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书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汉口王孟荪先生家中。此时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想当面谈谈，看老夫子能为党国帮些什么忙。熊大师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不去。蒋素闻熊氏脾气，也不生气，让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嘱其赠资百万给熊十力，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但熊并不领情，说：“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
    这年六月，熊门弟子，同时也是党国要员的徐复观将老师刚出版的《读经示要》送了一部给蒋介石，蒋遂令何应钦拨款200万给熊十力。熊依然坚辞不受，这次的理由是，自己已趋老迈，身体很差，“此等衰象，确甚险也”，不适宜再出来开办研究所。并给弟子徐复观回信，训了一通：“复观以师事我，爱敬之意如此其厚，岂愿吾早无耶。”
    其实，熊氏欲办哲学研究所的意愿由来已久。早在1931年，熊就曾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未果；1942年，老友们曾建议他到官办大学里去开办哲学研究所，他未接受，怕一入官府，便不自由；抗战期间，居正、陶希圣曾为他办研究所事专门搞过一次募捐，也未成功。此次官府拨专款来，他却不为所动。此时，南开中学时的老同事孙颖川邀请熊十力再次入川，主持附设在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而这一次，熊竟欣然前往了。
    为了给弟子有个交代，1946年6月7日，熊致函徐复观，讲明：当局若真想为国家培育元气，最好让自己自安其素，为所欲为，不必专款资助，只要不横加干涉，便是一种支持。国家若真想办此类研究机构，自可去办中央研究院之类的，但这已与我熊某无关。他并举章太炎之例，说“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资讲学，而士林唾弃”。熊要的是自由、独立、名节，在他看来，若思想失自主，精神不独立，学术无个性，便会导致游学无根，徒慕虚名。
    熊十力一生淡漠孤独，求真忌俗，蛰居幽愤，他对学术上的“逐臭”之徒极其反感：“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蓬，何能专一。”对那些“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的浮华名士也尤为厌恶，熊说，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入川不久，黄海化学工业社创办的哲学研究部经费不足，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川中已无“大后方”时期的人物聚集，使熊十力觉得在此难有大作为。1947年春北大复校后，熊闻讯便重返北大。此次返京，阔别北大已近十年矣。他原以为可以重拾当年初到北大时那种平静的治学生涯，然而内战使北平依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年秋季，熊十力经上海返回汉口。南下过冬，也是熊十力的老习惯了——他耐不住北方的严寒，对炉火取暖、皮衣棉服之类的又极不适应。
    1948年2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和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出面相邀，请熊十力前去讲学。为了能让熊十力在杭州长住，他们还一起出资在文学院附近辟地筑屋。熊氏携弟子牟宗三一起前往讲学，并将筑居之所命名为“漆园”，并自号“漆园老人”，自比“游于物之初，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漆园吏”庄子，取庄周避世之意也。然观熊氏此时心境，似无凄切悲凉、颓唐老迈之味，而有奋起之意。
    但熊十力在杭州的好日子并未持续多久，浙大校长竺可桢觉得他已老迈，不会有多大作为，倒不如请个年轻的来，因此熊郁郁不得志。1948年秋末，熊氏离别杭州，南下广州，投奔在中山大学执教的弟子黄艮庸。熊氏曾说：“余平生于读书外，总有散步山野，望云气、看飞鸟之时机，惟促处都市乃大苦耳，然亦时于庭院中苍茫望天也。”黄艮庸在番禺化龙乡有一处农场，并建有黄氏观海楼，熊十力来后，就与养女一起住在此处，读书散步，为养女讲讲佛学，也满足了他“望云气、看飞鸟”的愿望，生活极为惬意。

 

 

