孚王府纪事（三）：科学编史学教学杂记

历史学家常常感叹说自己埋首于史学研究而疏于史学理论的考察。科学史界也不例外。直到1987年，丹麦科学史家（剑桥科学史博士）克劳（H. Kragh, 一译“克拉夫”）才撰写了一部至今仍在科学史界被广泛用作科学史理论教学参考书的《科学编史学导论》。剑桥大学科学史系教学指导书上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这是一部综述性的《科学编史学》著作，它对科学史理论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综述性的介绍和探讨，但其作者并没有就这些问题给出系统、一致而深邃的见解。但是，这是唯一的一部由科学史家撰写的科学史理论著作，因而在科学史研究生专业教育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2003年,克劳来北京参加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期间,我曾当面问他,为什么撰写《导论》？他的回答是，他在剑桥时就曾想找一本这样的书读读，结果发现，这样的书还没有被写出来；所以，后来，他就自己写了一本这样的书。

顺便说一句，除科学史理论研究外，克劳在物理学史、化学史上均有诸多重要建树。其设问方式往往异于常人。譬如，他曾撰文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量子力学建立以后，化学是不是被“还原”到物理学了，是否已丧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然后，他深入研究了化学家群体为捍卫独立学科地位而作出的各种努力。

科学编史学教程的设置[1]，对于国内科学史主要机构尤其是对拥有科学技术史一级科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机构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严格地说，科学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内，均须开设相关的科学史理论课程[2]。

自1999年起，科学史所开始设立《科学编史学教程》，由我任主讲教师，当时，研究所要求将《科学编史学教程》作为必修课来安排。这些年来，《科学编史学教程》一直是作为本所常设的研究生基础课程来开设的，一年一度有之，二年一度也有之，授课内容也一直在变化[3]。教学分三大块进行，分别涉及科学史学史，科学史方法论及有关论争，科学史哲学。

在孚王府，在这片科学史的逍遥学园里，我已不可能再简单地沿用克劳的《导论》来教学了，也不可能只依靠我的博士论文（后来以《科学史的向度》为题出版）中所涉及的那些内容。我告诉本所的那些研究生们，科学史研究所需要的背景知识是无穷大！所以我们几乎是需要了解所有的科学史学派和所有的有思想深度的科学史家及相关领域里的重要学者。我的教学宗旨是，和他们一道去测量科学史研究的宽度和深度，感悟自由的思想，追求思想自由，并以此测试史学思想的爆发力。（有关教程内容，参见注3和注5）

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当我们探讨过默顿问题——“为什么17世纪英格兰科学技术得以加速发展”——以及后续的批判性研究以后，我们就要追问这样一些新的问题：“为什么近代中国在成规模地接触西方科学之后的300百年中不能像西方社会顺利地开启科学的制度化进程？还有为什么自17世纪至19世纪结束英国科学技术长盛不衰？”

当我们探讨科学革命，譬如说拉瓦锡化学革命，当我们发现库恩“范式转换”并不能对有关历史过程给出合理解释，我们就要追问，我们是否需要对“科学革命”概念作出重新理解？甚至，就拉瓦锡化学革命而言，如果我们发现，论战双方，拉瓦锡与普利斯特里，或者说，氧化说与燃素说，均“处于同一传统之内”，那么，我们就要追问：在此情形下，我们该如何定义化学革命或科学革命？该如何理解化学（或其他科学学科）学科的历史发展？

当我们探讨科学革命与现代化道路，当我们发现科学史上并没有那么多的“革命”，我们就要追问，“难道科学的连续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重要，一定要通过革命来推动社会进步吗？”

还有，当我们思考李约瑟问题，并且发现，无论是中国意义上的逆事实设问[4]（近代中国未发生科学革命），还是西方意义上的欧洲独特论（科学革命只发生于欧洲），都显得那么plausible and paradoxical，那么，我们就要追问，科学革命（TheScientific Revolution）是不是无论就其后果而言，还是就其发生的原因而言，均非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所能孕育、所能铸就？若然，对于科学革命的发生学问题，我们就需要从世界科学史角度来回答！

……

2005年，我发表了教学文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编史学教程》简介”。在临近结束时，曾写下了这样的教学感言：[5]

许多年以前，一位在海外求学的年轻的中国学子曾以这样一个问题引出了他的博士论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喜爱悲剧？”最后，他回答说：“悲剧往往是以疑问和探求告终。悲剧承认神秘事物的存在。我们如果把它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就会发现它充满了矛盾。它始终渗透着深刻的命运感，然而从不畏缩和颓丧；它赞扬艰苦的努力和英勇的反抗。它恰恰是在描绘人的渺小无力的同时，表现人的伟大和崇高。悲剧毫无疑问带有悲观和忧郁的色彩，然而它又以深刻的真理、壮丽的诗情和英雄的格调使我们深受鼓舞。它从刺丛之中为我们摘取美丽的玫瑰。”这位学子的名字叫做朱光潜（1897-1986）。他研究悲剧，并且从中找到了他所要找到的东西——“深刻的真理、壮丽的诗请和英雄的格调”。

“在此，我要敦请将要进人科学史领域的年轻学子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do）科学史？而对于那些准备以科学史为职业的学子来说，则需要思索：我们为什么喜爱历史？我们能否从中找到朱光潜曾寻找过的那种东西？我们又将怀着怎样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智慧走向历史，走向未来？

[1]在我国，最先关注《科学编史学导论》的学人是刘兵教授和任定成教授（当时他们还是副教授）。刘兵围绕《导论》中的诸多史学理论问题，如辉格史，科学史的客观性，集体传记方法（我译作“群体志”），群/格方法，撰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调入清华以后，刘兵教授在清华对科学哲学专业研究生开设科学编史学课程，并在此方向上培养了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任定成大约于1993年开始在华中师范大学对刚刚招进来的科学哲学方向的研究生开设《科学编史学》课程，后来在北大组织翻译了《导论》。1994年，我本人也曾对华中师大新入学的科学哲学方向研究生开设了一轮《科学编史学》教程，教材用的也是《导论》；次年，我也离开了华中师大。

[2]个人印象中，邢润川先生、魏屹东教授在山西大学，李志超先生、已故的张秉伦先生在中国科大均开设了“科学史理论”课程。

[3]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我们将怀着历史意识与历史智慧，走向历史?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203/23/19355_355041.shtml。

[4]即使是逆事实设问，其问题也仍然存在于历史学的视域中，不可轻易消解，因为历史家追求多重意义，认知意义虽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但却不是唯一的一种。

[5]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编史学教程》简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7nTW1_bQ4OM_OtSz2c9InA1FEFJ6t70vYhhc99d6DhvHtnrAI4cTlOcq-sSPIimdleHH06PnjpN1ctPKTF6mYlBi-Xb2A0BngjJSVWtShpm.

[6]这句话最先出现于我的桂子山科学编史学讲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