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平. 2018. 从历史起源和现代生态透视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北京：科学出版社（电子版免费下载地址：http://wetland.ihb.cas.cn/lwycbw/qt/201812/P020181207539415222224.pdf）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三峡大坝、鄱阳湖、洞庭湖——这是近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焦点。争论的两大问题是：三峡大坝对两湖（鄱阳湖和洞庭湖）到底有何生态影响？两湖该不该建闸？

雄伟壮丽的三峡大坝（图1），位于宜昌三斗坪，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坝长2335米，总库容393 x 10⁸ m³，水库总面积约1084 km²。三峡大坝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发电工程，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达847亿度。三峡大坝一方面为我们提供着巨量的清洁能源，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对长江水系的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譬如，虽然三峡大坝的修建并不会显著改变总的径流量（当然会增加一些库面的蒸发），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流量的季节格局，由于显著减少泥沙向下游的输送而影响下游河床或岸带的冲刷，并进一步改变自然的江湖关系，影响一些生物（如产漂流性卵鱼类）的生活节律，并最终会影响一些物种的生存，亦会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等等。

图1 三峡大坝

鄱阳湖和洞庭湖（图2）分别是我国第一和第二大淡水湖，目前依然保持着与长江的自然连通状态，对长江中下游江湖复合生态系统完整性（如江湖洄游鱼类的生态空间、长江干流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承载力等）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该地区的几乎所有其它湖泊都切断了与长江的自然联系。以三峡大坝对两湖的影响为由，江西和湖南两省正极力推进鄱阳湖和洞庭湖的水利枢纽工程，并冠名“生态”工程（图3），其中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已被纳入“十三五”期间分步建设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两湖水利枢纽到底是为生态还是危生态？

图2 位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和鄱阳湖示意图（引自：戴雪等2017）

图3 拟建的鄱阳湖和洞庭湖水利枢纽工程

两湖曾经都是我国特有的淡水豚类——白鳍豚的故乡，白鳍豚的模式标本还采自洞庭湖（陈宜瑜和陈炜1975^[1]），虽然白鳍豚已经功能性灭绝。现在两湖中依然还有另一种珍稀濒危豚类——江豚的身影。可见，两湖对长江中下游水生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

三峡工程运行对中下游干流以及两湖的水沙平衡以及生态等的可能影响亦备受关注，虽然精确评估十分困难，因为水系异常复杂，空间尺度巨大，各种不同的过程交织在一起。此外，人为扰动还会叠加上异常的气候波动，一些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动态平衡，等等。

一、气温、降水的长期变化，湖泊的演化

温度与降雨是可能影响湖泊演变的两个重要的气象因子，如果它们没有趋势性变化，那湖泊的显著变化就会另有其因。洞庭湖区近百年来气温的变化以1998-2010年略微偏暖，比平均高1℃（图4）。近百年来，洞庭湖降雨的周期性变化并不明显，与气温的变化略有不同，1998-2010年期间的降雨并未偏多（图5）。

图4 1910—2010 年洞庭湖区年平均气温距平（引自：彭嘉栋等2014^[2]）

图5 1910—2010 年洞庭湖区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序列（引自：彭嘉栋等2015^[3]）

近200年来，洞庭湖处于不断萎缩的过程之中（图6）。即自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四口分流形成之后，洞庭湖在泥淤滩涨和筑堤建垸的双重作用下，由盛转衰，面积急剧萎缩，由1825年的近6000km²下降到1995年的2625km²。1955～1978 年期间，洞庭湖水面面积减少了970 km²，主要是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引起的（赵淑清等2002^[4]）。

图6 近200年（1825-1995年）来洞庭湖面积的变化（根据《湖南手册》的资料绘制而成）

二、江湖水文关系

1.长江占全国径流量的1/3，两湖占长江径流量的1/2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多年（1951-1983年）平均实测年径流量8956 X 10⁸ m³（汤奇成等1998^[5]），约占全国总径流量的37.7%。位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和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两个淡水湖，其库容十分巨大——洞庭湖167.0 X 10⁸ m³，鄱阳湖149.6 X 10⁸ m³，它们多年平均径流量分别为3126 X 10⁸ m³和1460X 10⁸ m³（姜加虎和窦鸿身2003^[6]），占长江年经流量的52%。但两湖径流量的年际变化巨大，如鄱阳湖最大径流量达2646 X 10⁸ m³（1998年），最小仅有566 X 10⁸ m³（1963年），两者相差4.7倍！