    1949年春，国共战局日渐清晰，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的广州城，纷纷攘攘云集了各路观望的人士，或走或留，或远遁或近逃，这里都是一个不错的临时立脚之地。正在广州近郊的熊十力也有些彷徨不安，他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但对共产党也同样心存疑虑。熊虽然也算是辛亥老人，但毕竟离革命的洪流甚远，能获何待遇还不得而知。他本意很想回老家湖北或入川，专心治学，但旋即又打消了回老家的念头，因他听从老家逃难出来的人说：“武汉商务独占，人民无生路，多投江，有说武昌之下阳逻江段有回漩流处，尸浮二万余具是事实。”“吾无可回乡生活。据云各县甚不安，情况甚难言”。老家回不去了，入川也许还可以：“川地大人多，到那里去弄点小本，以小生意营生，不知能否？不能，也就绝食了事。万一天不丧斯文，义尚可苟活即苟活，义不可活，吾也不遗污点，决然了事大吉。”（致柯树平函）他也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他无法想象，自己治国学一辈子，怎能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他在给弟子唐君毅的信中说：“吾年已高，何至以风烛余光为衣食而尽丧平生之所守？吾中国人也。中共既已统一中国，如不容吾侪教书，只可作夷、齐。如尚容吾侪教书，则无容吾侪‘自经沟壑’而不去教书之理……”熊氏的意思很明确，自己只是一介读书之人，且已是“老朽”，无党无派，不问世事，不论朝政，能奈我何？拿定了这个主意，熊十力决定留下来。这年春间，受聘于华侨大学的弟子唐君毅和钱穆曾前来探望，谈及去留之事，钱穆回忆说“十力亦无意离大陆”。
    不仅自己不离开，熊氏还写信劝弟子们留下来。1949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徐复观，力阻其不要携眷去台湾，他告诉徐，国民党是守不住台湾的。但作为国军少将，徐复观怎可能留下来？9月10日，熊又致信徐复观，信中甚至问徐复观，自己能不能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去教书？此时南京已经陷落，在此当口，熊十力竟还惦记着中央大学的教席。徐复观对老夫子没有再客气，他狠狠幽了师傅一默，让他“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熊看了来信非常恼火，再也不将徐复观视为学生。熊老师个性嶙峋，人所共知，但他也有真情流露时。徐复观后来记述当年在“落日仓黄”中与老师分手的情形时，说：“临走时，送我送得很远，一面走，一面谈，并时时淌下眼泪。”“记述先生的志事，如先生彷徨绕室时长叹喟之声”。
    徐复观走了，唐君毅和牟宗三也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一个到了香港，一个去了台湾。师徒们天各一方，熊老师陷入新的孤独。此时，似乎只剩下入川一条退路。
    但还未及入川，1949年11月中旬，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发来的电报，邀他北上，共商国是。熊十力在回函中说，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课本、钟点、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否则不欲北行”。
    1950年1月28日，熊十力接到董必武的回信，说赴京事宜已准备妥当，熊十力觉得不好再耽搁，立即起身北上。广东省主席叶剑英为熊十力买好车票，安排好路上扶持之人，并亲往车站送行。车至武汉后，熊十力打算下车略住几日，一是休息，二是略叙乡情。林彪、李先念为其安排好住处，并设宴款待。3月7日，熊在武汉收到郭沫若来函：“已电李主席备车票并电示行期。董老所布置之住所，尚为北房无怪。至它一切，均请不必过虑。”
    关于熊之北行，另据台湾学者林继平《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熊曾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准备转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四野林彪司令员在广州拦截。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冈的同乡，林尊称他为熊老师。熊十力无可奈何，只得跟随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这位湖北耆宿荣归故里。
    无论版本有何出入，总之，在1950年的阳春三月，熊十力再次回到了北京。抚今追昔，这已是他第几次返京了？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凉景象，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而这一次返回，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

 

 

