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

激情的故事   红潮春梦

                                                     葛维亚

       躁动青春梦，红潮起波澜。这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故事，它不是凭空捏造，人物与情节具有现实的生活背景。故事歌颂了新中国年轻一代的幸福生活和情愫纷争，感人肺腑。

       跟随共和国前进的脚步，遥望硝烟散尽的朝鲜上甘岭，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而归。伴随着“我的祖国”歌声响彻云端，在那全民满怀信心建设美好家园的欢乐的日子里，我以全优成绩结束四年大学生涯，并考取俄国博士研究生。出于对贫穷家庭报恩资助的考虑，我放弃了去俄国深造的机会。1956年夏天走进南方历史名城南京，在一所重点大学就职。 

       这是个脱胎于交大、浙大、中大、同济新成立的一所高等院校，很有名气，教授、专家、名人云集。它坐落在南京古代名巷虎踞关、龙蟠里附近的石头城旧址，南面和清凉山相邻，北面与昔日美军AB大楼，今日的江苏省委招待所对望，东面不远处与清朝三江师范学堂，今日的南京师范大学相对，还有距离大学很近的阴阳营（后改为宁海路）、莫干路、山西路、鼓楼等名街，西面就是著名的秦淮河。 来到这所大学，我给系主任，一级教授担任助教。他在阶梯教室里，面对五个班150个学生主讲一门专业课，课后我负责在大班上辅导课以及课后答疑。辅导课每周一次，围绕课外作业或课程设计做些讲解，提示。答疑一周三次，均安排在晚上一个教学大楼指定的教师讲课休息室里。每次答疑，前来询问者很多，而且女学生多于男同学，这令我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 置身在秀丽江南，面对花季少女，人非草木，我开始有些陶醉，虽然循规蹈矩，有时也会走神，想入非非。一到这个时候，那些革命老干部对我们年轻党员最多的告诫 就是“一不贪财，二不腐化，谁也打不倒你”，时时提醒着自己，生活问题千万要慎重，年纪轻轻不能自我毁灭在“温柔乡里”。  不久我担任系内教职员党支部副书记兼学生党支部书记，我和学生接触机会很多，接触面更大，其中两个和我来往较多的女同学引起我的注意。  一个是学生党支部委员汪义俪，高挑的身材，洁白的皮肤，水灵灵的大眼睛，典型的江南美女，老家浙江诸暨，和西施同乡，浦阳江水给了她敞亮欢快的个性。他父亲原来担任南京军区歌舞团团长，是位新四军老干部，1955年定为大校军衔，1956年转业成了我们大学的党委书记。这个歌舞团是由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和所属的几个剧团组成，在国内名噪一时。        我和汪义俪接触，从讨论学生思想工作开始，慢慢的无所不谈。汪义俪性格外向，谈吐自然，有啥说啥，思维很透明。我发现她很愿意接近我，经常来我住处，帮我洗衣服，整理房间。在周末第一次提出到新街口看电影的也是她。记得放映影片“柳堡的故事”，歌颂解放区青年纯真的爱情，它与革命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主题歌“九九艳阳天”非常感人。看完电影，我们去中央商场闲逛，我买了一个牛角梳送给她，之后又在对面甜品店品尝四喜汤圆。半个世纪后，每当我听到“柳堡的故事”歌声响起，我就立刻产生一种凄凉，酸楚的感觉，艳阳天立马变成阴雨天了。        据汪义俪自己讲，受到爸爸和妈妈的遗传影响，潜移默化，她擅长歌舞，浑身都是文艺细胞。1956高中毕业那一年，她准备报考艺术院校，父母坚决反对，规劝她报考水利学院，原因有两个，第一，技术比文艺可靠；第二，老爸已调入水校，各方面有个照应。汪义俪是个听话的孩子，尊双亲所嘱，最终报考这所水利大学，无奈的准备度过五年大学生活。在填报所学专业时，由于余气未消，胡乱写上水文专业，还以为水文和俄文、日文、英文一样，属于文科语言类，总比学理工科强些，因为她最讨厌数理化。她的话很真实，我从她学习中的理解力，消化能力以及她的考试成绩看得出这一点。汪义俪学习成绩中等，没有补考过，可是5分很少（5分制的最高分）。  在周末，她最喜欢去山西路军人俱乐部参加娱乐活动。那里的人，从门卫到主任和她很熟，统统知道她是汪团长的千金，她在那里如鱼得水。每次去她都邀我，只要我有空也愿意陪她前往。俱乐部名副其实，节目很多，汪义俪最喜欢跳双人舞，在这里她才知道我也是跳舞高手，舞曲一响，她喜形于色的进入状态。有时高兴起来，我俩还会合跳“探戈”或“伦巴”，赢得不少掌声。  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女同学是团总支委员孙彩。她娇小玲珑，婀娜多姿，五官搭配富有艺术感，天造地设。一张娃娃脸带有几分稚嫩，说起话来面带微笑，右脸浅浅的小酒窝显露出来，很迷人，说她是江南美女更确切。