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专题研讨班（第5期）”学习总结

武夷山

2016年9月1日至21日，我参加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专题研讨班（第5期）”的学习。

本班的教学分为5个模块。

模块一：供给侧改革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新背景解读

专题讲座：《宏观经济形势与国家战略决策》

石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专题讲座：《新常态背景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条件和思路》

郭克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研究司司长

专题讲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探索》

肖林：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模块二：以供给侧改革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专题讲座：《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

戴晓波：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导

专题讲座：《互联网+与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

袁岳：零点咨询集团董事长

现场教学：自主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松江区）

模块三：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长三角案例

专题讲座：《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探索》

朱民：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专题讲座：《浙江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探索》

盛世豪：浙江省政协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机关党组成员

现场教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城乡统筹发展（江苏吴江）

结构化研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障碍与突破

模块四：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战略的动力与路径

专题讲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现代财政制度》

刘克崮：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专题讲座：《金砖银行推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建设的运作机制》

祝宪：金砖银行副行长

模块五：领导力提升

专题讲座：《学习理解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的逻辑框架和科学内涵》

王金定：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

专题讲座：《深度解读2016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和“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施芝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除了听课外，在9月13日下午的组合式研讨中，我介绍了《“十三五”科技创新形势与发展思路》，不过，PPT是战略院同事提供的。这个研讨班的模块设计较合理，我感到学习收获很大。现将印象最深的几点体会概述如下。

首先，思路变了，结构性调整就会比较顺畅。

袁岳在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特殊状况，可以认为，90后群体都属于中产阶级群体。以这个群体为服务对象，就有难以估量的商机。他举了多个服务创新的例子，有的是为90后群体服务的服务性产品，如“小熊尼奥”，有的是90后开发出的创新产品，如“美食大冒险”。

我的体会是，袁岳的报告其实表明，人口变量是多么重要。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差异性需求从供给测发力，就能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打开一片新天地。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规划安排并未充分考虑人口变量。例如，中国有十分庞大的老年群体，至少，城市老年群体的消费实力是很可观的，但是，面向老年人的产品与服务都是少之又少的。国家各类科技计划文件中，至今没有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放在突出位置。而在日本科技政策中，早就把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放在高度优先的位置。

其次，对于中国，存量发展也属于新常态。

戴晓波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量高速发展的动力是投资（好比助推火箭），主要依靠四大资源：

l 人口增加与劳动力红利

l 建设用土地与城市化    

l 利用外资与居民储蓄

l 能源碳排与环境资源

如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土地制约越来越强，在今后若干年，将会出现的趋势是：

增量发展——过渡发展特征（中速增长）——存量发展；

全面发展——分化发展特征（有增有减）——专业发展；

政府主导——市场选择特征（政府微刺激）——市场决定；

规模效益——工业化特征（资源依赖转变）——多元利益。

存量发展怎么做？这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这里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自身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在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最好利用增量来调节、激发劳动者（包括科技人员），尤其是年轻人的积极性，尽量不要使原有人员（俗称“老人”）的利益（隐喻意义上的“存量”）受到太大损害，尽管“老人”的能力也许有所欠缺。这样，改革进程的阻力才小一些。今后，存量发展将成为主要状态，这就意味着，曾经对改革进程起到润滑作用的存量经费越来越少，改革将更行困难。目前指导改革的相关政策文件似乎还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新困难。

第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协调、再协调。

朱民介绍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从2015年开始尝试“双自联动”，并取得了可喜的结果。“双自”，指的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样的思路，这样的协调机制，需要在全国好好推广。

多年来，各部委习惯于用各种“标签”来推动工作。仅以科技部为例，各种标签就不少：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型城市试点，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等等。不同标签欲推动的工作是不同的，但落实这些工作的主体又是高度重合的，总归是一些城市、一些企业、一些高校或科研院所，等等。如果缺乏顶层设计的协调机制，这些主体就难免疲于奔命，时不时就要应付这一家或那一家的考核。在实践中，这些主体难免需要拿同一批成绩单来应付不同标签的考核需要。这样，就未能达到有关部委在设计“标签”的时候想达到的目标。标签式的工作推动方式自身并没有错，有些标签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缺乏顶层协调就是错了。在一些部委，司与司之间，甚至同一个司的处与处之间，都缺乏相互沟通，更别谈有机协调了。不用说，部委之间的协调就更加困难。上海的双自联动，是在基层对来自不同部委（商务部与科技部）的工作加以协调。但是，具备上海自贸区管委会这样的管理水平和协调能力的地方政府或管理机构毕竟很少，因此，需要顶层的协调与基层的协调双管齐下。没有这样的协调，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将步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