2.长江来水占洞庭湖径流量的30%

洞庭湖现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流域面积约为257,000 km²。当岳阳水位为33.5m时，洞庭湖面积约为2625 km²，平均水深6.39m。洞庭湖位于长江中游的荆江河段南岸，南汇四水（湘、资、沅、澧），北纳四口（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分泄的长江洪水，东接汩罗江和新墙河水，最后由城陵矶北注长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吞吐型湖泊。荆江南岸从松滋口、虎渡口（太平口）、藕池口和调弦口等四个历史决口分流冲刷成4条河流——松滋河、虎渡河、藕池河和调弦河。公元325年前后和南宋时期分别形成调弦口和太平口，1860年与1870年藕池河、松滋河相继形成。调弦口于1958年封堵，也将（荆南）四口称（荆南）三口。截至 2001年，湖南四水流域兴建大中小型水库多达13318 座（李景保等2005^[7]）。

根据1953-2012年的统计资料，洞庭湖多年平均径流2832亿m³，其中四水1663亿m³，占洞庭湖全湖径流量的58.7％，四口873亿m³，占30.8％，来自区间的296亿，占10.5%。四口的径流集中在汛期，其6-10月的径流占全年径流量的89.3%（图7）。

图7 在1953-2012年期间，四口和四水径流量的季节变化（根据梁亚琳等2015^[8]年的数据绘制而成）

3.江水倒灌鄱阳湖

鄱阳湖现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流域面积约为162,000 km²。当湖口水位为21.69m时，鄱阳湖面积约为2933 km²，平均水深5.1m。而在干旱的2012年，湖面面积曾降至近200km²。鄱阳湖上有五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下通过湖口与长江相连，每年7月鄱阳湖上游五河入湖洪水开始消退，而长江水位快速上涨，对鄱阳湖出流产生强烈的顶托作用而出现江水向湖中倒灌现象（图8），大多数年份都会出现倒灌现象。

图8（a）1960-2007年间鄱阳湖流域月平均入湖流量与长江汉口站月平均流量；

（b）1960-2007年间长江倒灌累积频率分布图（引自：叶许春等2012^[9]）

三、三峡工程对两湖水沙动态及江湖水文关系的影响

1.三峡工程对洞庭湖水沙平衡的影响

方春明等（2014）^[10]指出，三峡水库运用后荆江产生了较大冲刷，枯水位下降，但同时三口河道也产生了一定冲刷，部分抵消了荆江水位下降对三口分流的影响，因此，三峡水库蓄水以来荆江三口分流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由于三峡水库运用后2003—2011 年的数据点基本位于1991-2002年的相关线上（只略为偏下一点），因此他们认为，三峡水库运用对三口年径流量的影响有限。

下荆江裁弯（1967-1972）后，四口分流分沙比呈减少趋势，由于葛洲坝水库为径流式水库，库容相对较小，对下游流量过程几乎没有影响，拦沙作用亦十分有限（徐慧娟等2014^[11]）。方春明等（2014）^[10]指出，三口年径流量与枝城年径流量之比（三口年径流量比）自1990年后也趋于稳定，表明三峡水库运用后对其影响亦微乎其微。

三峡工程截流前（1951-1998）荆南三口年均输沙量达 14126×10⁴ t，占洞庭湖区来沙量的81.5%，同期四水多年平均来沙量仅为3198×10⁴ t，且变幅不大，表明荆南三口来沙量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洞庭湖盆泥沙冲淤量，而荆南三口的输沙量与其来水量密切相关。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后的三个时段，荆南三口年输沙量及洞庭湖盆淤积量波动下滑趋势较为明显，而洞庭湖盆从淤积为主转变为冲刷为主（图9）。

图9 不同时段荆南三（四）径流量、输沙量与洞庭湖盆冲淤量演变趋势（引自周永强等2014^[12]）

在每年的汛期，也是许多江湖洄游鱼类的繁殖旺季，在长江中大量孵化的仔鱼以及初出茅庐幼鱼经过枝城后通过荆南三（四）口进入洞庭湖肥育，而在洞庭湖中肥育成熟的亲鱼又可经城陵矶通道进入长江，补充长江的繁殖群体，它们在翌年随雨季的降临而开始繁殖，之后与大量的新生幼鱼一道重返洞庭湖。