    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黄冈，是一个乡村穷教师的儿子，因家贫，幼时曾为人牧牛。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病亡。此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处读了半年乡塾。十六七岁时游学乡间，读王船山、顾亭林之书，忽有革命之志，遂投奔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江西德安耕读、教书，并与一老秀才的女儿傅既光结婚。1917到1918年间，参与孙中山幕府。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
    1919年前后，熊十力来到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不久因笔墨官司结识梁漱溟，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因缘。两人相谈甚洽，梁劝熊研读佛学。1920年暑期开学后，熊再也没有回南开继续当老师，而是直接去了南京***内学院，拜在欧阳竟无大师门下学佛。熊十力在内学院里是年岁较大的学员之一，学习极为用功，大概也是最穷的一个。熊从来就没有富裕过，徐复观说，熊老师年轻时极为穷困，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1920年秋至1922年秋，熊氏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基础，接受了哲学思维的严格训练。1922年，梁漱溟征得蔡元培同意，请欧阳门下弟子来北大顶替自己讲授佛教唯识学。借此机缘，熊十力得以受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当时北大的规矩，讲三门课为教授，讲一门课者，本校教师称为专任讲师，外校兼课者则称兼任讲师。熊为专任讲师，月薪120块大洋，一直到抗战南迁。
   梁先生谦逊，自谓“不敢讲”，熊先生倒是敢讲，但自一开始，熊便一步步背弃师说，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好在蔡元培向来提倡兼容并包，亦就相安下去。然而，熊十力的讲课效果似乎不太妙，而不能得英才教之，更让他觉得气馁。后来，他干脆向学校提出：“师生蚁聚一处，究竟有何益处？”要自己在家授徒，虽不能得天下英才，能有“二三子”聚而教之，也是惬意，“而不相干之学子，亦不愿其与于斯课”。学校当局竟也同意了他的要求。据他当时的学生讲，熊似乎并不擅长讲课，有教无术，因此只讲过一次，便不再上讲台，凡选他课的，便到他家里谈。
    梁、熊二位因缘不浅，1924年夏，梁先生辞去北大教职，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熊亦辞北大同往；翌年梁氏偕诸友回京，熊也同回。两人均个性十足，我行我素，但梁先生宅心宽厚，常存矜怜之意；而熊则师风陡峻，责人以善，不惜詈骂，情急处甚至会饱以老拳。他口无遮拦，曾放言：胡适提倡科学，科学知识却不如他；冯友兰不认识字，金岳霖的学说是“我论”。一次，梁漱溟为学问之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熊十力脾气大，喜欢骂人、打人。争完了，熊十力趁梁漱溟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
    熊虽学问精湛，但日常糊涂，学生中常流传他的笑话。据李渊庭讲，1926年到1927年间，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熊和十几个青年学生搬去同住。当时梁、熊两人均无固定收入，靠稿费维持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跟梁先生一起吃素，可是熊爱吃肉。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当时16两算一斤，熊一听是半斤，骂道：“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八两。”熊一听哈哈大笑：“这还差不多！”
    牟宗三是熊十力北大时期的学生，“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他回忆起第一次见到熊先生时的情景时说，“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这真是不简单的“第一印象”。熊门三大弟子中，牟宗三跟随熊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牟先生曾跟自己的弟子讲起老师的事情，说：“侍师亦不简单，既要有诚意，又不能太矜持。当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唐（君毅）先生也不敢亲近他……其实，我并不聪明伶俐，也不会讨巧……”
    熊氏也深知自己修养不足，缺少一份儒者的典雅，说自己“求人也殷，责人也切，而原人、容人、因势顺诱之荃，确无所有”，但“检讨”归“检讨”，他决计不去改正。正因为熊氏待人心无城府，虽门风陡峻、口无遮拦，也颇有些青年才俊前来相随。除了牟宗三外，罗常培、郑天挺等也向熊十力执弟子礼。罗当时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却对熊师毕恭毕敬。熊也从不跟学生客气，有一段时间，他干脆搬去与学生同住。据说梁先生多是学生住老师家，熊则多是老师住学生家，信哉斯言。

 