见到她总有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动。她生长在苏州，父亲是一个豆制品厂厂长，出产略带甜味的卤汁豆腐干，远近闻名。天生质丽的女儿，带有豆腐西施的基因，能歌善舞，学业成绩优等。她性格温和，偏于内向，有时陷入沉思一言不发。碰到娱乐环境又会顿时活跃起来。我时常开玩笑的对他讲：“人们都说，最幸福的人应该生在苏州，长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第一步你“中奖”了，下一步目标就是杭州，对吗？。” 她总不以为然的回答我：“我一辈子在南京也会幸福的。”    她来到我这里多半带着学习上的问题，有备而来，问题问完，又不马上离开。这时，只有我找些话题，她才渐入状态，说出的话叫你大吃一惊。比如有一次她问我，如果老师碰到她那样的学生，会不会选做女朋友，叫我一时无言以对。其实我很喜欢她，但由于了解不深，不能乱点鸳鸯谱。“一不贪财，二不腐化，谁也打不倒你”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叫我不敢越过雷池一步。   孙彩和汪义俪同班，又是一对好姐妹。孙彩的内向和汪义俪的外向使她们互让互补，日子一久，变成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每逢寒暑假，孙彩毫不例外的回苏州探望父母，有一两次还邀请汪义俪到她家小住几天，陪伴汪义俪游遍苏州大小名胜，吃遍玄妙观等处各种小吃。汪义俪能记在脑子里的仅有拙政园、留园、狮子林、虎丘、寒山寺等几个，其余的模模糊糊，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孙彩老拿她开心，说她是个“马大哈”，地道的“粗线条”，只会用腿跳舞，不会用脑子记事。   孙彩和汪义俪在人际交往上，仔细观察，待人处事大不相同。每次过完假期回来，孙彩总要带些苏州的卤汁豆腐干、苏式蜜饯、采芝斋糖果、檀香扇送给汪义俪，送给我的除这些外，还有碧螺春绿茶以及苏绣被面等。如果不是藏不住话的汪义俪告诉我，我还不知道送给我的要更贵重些。我以为她送的“礼物”不论是谁，一视同仁。再有她对汪义俪性格外向不以为然。一次在和我交流如何和同学相处，她说：     “我欣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    对她的处事哲学，我小心翼翼规劝她，不要怕得罪人，青年人要有朝气，是非要分明，憎爱要分明。 听后她含笑不语。    在一次全校文娱晚会上，我发现孙彩在校管乐队里吹萨克斯，成绩如此优异的女孩，竟然有此特长，肺活量如此之大，实属少见，我很好奇。晚会第二天，她见到我，很得意的问我会不会乐器，我反问她会不会演奏苏联歌曲，她大笑后说，这是她的拿手好戏。我建议她改天再借一个黑管来，我和她合奏。她一愣，惊奇的问我，何时何地学会黑管的。我回答她：“我和你一样，当大学生时就成为学校管乐队的黑管手了。”    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下午，孙彩真的带来萨克斯和黑管，在学校大操场上，我们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开始，合奏了很多苏联歌曲，其中有“喀秋莎”、“红梅花开”、“小路”、“三套车”、“青年团之歌”。一个多小时自我陶醉在乐声里，不能自拔。孙彩很欣赏，很佩服我的吹奏水平，开玩笑说：“我找到知音了”。此话一出，我的心砰砰乱跳，血往上直涌。赞许后她突然问我喜不喜欢俄国小说，她说她是俄国文学爱好者，尤其喜欢属于苏联时期的作品，印象深刻的小说有“毁灭”、“复活”、“三个穿灰大衣的人”、“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的大学”、“静静的顿河”、“卓娅和舒拉到故事”、“日日夜夜”、“古里亚的道路”等，最最感人的作品她认为当属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接着她一口气背出书中一段名句：“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就可以坦然地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孙彩带有童音的普通话特标准，简直就是在激情诵朗，极度感染了我。心想，她能以此为目标在实践中脚踏实际，她的未来不可限量，可千万不要重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脆弱少女冬妮亚的覆辙。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百年。要付出，也要有收获才行呀。”这是孙彩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样，我自信更了解孙彩的精神和追求。她是个胸有成竹的人，善于思考。但也有不踏实的地方，灵魂里的阴影时隐时现。 

