休息：为什么你减少工作量反而收获更大》（笔者译），除了论述休闲的重要性外，还举了工作时间不长但硕果累累的很多名人的例子，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走出“过劳时代”的启示。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法国数学家彭加勒、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都是工作激情高涨、成功愿望强烈、专注程度罕见的人，但他们每天只花几个小时用于工作。其余时间，他们喜欢爬山，小憩，和朋友一起散步，或是坐在那里思考。换句话说，他们的创造力和生产率并非无休止苦劳的结果。

       要解开他们创造力的秘密，关键不是了解他们是如何辛勤劳作的，而是了解他们是如何休息的，以及工作与休息的关系是怎样的。

      先看两位人物，他俩是住在伦敦西南唐恩村的隔壁邻居，也是好朋友。一位是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另一位是准男爵约翰·卢伯克。这两人工作性质不一样，个性不一样，但都热爱科学。

       达尔文早晨先散步，再吃早饭，8点前进书房，然后工作一个半小时。9:30，他开始阅读当天上午收到的邮件，写回信。10:30，恢复工作，有时回书房，有时去鸟舍、温室或是他做实验的几个地方。近午的时候，他往往宣称：“我把一整天的活都干完了。”然后就出发远足，约一小时后才回来。然后吃午饭，接着写回信。3点，他要眯一觉。一小时后起身，再去散步，直到5:30才返回书房，与家人一道用晚餐。就是按照这样每天3×1.5小时的日程安排，他写了19本书，包括《人类由来》和《物种起源》。你瞧，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很有限。若他是如今的大学教授，恐怕要被剥夺终身教职了；若他在公司工作，怕是干不了一个星期就要被开掉。

       他并非不爱惜时间的人。乘“贝格尔号”航行考察途中，他给姐姐苏珊·伊丽莎白写信说：“敢糟蹋一个小时时间的人，尚未发现生命之价值”。他在纠结是否要结婚的时候，焦虑点也是时间：“时间的损失——晚上读不了书了”。

       约翰·卢伯克名气没有达尔文那么大，但他1913年去世时，被认为是英国业余科学爱好者中最有成就者之一，当时最高产、最成功的作者之一，最热情的社会改造者之一，英国近期议会史上最成功的法律制定者之一。他的科学兴趣包括古生物学、动物心理学、昆虫学（蚂蚁农场是他发明的）和考古学。他写过29本书！  达尔文1881年对他说，“你怎么能找到时间”从事这么多活动——科学、写作、政治、商务，“对我简直是个谜”。

       人们可能猜测他是工作狂，其实，他作为政治家的名声，主要在于他大力倡导休息。“4天法定节假日，银行也关门歇业”的做法就源自于他。他早就提议立法将18岁以下工人的每周劳动时间限制在74小时，可是这项法案直到30年后的1903年才得以通过。

       他倡导休息，自己是身体力行的。议会开会期间，身为议员的他没法控制自己的时间，因为辩论可能延续到半夜。议会休会期间，他6:30起床，祈祷后，骑马兜一圈，然后用早餐。8:30开始工作。他将每天的工作时间划分为几个半小时区段，这是向他父亲学来的做法。经过长年的练习，他能做到迅速转换注意力，刚才是讨论复杂的金融问题，紧接着就可以研究孤雌生殖之类的生物学问题。下午，他要在户外呆好几个小时，因为他喜欢打板球等多种运动。

       注意休闲而不是每天长时间工作的名人还有很多。法国数学家彭加勒每天专注思考的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下午5点到晚上7点。英国数学家哈代每天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时间也只有4小时左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纳吉布·马哈福兹、艾丽丝·门罗、海明威和索尔·贝娄等等，都每天工作时间不长，但取得累累硕果。

       请注意，上述杰出人物并非“尽管花时间休闲但仍旧成功了”，而是“正是由于注意休闲才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