2.三峡工程对长江倒灌鄱阳湖的影响

三峡大坝运行前（1990-2002年）：鄱阳湖平均倒灌5.15天，倒灌量12.83 X 10⁸ m³；三峡蓄水初期（2003-2008）以来，两者均明显上升：平均倒灌15.83天，倒灌量35.91 X 10⁸ m³，三峡水库175ｍ试验性蓄水（2009年）以来，两者均显著下降：平均倒灌2.14天，倒灌量1.46 X 10⁸ m³（图10）。

图10 三峡工程运行前后鄱阳湖倒灌天数及倒灌量的变化（根据王雪等2017^[13]的数据绘制而成）

长江倒灌鄱阳湖主要发生在7～11月，绝大多数出现在7～9月份，占总倒灌天数的90.4%（王雪等2017^[13]）。湖口水位22.59m（1998年7月31日）为历年实测最高水位，此时鄱阳湖通江水体面积3708 km²，湖体容积303.63 X 10⁸ m³（王圣瑞等2014^[14]）。因此，1991年倒灌量（113.87 X 10⁸ m³）超过了鄱阳湖最大湖容的1/3。

长江倒灌鄱阳湖对江湖洄游鱼类来说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7-9月正好遇上江湖洄游鱼类繁殖盛期与幼鱼生长旺季，自然的灌江纳苗不仅对鄱阳湖，而且对整个长江的渔业资源量维系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之后鄱阳湖倒灌的大幅衰减问题值得重视。

四、三峡工程对两湖的生态影响

鱼产量由天然捕捞和人工养殖所构成。有时，虽然鱼类资源丰富，但有可能不被捕捞，而过度捕捞会导致鱼类资源衰竭。一般来说，天然捕捞量取决于鱼类资源量，即鱼类资源量越大，捕捞量就可能越大。但某一时期捕捞量的增加也可能由于更多的营养物输入（富营养化），亦可能由于捕捞技术的改进或捕捞强度的增加（这会引发过度捕捞）。

1.洞庭湖渔产量的历史变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洞庭湖的鱼产量并未呈现系统性的衰退现象，虽然湖泊面积由所下降（1958年3141 km²→1995年2625 km²）。除1996、1998年溃垸因素，捕捞量较高外（廖伏初等2002^[15]），洞庭湖鱼类捕捞量绝大多数情况下在2-4万吨之间徘徊，多年平均约为3.3万吨（图11）。这与长江干流的资源量从1954年的43万吨下降到2011年的8万吨有着天壤之别！

图11 洞庭湖渔业捕捞量的历史变化（根据湖南水产部门的统计数据绘制而成，见：廖伏初等2002、李红炳和徐德平2008以及李杰钦 2013^[15-17]）

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鳙）是产漂流性卵的鱼类，20世纪60年代在洞庭湖鱼产量中的比例曾经达到21%，之后逐渐下降（发生大面积洪灾的1998年除外），三峡蓄水前的几年在8-9%之间徘徊。三峡截留并未显著降低它们的比例，2014年又回升到17%（图12）。

图12 洞庭湖鱼类捕捞总量中四大家鱼占比的变化（根据湖南水产部门的统计数据绘制而成，见：李红炳和徐德平2008、李杰钦 2013、以及湖南省畜牧水产局 2015^[16-18]）

江湖洄游鱼类的比例曾在1963年达到32%，1999年之后就在10%以下徘徊，湖泊定居鱼类的比例进一步上升，1999年之后就超过了80%（图13）。洞庭湖中江湖洄游鱼类的衰退与三峡截留并无直接关系。

图13 洞庭湖鱼获物中主要类型鱼类的比例（根据湖南水产部门的统计数据绘制而成，见：李成2006^[19]）

2.鄱阳湖渔产量的历史变化

根据鄱阳湖周边全部11个县市的渔业统计资料，得到鄱阳湖水产品捕捞量的历史变化如图14所示。1949年以来，鄱阳湖的天然捕捞量以30年为周期进行波动，第二个周期比第一个周期的平均值显著增高；此外，三峡蓄水并未明显降低鄱阳湖的渔产量。鄱阳湖渔产量年际间的波动与水面面积呈正相关关系（张本和王建华1982^[20]）。发生特大洪水的1954、1996和1998年，渔产量分别达到周期波动的峰值。洪水年份也会使渔产量增加：①湖库、池塘等中人工投放的鱼苗通过洪水进入鄱阳湖中，②从长江进入鄱阳湖的鱼类增加，特别是江湖洄游鱼类（如四大家鱼），③鄱阳湖水位增高，湖面扩大，饵料丰富，鱼类索饵范围广，有利于生长（省渔政局增殖科1996^[21]）。1998年特大洪水也引起四大家鱼在总鱼获物中的比例由5-10%上升到10-15%，可能是由于特大洪水引起人工养殖池中的四大家鱼逃入湖中所致（钱新娥等2002^[22]）。