      有一年在暑假前，我带领这个年级去四川嘉陵江生产实习。北起秦岭剑阁的雄关漫道，南至重庆两江交汇的朝天门码头，两千里路云和月，几乎踏遍嘉陵江两岸的山山水水，西岸支流涪江的富饶，东岸支流渠江的险要，感受极深。查看路上，我们露宿过当年三国张飞驻守的阆中和石油之城南充，驻留过德阳市，三国与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庞统蒙难之地落风坡，还有那双枪老太婆守卫的革命根据地华蓥山也留下我们的足迹。其中也感受过北碚温泉洗浴的快慰。查勘很艰苦，翻山岭，跨河流，爬陡坡，过小桥，风吹，日晒，雨淋，虫咬，每日行程最少40华里，最多一天128华里，从清晨走到深夜，但苦中有乐。看得出学生的热情极高，乐观面对一切。他们一起唱着“勘探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着富饶的矿藏。

       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上了明灯。是那林中的鸟，为我们报告了黎明。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那层层的山岗，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着富饶的矿藏。

       是那条条的河，汇成了波涛大海。把我们无穷的智慧，献给了祖国人民。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我们的行装，攀上那层层的山岗，我们满怀无限的希，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宝藏。  那时四川物价特别便宜，一个鸡蛋2分钱，一斤猪肉3毛钱，在饭馆里足够8个人吃的一大脸盆炒猪肝4毛钱，一大碗蛋炒饭1毛2分钱。可是我慢慢发现一个名叫庄惠的女同学，  衣服破旧，好几个补吧，显得很拮据，总是挑最便宜的素食饭菜，很少沾荤，饭量出奇的小。可是每到一处，她默默打扫房间，去大灶为同学烧开水，自费买些蚊香，为同学驱赶蚊虫，有时还要为同学缝洗衣袜。这一切引起我的好奇。我和他接触多了起来。她很内向，开初和她说话，她总低着头，不吭声，脸上却始终带着专注的笑容。没多久我发现她是个极为温和，极为善良的女孩，内心积聚无法预测的能量。一次查勘中，要脚踏一米多宽的铁索桥过河，下面四五米就是喘急的河流。我有恐高症，上桥后头昏目眩，一不小心，滑落在河里，同学们惊呆了，这时有四个学生跳下去营救我，等我安全上岸，看到救我的人中就有庄惠。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眼前立刻展现一个见义勇为的巾帼女杰。从此我视她为恩人，她视我为兄长，往来频繁。   四川实习圆满结束，按原定计划取道重庆，准备乘长江大轮去武汉一个长江水利部门的招待所编写查勘报告。在重庆，难得有两天休息时间，我特意带领庄惠参观白公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庄惠很受感动，她非常敬佩江姐，她说她也要做这样的人，为信仰献身。为此，她连夜动笔写了题为“铭记红岩，矢志不渝”、“歌乐山的英魂”两篇文章，后来在解放日报发表。停留重庆期间，我陪她游览地势突起的枇杷山公园，去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两路口观光，品尝酸辣凉粉、担担面、抄手（馄饨）、醪糟元子（酒酿元子）。她说她一辈子吃的辣味也没有这次多。到达武汉，利用周末假日，我陪她去江汉路、六渡桥、江汉关闹市游览，参观了东湖、归元寺、长江大桥和“二七”纪念馆。站在长江大桥桥头上，俯视西来东去的滔滔江水，眼望伫立在那里的纪念碑，庄惠感概万千，她反复朗读刻在碑上的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 游泳》 ，突然握住我的手:“如果我没有走进大学，仍留在老家，做梦也不会游览这么多祖国的大好河山。她接着又说：“唐诗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你看，黄鹤楼在哪里呀？现在倒是此地空缺黄鹤了！”她在高兴之余， 发出一丝凄凉之感。