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文化记者转换角色成为科学记者已经15年，诚实地说，我至今仍然认为自己喜欢文化多于科学，虽然广义地说来，科学本身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相信许多人对这一点都会感同身受——毕竟，理解科学所需要的知识基础，决定了它对大众而言是艰深和晦涩的。

但无论是对科学不乏兴趣也好，还是像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所说，“科学与艺术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如法国作家福楼拜用“总是在山脚分手，又在山顶重逢”所描述的那样——科学与文化本质上有着很大的相通性，我不知不觉竟已从事了15年的科学记者工作，并且在报社的支持下，用其中的7年业余时间在职取得了“艺术哲学”方向的博士学位。站在时间轴的另一头回望，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艺术与哲学已成为当代文明三大关键支点的时代，有机会获得这样的工作和学习经历，是幸运的。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们共同支撑起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自我心灵的安放。

仅以近3年来经历的新冠疫情为例，我所从事的职业和所接受的教育，使我有机会接近专业信息的源头、了解最新的相关科研进展，并且获得超越纯粹技术的视野和判断。因此，在漫长的疫情期间，我从未有过心理上的焦虑，并且总是尽自己所能，向周围的人传递科学、理性的信息，通过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所导致的误读或盲信，使大家及早得到疑问的答案、平息不必要的紧张。就如我就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时的院长孙周兴教授所说：“人是不确定的动物，但又总是在寻求‘确信’。在动荡年代里尤其需要寻求‘确信’。”如果说，我所热爱的艺术与哲学给予了我精神上的安慰，我所从事的科技报道，则让我从实实在在的方法和器物层面，较早地看到了世界将走出疫情“至暗时刻”的希望，并且通过科学传播的实践，亲身加入到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中。所谓“心中有‘信’，内心安宁”，我的工作和兴趣的结合，使我得以“为”我所“知”所“信”，让科学和人文之光照耀更多人。

如果要选一段我在报社工作期间最难忘的采访经历，我会说是对“蛟龙”号从50米到万米深潜过程的追踪报道。我数了下，在报上发表的相关报道不下15篇。作为一名从未随船、完全通过邮件和电话进行远程采访的文字记者，我想自己之所以能够在客观条件并不完备的情况下坚持完成这一系列包括好几个独家的采访、从中感受到自我的成长，并至今行走在“科技新闻”这个在所有媒体内容分区中不算特别容易和“好玩”的领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年来，我从一些在工作中遇到的真正科学家身上所感受到的坚韧顽强的科学精神和丰富生动的人文魅力。

2012年3月，当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卡梅隆驾驶其单人深潜器“深海挑战者”号成功下潜至世界海洋最深处——近1.1万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底部，创造了世界单人万米下潜的首个纪录后，我第一时间在报上发表了相关深度报道——《深潜，“终极测试”只是又一个开始》，标题引用的是“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试阶段技术咨询专家组组长（现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丁抗教授的话，我不只是听到了这句带有文学色彩的话，而且在一次次采访问题的反馈中，很大程度上如同亲历了“蛟龙”号海试和科研团队为实现远大理想而一次次在推进的新起点上展开的不忘初心、锲而不舍的奋斗。

我还不止是通过远程传送的照片“见证”了海上的一次次扬帆起航和航程中的惊涛骇浪，我也领受过同样源于科学精神，但所照不仅限于科学一域的“科学之光”。比如关于我们共同感兴趣的“科学与艺术”的话题，丁抗老师曾经告诉我：“当一个画家严格地用尺子量出了黄金分割点，然后用他的画笔按此作画，这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行为了。……没有艺术活动，人类不会有文化；没有科学活动，人类的文明难以延续。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艺术是我们这个人种，即‘智人’的特征性行为，对我们来说它是与生俱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则是在欧洲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最终形成的，它需要刻意的培养和训练。一个健康的人应该不拒绝时代、不丧失自我，而且有能力穿越和理解差异对立的文化；一个快乐和完善的人，能够在音乐和各种艺术世界中快乐，也能够从科学的世界中寻到知识和智慧的乐趣。”

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有趣又留给我思索空间的讨论，也许是我后来决定在工作之余继续追随自我的兴趣去读博的一个缘起。

　　今天的我，愿意把文化作为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和一面镜子，通过它的折射，记录和刻画我们这个时代杰出创造与奋斗者们的肖像，以及我们的时代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问题和解决问题所凭借的智慧。在全国上下正渐渐走出新冠疫情艰难时刻的当下，我特别希望将丁抗教授关于科学与艺术之相关性的一段话与大家分享：“在人类社会中，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可以比艺术活动更多地体现和维护和谐的多样性；现代科学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所提倡的求实的科学精神、其本质上对多样性意识的体现，以及对争议和不认同性的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