图14 鄱阳湖渔业捕捞量的历史变化（根据江西省渔政管理局的数据绘制而成，见：钱新娥等2002、黄晓平和龚燕2007、吴斌等2014^[22-24]）

   在鄱阳湖的鱼类捕捞产量中，江湖洄游的四大家鱼的比例多数都在10%以下（图15），且整体水平也比洞庭湖略低，这亦在情理之中，因为洞庭湖与长江的交换量更大，在长江中飘荡的鱼苗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洞庭湖肥育。此外，也难以看出三峡蓄水对四大家鱼在洞庭湖鱼类捕捞总量中占比的显著影响。

图15 鄱阳湖鱼类捕捞总量中四大家鱼占比的变化（根据江西省渔政管理局的数据绘制而成，见：张本和王建华1982、省渔政局增殖科1996、黄晓平和龚燕2007、姜红 2014以及吴斌等2014^{[20-21, 23-25 ]}）

3.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的历史变动

两湖是白鳍豚和江豚的重要栖息与觅食之地。但白鳍豚在三峡截流之前就基本绝迹了，因此，其绝灭与三峡的影响应该没什么关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部门对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江豚进行了多轮的现场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85-200头），三峡截流并未引起江豚数量的明显降低（表1）。

表1洞庭湖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的历史变动（单位：头）

*《2012长江淡水豚考察报告》

—无数据

五、大型通江湖泊中四大家鱼繁殖群体的变化

繁殖群体对种群的盛衰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某种原因（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导致某一物种的自然繁殖群体的规模逐渐变小，那该物种的自然种群规模就会逐渐衰退。

1.洞庭湖的重要作用

与长江保持连通的湖泊所剩无几，洞庭湖以其与长江的特殊联系以及巨大的分流调蓄功能，对长江中下游自然江—湖关系的维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起着长江多种经济鱼类种群数量补充基地的作用。根据1988年的调查，在长江中繁殖的四大家鱼苗经三口进入洞庭湖有约13-15亿尾，入湖的家鱼苗有90-95发育到了鳔一室期或卵黄吸尽期，距产出已有6-7天，按漂流速度推算，这些育苗主要是产自重庆以下的上游江段产卵场。至于湘江中繁殖的家鱼苗总数仅有0.48亿尾，对补充洞庭湖四大家鱼资源的意义不大（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和长江水资源保护研究所1991^[29]）。

通江湖泊中四大家鱼的幼鱼的来源并不仅仅限于长江干流，譬如，四大家鱼在湘江和赣江中也能繁殖，这些支流产卵场的状况也会影响到两湖中的鱼类群落结构与资源量。

长江支流四大家鱼产卵场的形势也十分严峻，如湘江在历史上捕捞家鱼苗曾达40亿尾（1959年），在20世纪70年代平均只有2.4亿尾，20世纪90年代初家鱼苗已很少，停止了捞苗生产（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和长江水资源保护研究所1991^[29]）。

2.四大家鱼的繁殖群体严重萎缩

在长江水系，四大家鱼其成熟年龄一般都在4-5龄，少数可在3龄，而鳙鱼最早也是4龄（表2）。1963年，在鄱阳湖湖口的鱼获物中，4龄及以上的个体还占有不低的比例，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4龄及以上的个体就十分罕见。湖北洪湖50年代中后期兴建隔堤和新滩口排水闸，在1959年的鱼获物种，4龄及以上的鳙还占有很大比例。20世纪90年代，通江湖泊洞庭湖中的四大家鱼其4龄及以上个体的比例也很低。

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型通江湖泊——鄱阳湖和洞庭湖中繁殖群体的严重衰退可能由于过度捕捞，发生在湖泊或长江干流，也可能是两者的联合作用。但两湖中渔产量的相对稳定可能主要由于一种补偿机制，即大型江湖洄游鱼类的降低被小型定居鱼类的增加所补偿。此外，水体营养的增加也使饵料生物有所增加，因此，也能支撑更多的鱼类种群数量。

           表2 长江水系四大家鱼的成熟年龄与繁殖季节

资料来源：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研究室1976^[30]，倪达书和汪建国1999^[31]