我沉默了，敬佩这个少女的思维如此深邃，如此细腻。  返回南京，庄惠就野外查勘所见所闻，一口气写了很多文章和几篇短篇小说，陆续在几家报纸和《江淮文艺》、《大江文艺》等刊物上发表。       说起庄惠的身世很叫人同情。她出生在浙江西部新安江边一个小渔村，距离金华不远。父亲靠打渔为生，庄惠像就地黄的小白菜一样，她两岁刚刚嗷嗷学语时，妈妈病重无钱医治，离她而去，是爸爸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省吃俭用，加上同村好心人的帮助，供她读书。大哥成年后，常年在江浙各地游走，专靠修棕床赚来的钱资助她大学的费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庄惠自小懂事，听话，勤快。五岁起帮家里干些扫地、洗碗等杂事。稍大一点在放学以后种菜，喂猪，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都抢着干。她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一直优秀，又有小才女之称。在大学学习，成绩全年级名列前茅，享受一等助学金。她喜爱文学，字体娟秀，写得一手好文章，经常在校刊和其它刊物上投稿，得到稿费为更贫困同学买些日用品。那时，我提出每月从我五十九元工资里拿出10元资助她，她坚决不要。偶尔请她上饭馆，她拒绝我所点的贵一些的荤菜，建议吃麻婆豆腐，青菜粉丝汤等。我对这位虽不如羞花闭月那样美艳过人，却也十分端庄、秀丽、腴润的“恩女”，好感和敬意，与日俱增。我认定她有颗天使般善良的心，做出来的事，非一般人所及，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庄惠来我这里，和汪义俪，孙彩结伴不同，她总是独来独往，而且几乎都在晚饭以后，次数也没有汪、孙那么多。为此我问她多次，她沉默不语，脸色灰暗。我左思右想，是不是她的自卑感在作祟。因为我和她谈起过汪义俪，孙彩结经常来我这里这件事。也许她一个渔家女，自认为无法与高干或一厂之长的千金相比。从此，我主动接近她，关心她，寒暑假她不回家，我约她出去看电影，去玄武湖划船，去南京离鼓楼不远处的鸡鸣寺品茶，吃素面。有时她把她写成的稿件给我看，请我修改。此时，我不禁认为她是天使，也是罕见才女，她应该去攻读文学专业，将来当一名作家，来水院学水文等于乱弹琴，可能埋没了她。   初来学校的头几年，我在全国知名技术刊物上发表5篇有份量的论文，写过一本30万字的讲义，协助系主任编写全国通用教科书，又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过与“党性”、“信仰”、“树立革命人生观”等有关的20多篇文章。很快我已从助教坐“火箭”般的升为大学讲师，又承担两门课的主讲重任；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在几次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言，就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北大的“民主墙”、清华的“花丛小语”进行批判，又先后在校刊上发表好几篇反右文章，我成了全校知名的大左派；后来在全校一次名为“又红又专，争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师生讲演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我把奖品——一个精装笔记本和一个可以盛半斤米饭的搪瓷大茶缸全部送给庄惠。我在政治和业务上的表现使我在全校小有名气，自然引起学校党委重视，内定为系总支书记接班人，继而提为校党委副书记。起初从汪义俪口里听到这一消息，还以为汪义俪父亲起了作用。汪义俪、孙彩、庄惠格外注意我的一切，这些瞒不过她们，她们的高兴劲，在和我接触中我明显会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关系飞速发展，也在飞速分化。   这些年当中，我和汪义俪、孙彩、庄惠的来往很多，而我更喜欢和庄惠在一起，我俩心照不宣，宛如一对恋人。我的几个好友开玩笑对我说，赌场失意，情场才得意，你是样样得意，如沐春风，这可未必是好兆头啊。我心中不以为然。