    1926年，住在北京大有庄写《唯识学概论》的熊十力因长期的困顿与凝思，积劳成疾，神经衰弱、胃下垂等多症并发。1927年初，在蔡元培先生关照下，他南下杭州养疴，住在西子湖畔之法相寺，翌年又移居孤山广化寺，每月200元生活费，仍由北大发放。熊十力其实是非常注意养身之道的，他在《答谢随知》一文中说：“早起，大恭后餐，不解即不餐，必解乃已，行此数十年如一日。被褥，每晨起必掀抖，以散汗涤尘，件件如是。又每饭后，卧二十分钟必起，散步归来，凝神危坐，喘息定，血脉舒，而后观书用思。”律己不可谓不严，但可惜都是在此次大病之后的事，亡羊补牢也。
    1928年，汤用彤等邀熊十力到南京中央大学演讲。熊氏素来不喜演讲，他曾发誓说“不为名流，不为报章杂志写文字，不应讲演之约”。然而此次乃老友相约，拙于口才的熊氏只好做一次“稠人间的演说”。此番讲学，却吸引住了另一位俊儒——唐君毅，唐先生正是此时得列熊氏门墙。在杭州，熊十力还结识了另一位大儒马一浮。马乃大隐者，为人清高，蔡元培曾邀其到北大任教，他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字回绝。他理想的传道授业之所是类似古代书院那样师徒切磋道艺的场所，而非贩卖知识的西式学堂。抗战时期，蒋介石向马请教治国之道，马说：“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蒋闻之愕然。据说解放后陈毅造访时，正遇马大儒午休，陈也算是读书人出身，懂得师道尊严，竟在雨中苦等了两个小时。
    熊十力很想结识这位大隐，便请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引见，单支吾似有难处，他是怕马大隐不给面子。熊干脆谁也不求，自己把《新唯识论》的稿本包好寄给马一浮，并说明结交之意。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无音信，熊心里不禁嘀咕，难道这位名动东南的名士看不上自己？忽一日，院里来了一位长者，气度非凡，自报家门，原来是马一浮！熊也不客套，上来就问：信写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一直没个回音？马说，若单寄信来，自是早有回复，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拜读过才能说话。两位大师惺惺相惜，一见便成莫逆，此后如高僧论道，时常往还，确也解了熊氏不少孤苦。
    江南养疴6年之后，1932年11月熊十力重返北大。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装扮成商人，坐煤车再次逃离京城。路上遇雨，衣履尽湿，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辗转返回黄冈后，有乡里青年问起国事，熊不禁痛哭失声，大骂国民政府不抵抗，并让青年们去找共产党，拿起枪打日本。
    次年，熊入四川之璧山。当时北大与清华、南开等校已南迁昆明，联合办学。南迁的北大只收留教授级的人物，熊仅为讲师，联大不收，他似乎也不以为意，专心著述。1939年夏，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要熊前往讲学。1941年熊十力又来到重庆梁漱溟所创的勉仁书院。
    入川以来，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但他自甘寂寞，乐以忘忧，仍勉力著述讲学。1942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卷改写完成，由老友居正募集经费，以勉仁书院名义出版。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在北碚期间，旧雨新知时来相看，使熊十力稍感欣慰。此时，郭沫若、贺麟、钱穆、陈铭枢、陶希圣、任继愈等都曾前来探望。有一次陈铭枢请熊十力吃饭，背山临江，一派好风景。陈却背对江面，熊大不解，问道：“你怎么不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也正在此时，徐复观前来拜熊为师。徐复观回忆说，熊先生曾告诫他，要做学问，生活上应和妻子隔开，“你和太太、孩子这样亲密，怎能认真读点书？”熊自己就很少和老婆住在一起：“吾少弱病……平生强远妇人，此全神第一着也。”徐注意到，当时“师母住在相隔约300公尺的地方”。但熊似乎惧内，说完那番话，他便低沉着声音指指远处的老伴说：“这个老妇人呀！”
    此后几年，熊十力返武汉，上北平，复入川，赴南粤，居漆园，蛰居幽愤，骂尽天下名士。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路透社的电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已占领军事重地武汉。熊十力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

 

 