3.酷渔滥捕严重

利用非法渔具如电·炸·毒鱼、迷魂阵、地笼网、矮围等的酷渔滥捕可能是导致两湖中大型江湖洄游鱼类资源衰竭以及鱼类群落结构小型化的重要原因。譬如，密眼网簖（迷魂阵）是一种大规模捕捞经济鱼类幼鱼的渔法，其网目一般为 5～10 mm，可以捕到体长仅2～3 cm的幼鱼，在东洞庭湖，网簖的日产量达 10.5万kg，其中经济鱼类幼鱼 6.45万kg，从7月底至8月初，每天的渔获物中含有草鱼幼鱼147万尾，青鱼幼鱼225万尾，鲤幼鱼306万尾（曹文宣2008^[32]）。

据湖南省渔政部门的估算，2002年，在洞庭湖中的“迷魂阵”超过8000个，网片长度超过100万m以上，“布围子”8000船左右，长度80万m以上，其捕获的鱼类70%以上为当年或1冬龄幼鱼；电击渔船2000艘以上，每年用来炸鱼的炸药80 t左右，一些渔民还总结出一套炸鱼经：“春炸湾、夏炸滩、秋冬两季炸深潭”（柳富荣2002^[33]）。2015年，在东洞庭湖八角包水域发现的“绝户网”，一次可围上百亩水面，连小拇指长的鱼儿都会被尽收网中。

   鄱阳湖的迷魂阵在1978年只有27部，1983年增加到2400，1986年猛增到9889部，在1983年鄱阳湖下山岛渔区的1部迷魂阵的渔获物中，体重在50g以下的个体占到总数的60.8%，50-250g的个体占37.2%，250g以上仅占2.0%；而在汉池湖抽查的64.9 kg迷魂阵渔获物中，有27181尾鱼，平均每尾体重不到2.4g（张本和张立1997^[20]）。

六、为何长江干流的渔业资源下降了80%？

长江干流与其附属水体是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又具有十分不同的特性：中下游干流的江水泥沙含量高，十分浑浊，饵料生物十分稀少；与干流连通的湖泊，一般都是水质清澈，长满各种类型的水生植物——挺水植物、浮叶植物和沉水植物，浮游动植物和底栖动物等饵料生物亦非常丰富，栖息着各种各样的水生动物和鸟类，充满着生机（图16）。

图16 浑浊的长江与其生机勃勃的连通湖泊，通江湖泊呈现两类植被景观——湿生植被和水生植被

但是，干流也是许多动物的活动之地，譬如，许多鱼类，如我们熟知的四大家鱼，就在奔腾的江水中产卵（所谓的漂流性卵）与孵化，幼鱼待具有一定的游泳能力后，再进入湖泊中肥育，而且这些鱼类不能在静水环境中产卵，它们就养成了这种江湖洄游的习性。

对长江中下游的阻隔型湖泊来说，一般是冬、春（长江枯水季节）开启闸门，尽量江湖水排出，而到洪水季节则关闭闸门，利用腾出的湖容接纳流域的来水。但问题是，洪水季节也是江湖洄游鱼类的产卵季节，关闸意味着这些新生鱼苗无法随江水进入湖泊。而冬、春季湖泊开闸放水即使有一些残留的亲鱼进入长江，最终这些鱼类也难逃在阻隔湖泊中逐渐衰亡的命运，除非通过人工繁殖进行放养。

一般来说，流速大、泥沙多的河流环境不利于浮游动物的生存，这类河流中的浮游动物往往十分贫乏。譬如，在洪水季节，亚马逊河水的流速和悬浮无机物比枯水季节高3-4倍，河水变黄，高度混浊，缺少浮游动物。泥沙在流水中碰撞磨擦是浮游动物减少的原因之一（陈受忠1985^[34]）。长江流速大，含沙量高，干流中浮游动物的贫乏也在情理之中。

在江河中，枝角类相当贫乏，平均约为0.001-0.1个/L，而池塘、湖泊与水库一般有10个/L，有时可达100个/L，这是由于江河冲洗涤荡，水中有大量无机悬浮物存在，不利于枝角类滤食的缘故，尤其在小溪以及流速大的江河中，几乎见不到枝角类（蒋燮治和堵南山1979^[35]）。总的来说，在河流，特别是激流环境中，各种浮游动物的丰度都会大大降低。