        那几年正处于“大跃进”，大炼钢铁热火朝天，人民公社免费入伙，出现了冒进和重大亏损。我在党支部组织生活发言中认为很不正常，是下面干部所为，认为毛主席、党中央是英明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党内有人向党委偷偷告状，说我给下面层层领导抹黑。

      神差鬼使，我和学生也谈起这个问题。庄惠站在汪义俪一边，她说：“报上宣传水稻亩产万斤，十万斤，吹大牛，这都是报刊领导干的事，为了向上请功干的的蠢事。”        孙彩完全不同，只要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学校炼钢，她主动要求上夜班。一个女孩子，如此吃得幸苦，引起我的注意。我劝她注意身体，劳逸结合。她笑着说：“这样大炼钢铁我也不理解，要进步，不理解也要积极参加，总不能做落后分子，叫人批评呀”。   孙彩还有一句常挂在口头上的话：“不犯错误最好，要犯宁肯在政治上犯错误也不要在组织上犯错误。跟人跟错，比做事做错更可怕。”   在我的印象里，孙彩比汪义俪和庄惠更成熟，更圆滑世故。总的来说，那时的青年人大多数很单纯，特热情，信仰第一 ，党的事业第一，重视人生观的改造，人与人之间没有多少防范意识。当然也有例外。我的飞快进步，引起少数人的嫉妒，开始我毫不知晓。对手开始反击了。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果不其然，其中一个和我同时列为培养目标的外系党总支书记 ，纠集一批党员，暗中不断向党委告状，玩弄谗毁把戏。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同时和几个女学生乱谈恋爱，脚踏几只船，搞“广种薄收” 等。不久，汪义俪偷偷把消息源源本本告诉我，她说她爸爸问过她，她详加解释，用事实说话，她爸爸被弄得半信半疑。大约半年过去，似乎没引起什么风波。我猜测汪义俪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是谗毁告状的人，不遗余力，一而再再而三的暗里用劲，煽阴风点鬼火。他们对希特勒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心领神会，相信总有一天“水道渠成”。   世事难料，天有不测风云。一天下午校党委邓副书记找我谈话，开始闲聊一阵后归入正题，问我个人生活问题，说有人反映我和很多女同学谈恋爱，脚踏几只船，要我注意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和对群众影响，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等等，听起来问题挺严重。那时候党员最听党的话， 把这视为党性最高表现，所谓“我是革命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那时候的党员又最怕和生活作风沾上边，这对我犹如晴天霹雳。我虽觉得全部冤枉，思前想后还是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此时预感到红色“台风”也许真的来了。   作为年轻党员，对形势了解毕竟有限，面对党的战略从1956年发展经济，重视科学，又返回以阶级斗争为纲，很不理解。仔细想想，党内组织生活不断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从内部破坏，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必然对全党“玩物丧志”敲起警钟。想到此，我心绪烦乱。思前想后，我知道摆在我面前有两种选择，其一，夹起尾巴做人，断绝和所有女同学来往，政治上跟党走；其二，维护党员的人格和尊严，一切独立思考，做一个有信仰、有个性的人，绝不盲从，绝不做应声虫。我毅然放弃第一种选择。那时社会上流传着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一句名言：“政治上做中间派，业务上做实力派，生活上做逍遥派”最实惠，尽管这句话被党中央大人物以诗作间接批评过，我还是很欣赏。我想，我是搞教育，搞科技的知识分子，搞政治太过于幼稚，业务才是我最终的归宿，想到这里，思绪顿然开朗了许多。    我的一些看法，汪义俪、孙彩、庄惠很清楚，她们的反应却很不一样。汪义俪认为我的观点并非思想、立场问题，恰恰体现了我有啥说啥，表里如一的直爽个性。可是她又告诉我，她那个党委书记的老爸说她糊涂，被感情蒙住双眼，是女右倾同情男右倾，她和他老爸为此“干”过几仗。孙彩暗中劝我一切听领导的，所谓“站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向组织承认有口无心，一时讲错话，一定迅速克服。她常在我面前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其他均可不在乎，前途最要紧。庄惠始终不言语，对我比以前更关心，来往更密切。我实在憋不住，问起她的想法，她回答非常干脆：“你能保持本色，不随波逐流，我敬重你！”这话着实令我感动不已。  我自1946年接受共产党教育开始，1948年入团，1953年入党，对共产主义目标的理解便是反对压迫，反对剥削，这才意味着世界全全世界无产者的彻底解放。1956年以前仿佛使我听到朝这个目标前进的脚步声，浑身充满了幸福和自豪。

