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节选（根据速录稿整理）

武夷山

    最近在阅读和浏览的过程中，注意到我认为是相互关联的三方面信息，不是关于科技创新自身的，是属于对创新的反思。

    第一个是“负责任的创新”，或者“负责任的科研与创新”的概念。这个概念也不是很新，2003年就提出来了，是德国的学者提出来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响应。2013年有名为Responsible Innovation（负责任的创新）这么一个期刊问世。欧盟现在已经立项，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前不久有一个德国学者到我们战略院来做访问学者，在这儿待了一个月，他在战略院内部做了报告，讲负责任的创新。我听了一下他的报告。

    我有点没有想到的是，他说在实践当中，“负责任的创新”几乎就等于technology assessment（技术评估）。美国技术评估局早就被国会撤销了，现在欧洲还有欧洲技术评估局。技术评估主要是评估技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冲击，不是评估技术自身的先进性怎么样，这个技术实现的可行性怎么样，主要是评估它的冲击。如果一个技术的应用会导致巨多的人失业，产生的社会影响就不一定好。如果一个技术对环境伤害很大，有环境影响，那就不好。如果根本就不考虑技术的潜在影响，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推动新技术上马上马，就属于不负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负责任的创新与技术评估确实是相通的。

    过去美国技术评估局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主要关注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而现在，除了继续关注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以外，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伦理的影响。肯定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随着基因编辑、克隆、高端的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必将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个人隐私几乎没有了，今后真正最高端的智能可能比人还要聪明，你怎么处理？每一个物种都要维护自身的生存，这是最起码的。所以，下一阶段，伦理的影响会放在很重的位置。中国在这方面的关注总是较弱，无论对社会的影响，伦理、环境的影响都关注得不够，总有人把科技自身看成天然地就是好的，这种声音比较强。因此我觉得，对于“负责任的创新”概念要给予关注。

    第二个，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是1956年11月22号创刊，比中信所成立时间晚一个月，今年创刊六十周年了。值此之际，他们提出了一批预测，其中13项跟科技有关，一项属于对创新的反思。他们认为，在2076年，机器比人还要聪明，但是人类仍然控制机器。第二条，万物理论问世，能够把一切事物的解释贯通起来，能够将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第三，人造星光将能够使能源成为免费的资源。第四，人造的生命形态将漫步地球。第五，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火星定居。第六，基因工程生产出来的人比比皆是。第七，人类想要的一切东西都能很容易地制造出来，那个时候所有权和工作的概念会与今天完全不同。因为现在制造东西不容易啊。我好容易每个月干活挣点钱，买个冰箱，人家给我偷走了，我当然不干。第八，电力退出历史舞台。第九，人口炸弹将反向爆发，孩子越来越稀罕，世界上多数人都是老人。第十，外星生命还是找不到，这将重新敦促我们定义科学。如果能找到外星生命，则说明人类不是那么独特。第十一，气候危机解决了，但是人类制止不了新的大灾难，或者是制止不了其他的一些即将释放出来的大灾难，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意思。第十二，人类文明比我们想像的脆弱得多，一场大疾病或者重大灾难，就可能暴露出人类社会结构的重大缺陷，使人类文明倒退几个世纪。第十四，核战争有可能爆发，即使小规模的核冲突也有可能使地球满目疮痍。第十三，会出现反科学思潮，因为公众都认为，创新只是让富人越来越富。 

    英国脱欧之所以成功，特朗普能上台，就是因为全球化伤害了的群体发挥了作用，因为他们认为，全球化的获益者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他们是受损者，他们不干。他们这个群体就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如果更多的百姓都认同这个看法，即创新使富人越来越富，他们也会不干的。而且目前来看，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创新的受益者是一致的。

    第三方面，既然现在的创新往往是使富人受益，不一定惠及全体公众，所以社会创新显得非常重要。社会创新，简单说来就是指满足社会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新过程、新规则、新规制，等等。今年9月份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情报部推出了社会创新指数2016，这个指数把中国排得非常靠后。考察对象是45个国家，包括G20成员国、经合组织成员国，还另外选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亚洲排在最前的是韩国。他们从四个维度考察社会创新：制度和政策框架；政府的经费支持；公民社会发育程度；创业水平。“制度和政策框架”维度所考察的一项指标是：是否有确立社会企业法律定位的法律框架。强调社会创新的时候，就自然要强调社会企业。我们现在的口号也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即使是技术创新，也需要适当的社会组织形态作为载体。而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非常苍白，现在宪法给予合法地位的只有企业和事业，非营利机构在中国还没有法律地位。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早就有法律定位了，而且，如果把非营利组织看成企业，它们所创造的GDP非常可观。虽然不是企业，但是它们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起的作用很大。现在美国人觉得，单有非营利机构还不够，还要有以企业的方式来做社会公益的组织，它们是企业，但是又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有些国家明确了社会企业法律地位的法律框架，现在大概只有12个国家在制定相关法律，美国和英国是走得比较前的。英国有“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字面上翻译过来是社区利益公司）”，社区利益跟中国的“公益”差不多一个意思吧；美国有“benefit corporations（公益企业）”。总之，社会企业可看成一种新型的组织形态，现在要确立其法律框架。中国连非营利机构还没有法律地位呢，滞后得太远。 

    我总的看法，对于国际主流认可的一些概念（我指的不是普世价值），要重视。我可以肯定，负责任的创新这个概念肯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从这个概念提出到《负责人的创新》创刊用了十年，可能再过5年左右，国际上会出现关于负责任的创新的重要报告，或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相关主题宣言。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完全有可能。这个概念可能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创新需要惠及大众，不能只是让富人越来越富。因此，不仅需要技术创新，也需要社会创新，社会创新某种意义上说比技术创新还要重要。我想，国际社会为什么会重视社会创新这个概念？其实跟前述第二点相关，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只有技术创新，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中国的脱贫，靠哪一项技术创新可以解决？脱贫肯定更需要社会创新，而不只是靠技术创新。

    这几样都是属于国际认可的东西。我们应有的态度是，首先要知晓（awareness）这类概念、看法是怎么回事，第二个，要评价一下，它们是瞎忽悠的概念呢，还是真的应该关注的概念？如果不是瞎忽悠的概念，该关注就得关注。凡是我们跟主流认识拧着的情形，我们一定会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