    1950年春，熊十力接到党内老友的邀请，如约北上。甫一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老书生甚感兴奋。抵京后，政府先将他和义女安排住在交道口附近的五间北房，房子是由董必武预先租定的，家具齐全，甚是宽敞。住了两三个月，他嫌院子嘈杂，无法写作，写信给董必武要求调换。此后又搬至护国寺大觉胡同12号，但也未住多久。最终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内，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原为皇亲贵族居住之地，建筑古朴，出门不远就是后海，恬静优雅，风景宜人。
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熊拒绝了，他怕自己不习惯科学院的治学方式，毕竟科学院仍是过去老中央研究院的一辈人，“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自己的北大老巢，按老规矩去上课。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颇无相纳之意”，但熊还是要回去，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熊先生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上世纪50年代初，熊十力的生活是安定的，并未受到多少干扰。窗外的世界已很热闹，一派新气象，大家都在一种激情的感召下，建设新社会。熊先生却不为所动，他依旧老习惯，独居，写作，在家授徒。熊氏居处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也常来探望。然而，此时熊十力的内心是孤独的。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著作也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他曾在信中对老友说：“吾常愁苦一室当中无人可与言斯学者”，“吾之学，百年之后能否有人讲，甚难说。吾书恐疑难存下去”，他成了一个“落伍”的人。中国哲学会请他当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
    1950年，一向不问政治的熊十力写出《与友人论张江陵》一文，批评张居正“恶理学家空疏，遂禁讲学、毁书院”之举与秦始皇之焚书无异，并以此引申说：“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界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政改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也。”1951年，他又写出长达6万多字的《与友人论六经》，论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为唯心论伸张。顺此思路，他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并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熊的几项建议均无下落，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之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恢复起来，改称南京佛学院。
    自1951年起，熊十力便集中精力删节《新唯识论》的语体本，1953年冬，由董必武协助印行。1954年又写成《原儒》上卷，写完后，已是深秋，冬季临近。此时，政治空气愈加左倾，老朋友们或被打倒，或被边缘化，逐渐在学界失声。熊十力孤身一人住在北京，更让他难耐的是北方漫长的严冬。到1954年，熊十力终于无法忍受北方的严寒与孤单，遂于年底移居上海，住在儿子身边。儿子熊世菩家人口多，孩子小，这使一生清静惯了的熊十力非常不适应，只得另觅住所。当时陈毅元帅在上海做市长，熊十力为房屋之事写信向陈毅求助，陈马上回信并请人解决，信中说：“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休养，政府均应予照顾和协助……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陈毅喜欢与学人打交道，对熊十力多有帮助。有一次陈毅去看望熊十力，熊竟伤心地嚎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熊十力晚年居上海时，曾对人说：“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陈毅深受震动，一次在给上海高校教师作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1956年6月，熊十力搬进了淮海中路2068号一座两层小楼里，这里环境幽雅，适于写作。他雇了厨师和助手，继续过其独居的生活。同年，政协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熊先生原不在邀请之列，熊的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过去曾有人说：‘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政协马上联系上海方面，请熊先生出任特邀代表。陈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熊回复：“我是不能坐飞机的。”于是坐当日火车前往。在这次会上，他被增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并连续当选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但他只是政协的“三到”委员：开幕到、闭幕到、照相到。其余时间，均不到会，而是待在宾馆里与友朋聚谈。熊十力怕坐飞机，说是怕把飞机给坐坏了，但坐火车又忍受不了车厢里的暖气，因此每次北上开会，均把车窗打开，风呼呼地往里灌，一车厢的人均消受不了。服务员向陈毅反映，说熊十力是个怪老头，不好伺候。陈哈哈一笑，说：“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住一个包厢好不好？”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书出版后，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熊仅取稿费之一半。此后，他开始写作《体用论》《明心篇》等书，未及完成，便有疾病来袭，此时，74岁的熊十力也从北大退休了。他在记事本上写道：“本月（1958年10月）北大名义解除，由京政协会照顾生活，暂时照北大原薪345元。”此时，老人的心情是落寞的，他一生以师道自任，与北大有着不解之缘，一朝离开，自是痛苦。师道名义解除了，已近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将全副心力用于著述。他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拖着病体坚持写作。冯友兰说：“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梁漱溟说熊十力“晚年一顿能吃一只鸡”，言其身体之好。事实上熊十力晚年大病不断，很多著作都是因病体难支而时有中断。
    晚年，熊十力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因此，他经常要向统战部领导“汇报”一下近况，遇有“运动”，也难免表一下态。如1957年6月，他写信给统战部，信中写道：“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1959年2月信中有言：“昨年大跃进，中外欢腾。今岁更当一日千里。”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问题、吃饭问题等。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写信给统战部：“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看可救此症否？”并说：“素承厚意怜念老人，故敢常扰。”统战部向上级请示：“拟同意送母鸭一只，请核。”领导批曰“同意”。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熊十力陷入无限孤独中。他在暮年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来，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独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尽矣。”1961年，他在给刘静窗的信中说：“欲晤谈，膝头软，不堪动。又怕冷。夜半寒风入户，被单絮破，凄凉无限，清眼望尼山。”然而到了1962年，弟子刘静窗也离世而去，熊十力非常伤心，此后再也无力于大著，只是写点随笔以遣寂寞离愁。
    1965年夏，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老师时，发现熊先生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像以前般如炬，谈吐不再像以前般滔滔，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他一人独坐屋中，身穿褐色长衫，扣子全无，只用一麻绳作腰带，状若老僧。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两位王先生：王船山和王阳明。此时，先前的老友和学生已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岌岌自危。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判，无人以对，唯与古圣先贤心仪神交，稍可慰藉。他衰年求静，聊以卒岁，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可见其晚年心境之凄凉。