       一个人的素质和性格也许天生铸就，可思想却在随环境发生变化。我一直接相信党，相信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可是，还是有人嫉妒我，打小报告，诬告我。

       汪义俪、孙彩、庄惠知道这些传言后，跑来问我，向我详细了解我的真实观点。我告诉她们我思想演变的过程，以及我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我的信仰，我的良心只准我原原本本，不加任何隐瞒，任何掩饰。最激动的当属汪义俪，她为了替我解释和辩护，和他父亲争吵多次，父女几乎反目。   不久，报应真的降临。我那个政治上的竞争者胜利了，被破格任命为校党委副书记，洋洋得意，而我仍停留在支书位置，岌岌可危，随时准备接受党内批判。我清楚知道，在种种“危难”面前，如果没有汪义俪从中相救，也许早被戴上“右倾”、“坏分子”的帽子，受苦去了。我欠汪义俪的情太多太多，如何报答她呢？我想不出来，也许“大恩”不言谢更好。   在这之后，最明显的一点，孙彩对我敬而远之，几乎很少和我接触，有人告诉我，不少师生在追她，可能此时的我不再是她“优选”过滤的对象。可是，汪义俪、庄惠依然如故，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和庄惠的来往更多一些。一次我写出一首唐诗结构的新诗送给庄惠，略表我的心情，诗中写道：

遇知音情投意合，协手挽臂荡春歌。 表里山河志犹壮，笑藐假伪拜佛陀。 衷诉情谊空雨后，伦常道破意为何。 素志未还生平愿，乾坤倒行总是祸。

庄惠看过后，用挂号信这种特殊传递方式给我回诗一首，也是唐诗结构的新诗：

泪洒金陵何谈雅，冲顶豪气狂舒发。 风雨袭来摧残月，四海涛涌走天涯。 明理蓄志弃呓语，五更晓拂盼彩霞。 岸柳樱桃花不开，千年铁树待发芽。

       看过她的诗，我的心七上八下，在我遭遇坎坷之际，向我明理，明志，明心，这不是铁杆知己知音又是什么呢？在爱情天枰上，我的心又一次倾向庄惠一边，也许这就是天意，是千里姻缘。        大学最后一个寒假，庄惠没有返回故乡浙西老家，趁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主动约我去莫愁湖冬游。前一天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漫天飞舞，大地一片银白，原本东北吉林才能见到的树枝冰挂，这个南方城市南京居然也会奇迹般的出现。漫步在积雪覆盖的莫愁湖公园，我们敞开心扉谈了很多，我第一次正式表明我对她的爱，希望把我们的关系肯定下来。庄惠听后，在说过“雪白应天意，纯情结冰心”后，突然哭了起来，她情绪非常激动，我感受到她的“喜极而泣”，饱含着对我的真情。她说，论条件她远远不及汪义俪和孙彩，可是我把爱唯独给了她，不论我面临何等境遇，她相信我有着志向远大的胸怀和一颗善良博爱的心。她原意与我共患难，携手前行。   我受到质疑那段时间，汪义俪仍然同以前一样，和我往来。事到如此，我必须向汪义俪把事情挑开，告诉她我和庄惠的关系，也希望今后把他当成亲妹妹一样，关心她，帮助她，感谢她多次暗中相助。汪义俪听后情绪极端反常，拂袖而去。对我而言，这是个危险信号，情急之下，我向党组织禀告了我和庄惠的恋人关系，请求组织准许，并在毕业分配时予以照顾。  庄惠临近毕业前的一个月，分配方案终于公布。汪义俪留校，担任一年级入学新生政治辅导员。孙彩分配在上海市水利局。在毕业生心目中，这是个一等一的好单位，它地处大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西路铜仁巷内，当年的“百乐门”和“上海咖啡厅”就在附近，它与南京路上海展览馆只有几分钟步程。老天眷顾孙彩，给她铺就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庄惠出乎意料的分配在新疆石河子农学院农水系，这里曾是大漠深处，万里边关的塞外小城，在乌鲁木齐以西150公里处。