据统计，近半个世纪以来，长江干流的渔业资源大幅衰竭，从1954年的43万吨，下降到2011年的8万吨，降幅超过80%，平均每年下降了约1.5%（图17）。虽然沿江湖泊的渔业产量并不低，但却无法支撑长江中需要以鱼类为生的更高级消费者，如白暨豚和江豚。

图17 长江干流渔业捕捞量的变化

   长江干流的成鱼资源量虽然已大幅下降，但早期的仔、幼鱼资源量还是比较丰富的，这可能得益于长江主要鱼类巨大的繁殖力（常剑波等1995^[36]）。但超过了一定阈值之后，仔幼鱼的资源量也难免不会陡然下降。

总之，在长江水系中，干支流的水文条件满足了产漂流性卵鱼类的繁殖场需求，但由于饵料稀少，难以单独维持较大的鱼类种群，其鱼苗孵出后需要到通江湖泊中去肥育。在长江中下游，春夏季进行繁殖的鱼类，其幼鱼借助长江的季节性泛滥，适时进人通江湖泊去觅食，那里各种类型的水生植物、底栖生物和浮游生物等可以支撑比干支流大得多的鱼类种群密度，许多鱼类还将卵粘附于水草表面，亦能在一定程度上逃避敌害。

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长江中下游湖泊总面积尚有约35123 km²，它们都会因洪水泛滥而保持连通，而现在仅有两湖（总面积约为5500 km²）保持与长江的自然连通，因此，支撑长江鱼类的有效湖泊面积减少了76%，如果叠加上酷渔滥捕的生态效应以及长江沿岸港口码头林立、堤岸硬化等对沿岸生态环境（特别是水生植物）的不断破坏，长江干流从1954年渔产量降幅超过80%亦不难解释。

主要结论

1）产漂流性卵鱼类（如四大家鱼）是长江中下游的优势鱼类，是季风气候下形成的东亚特有类群。雨季在长江中新生的幼鱼需借洪水泛滥进入湖泊肥育，成熟后再回到干流中繁殖，不能进入湖泊索饵的幼鱼很可能会因长江中饵料生物匮乏而死。因此，这些鱼类的生存与繁衍依赖于江湖之间的连通性与交换性。

2）三峡水库运用对洞庭湖荆南三口年径流量的影响有限，长江来水占洞庭湖径流量的比例高达30%。175ｍ试验性蓄水后，鄱阳湖的平均倒灌降至2.14 d，倒灌量仅1.46 X 10⁸ m³，占鄱阳湖年径流量的比例仅0.1%！因此，根据江湖之间相互交换的水量来看，洞庭湖对长江产漂流性卵鱼类资源量的维持可能更为重要。

3）长江干流的渔业捕捞量从1954年的43万t下降到1980s的20万t，最后到2011年的8万t，降幅高达81%。而1950s以来，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渔产量并未如此，分别在2-4万t之间徘徊。

4）过去半个多世纪长江渔业资源的衰退主要是由江湖阻隔引起的，而过度捕捞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干流及两湖中的酷渔滥捕加速了产漂流性卵大型鱼类资源量的枯竭，这可能对干流渔业资源的衰竭影响更大。而两湖中渔业资源的稳定甚至上升一是得益于定居型鱼类对空缺生态位的填补，二是富营养化导致浮游生物的增加可能也有一定贡献。

5）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江渔业资源的大幅衰退不能归因于过度捕捞，因两湖的过度捕捞并未产生同样的后果。因此，即使在干流休渔十年，也未必能使长江的渔业资源大幅回升。

6）现在，两湖的渔业资源量与长江干流几乎持平，对长江干流渔业资源量的维持可能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两湖也是江豚的重要栖息之地，湖泊中可供江豚享用的鱼类比长江中要多得多（图18、图19）。如果在两湖建闸，将会切断它们与长江的生态联系，长江渔业资源的衰退将会进一步加剧，江豚可能更快地灭绝，可能还会出现其它物种的链式灭绝。

图18 在鄱阳湖中捕食鱼类的江豚（图片由余会功拍摄于2014年，地点：鄱阳湖）

图19 在长江铜陵江段中捕食鱼类的江豚（引自：万家热线，2017-4-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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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中国科学院野外站联盟项目（KFJ-SW-YW026）和中国科学院B类先导科技专项培育项目（XDPB02）联合资助

本文主要来源：

谢平. 2017. 三峡工程对两湖的生态影响.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6:1607-1618.

三峡工程对两湖的生态影响（谢平 2018，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