 

 

    1966年夏，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国家病矣。随之，他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了，书籍、手稿、信札或被撕，或被烧，或被查封；人被轮番批斗，复旦小学和建新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没日没夜对一个81岁的老人施虐，并勒令交代“历史问题”；住房被造反派的头目们霸占，老人被勒令搬出寓所，就连青云路儿子的家也被查抄，父子均遭批斗。熊愤懑地拒领工资，以示抗议。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竟命令已83岁高龄的老人跪在高台上，开群众大会批斗、辱骂。这对一生孤高气傲、睥睨风云的熊十力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陈毅、董必武写信，对运动提出批评，硬让家人寄出去。无处说话时，他经常在很多小纸条上写些抗议的话语，甚至写在裤子上、袜子上，独自一人，面容悲戚、跌跌撞撞地走上街头或公园，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走累了就席地而坐。然而，街市攘攘，人人自危，没有人理会他。
    此时，梁漱溟正被作为“黑五类”接受群众的批斗，“坐飞机”，游街。另一位大儒马一浮早在“文革”开始就被赶出了蒋庄，流落于杭州小巷。1967年，他在枕边留下了一首绝笔诗后去世，诗曰：“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1968年，熊十力一度绝食，以求速死。（一说有一晚辈家人强行索走他赖以维生的900元存折，熊气愤已极，当日起就绝食。又，其孙子说，祖父晚年并未绝食云云。此事已不重要，不考。）春夏间患肺炎，高烧不止，不肯服药。病情好转后，又患感冒。因大便用力过猛，心力衰竭，1968年5月23日上午，一代大儒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路程。
    此时，身居台岛的牟宗三似有感应，在这年的3月写了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他在文中深情地说：“我常瞻望北天，喃喃祝问：‘夫子得无恙乎？’他住在上海，究竟能不能安居乐业呢？今已80多岁，究竟能不能还和当年那样自由讲学、自由思考呢？我们皆不得而知……”
    1979年3月，熊十力先生的追悼大会召开。此前一年，熊门弟子唐君毅已去世，熊十力之子便邀徐复观返沪参加，然而由于台海栖迟，两岸暌隔，终未能成行。3年后，徐亦追随老师而去。这一年，牟宗三在台湾举行的一个纪念会上回忆老师的教导，说熊先生一生没有过敷衍，没有过无聊，他绝对的忠于道体，忠于形而上学，任何人来，熊先生都要讲这一套给他听，不管对方能不能听，不管对方是小孩子还是党国要员。“我这个人也没有堕落过，一生也没有得意过，没有飞黄腾达，生命也没有波澜壮阔，只是教一辈子书，没有什么堕落。但每当我见到熊先生，我总觉得自己的生命颓废，在往下颓堕”。
    熊先生一生，以玄为高，以易为归，斥佛教而非旧儒，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了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了人的道德自我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开启了新儒流派。
    1993年，病榻上的牟宗三对前来服侍自己的弟子说：“熊先生一辈子就想我一个人能传他的道，我的聪明智慧都不及他甚多，但他知道自己有见识而学力不及。我所知虽只一点点，但要到我这程度也不容易，其他的人更差多了。熊先生知道我可以为他传……”一个“道”字没说出口，便哽咽饮泣不能语。
    1995年4月，熊先生的最后一位大弟子也走了。如今，又由谁来“传道”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

同舟共进 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