 如此遥远的地方，如此荒凉的地界，一个江南弱女子只身前往塞北，庄惠的精神几乎崩溃，有一次她神情恍惚的对我说：“孙彩老向我宣传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好看，有信仰，有志气的俄罗斯青年，激情澎湃，以离开莫斯科，远赴荒凉，寒冷的西伯利亚创业为乐。可她孙彩分配去繁华的大上海，我倒去了中国西伯利亚。”   这话使我内疚，我认为是我害了她，连累了她，庄惠掉着眼泪安慰我不必自责，害她的应该是汪义俪。   孙彩的话总在我耳边回响，思苦良久，作了一个令大家吃惊的决定，速战速决，立刻和庄惠结为连理，并要求调到石河子农学院，蹉跎岁月，与庄惠共度美好人生。  我心已定，思绪释然。庄惠报到期限已到，我的调动迟迟没有结果，庄惠只能先行远去新疆。临行前我把多年积蓄的980元钱全部交给她，要她买些家庭必备物品，为日后我去新疆，有个像样的小家。  庄惠临行前几天，我特地带她到南京新街口最有名的“老广东”餐馆为她饯行。我点了四个热炒，一瓶杏花村汾酒，外加两个冷盘。这次她没有制止，开玩笑的说：“你真有心， 这不是应了四喜临门，一元复始，二龙戏珠了吗？”  。“不愧是女才子，就借你的吉言吧，祝你一路顺风！”我打趣的回应道。        我俩畅饮起来，此时我才发现她不但“浪里飞渡”，也极胜酒力，不愧是渔家姑娘。酒至半巡，我提议我俩各引用一句古诗词送给对方，作为临别赠言。她说： “好！我先来。” 她沉思片刻后，抬起头，用带有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说道：“我住巷之头，君住巷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我听过哈哈大笑：“好个死丫头，你敢篡改李之仪 卜算子一词？罚酒三杯。”她爽快的连喝三杯酒，带着一股调皮的神态说：“我做个李之仪很坏的徒子徒孙还不行吗？现在该你说了。” “这难不倒我，听着，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的话一出，倒勾起庄惠的心思，从她面部表情看得出，她在暗自神伤，一口一口喝着闷酒。  本来把酒临风，两情相悦，却瞬间悲上心头，在这即将离别的时刻，一时又无言以对，弥漫着一股惜别的气氛。强忍着割肉般的苦痛，我的心快要碎了！  庄惠觉察到这点，勉强控制自己的情绪，微笑着对我说：“别难过，我们夫妻总有相聚的一天，那时将会云开日出，誓做一对营巢燕，构筑我们美好的未来。”     “对！心心相印，劳燕永不分飞。”我说。  

   庄惠走后一个月，党委突然任命我为系党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兼科研办公室主任，负责全系科技成果推广、生产合作以及图书设备购进事宜，我请调新疆之事只字未提。这种八卦式结局，我无法理解，无法解读，于是胡思乱想，是不是汪义俪神通广大，救我于“水火”，以观后效呢？还是组织上网开一面，给我一个反省回头的机会？天晓得！我对这些已经失去兴趣，我的心早已飞向远方。 此时汪义俪到底如何，对我已不十分重要，“反省”的事更不会去考虑。我心中始终牵挂着庄惠。        记得庄惠离开南京前一天偷偷给我写了一封信，压在枕头下，信中写道：“…….. ，不必为我们去新疆安家而难过。古人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树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垒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在塞外重新起跑，开始我们共同生命体的万里长征，幸福在召唤我们！…..”。  看过这封信我长久无法平静，我想，该是和南京告别的时候了。我连续向党委递交过三次请调报告，在心绪烦乱中等待党委的批复。        

    松柏之质，经霜弥茂，鸿鹄之志，在于拼搏，磨难的人生对未来兴许更有意义。这句话总在我耳边响起，鼓起我面对未来的勇气。风雨中搏击也许贯注我生命的全部历程。        我相信，那个昔日阿拉木汗生活过的塞外荒漠才是我们走向生命辉煌的开端。大漠冷月，长河落日，还有那渺渺直升的孤烟在向我招手，我的福地就在新疆。天空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可爱的庄惠，陌生的新疆，张开双臂欢迎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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