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爱因斯坦的光，11月14日下午4点，我来到坐落于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中国证券博物馆。这个建筑在1846年刚建成时，叫“Astor House”，老上海称之为“礼查饭店”，1907年扩建为具有浓郁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今日建筑样貌，据说是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1959年更名为“浦江饭店”）。中国第一盏电灯在这里亮起，第一部电话在这里接通，西方半有声露天电影首次在这里亮相，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在这里成立，建筑内部现已被改建为中国证券博物馆。传闻100年前，也就是1922年，爱因斯坦携夫人乘坐邮轮“北野丸号”前往日本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一晚，下榻之处正是当时的礼查饭店304号房间。这听起来很合情合理，毕竟爱因斯坦乘坐的日本邮轮上，供乘客使用的《东方魅力指南手册（1919年）》也将礼查饭店推荐为上海的首选酒店。

但历史经过百年，很多细节众说纷纭，已经扑朔迷离。据以色列驻沪副总领事洪以檀确认，爱因斯坦一共短暂到访过上海两次。正是在100年前的11 月 14 日这天，爱因斯坦结束了对上海的第一次拜访。其间，他和妻子艾尔莎分别会见了日本和德国的官员、犹太政要，以及学者和艺术家。下午 3 点，他们在距离礼查饭店仅两公里的汇山码头登上邮船，开启前往日本的旅程。据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施郁考证，也是在上海，爱因斯坦通过瑞典领事馆得到了他因在光电效应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获得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现任瑞典驻沪副总领事何悦透露，在此之前，已有62人次提名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

虽然爱因斯坦后来因故取消了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但中国学界为了迎接他在1922年11月中旬和年底两次乘邮轮途经上海而准备的演讲和报刊文章，仍然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热推向了高潮。此外，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披露，爱因斯坦与上海的关系不只停留在短暂的3天行程上，他还参与了将犹太工程师输送到中国的计划，也为拯救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做出了许多努力。

无论如何，诺贝尔奖、爱因斯坦与上海有着不解的缘分。在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100周年之际，作为对此的纪念，瑞典驻沪总领事馆联合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共同在位于上海北外滩的中国证券博物馆举办这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暨访沪百年纪念活动”。瑞典皇家科学院和诺贝尔博物馆也为此次活动提供了一系列关于诺贝尔本人、诺贝尔奖的资料，以及爱因斯坦的图片和信件。

据洪以檀先生介绍，以色列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在 1952 年曾提出请爱因斯坦担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统的提议，但爱因斯坦以自己缺乏与人打交道的天赋和经验婉拒了。虽然爱因斯坦并未在以色列有过从政经历，但他对几代以色列人的影响超越了任何政治人物。他创立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将自己的珍贵资料托付给了这所大学。就在两周前，以色列政府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宣布，计划耗资 1800 万美元建造一座专门纪念爱因斯坦的博物馆，用于存放全部的爱因斯坦档案，以促进他的知识和作品流芳后世、不断激励后人。

刚在上海参加了世界顶尖科学家大会的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爱因斯坦的犹太同胞迈克尔•莱维特此次以以色列国民的身份亮相。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自己在美国之外，还具有以色列等其他多国国籍，可以方便地自由迁移，“这个待遇，当年的爱因斯坦应该也会很想有，但还是没能有”。联想到1922年9月爱因斯坦原本要参加在莱比锡召开的德国自然研究者与医生协会的百年大会，因德国外长拉特瑙被暗杀，爱因斯坦也被列入极右分子的暗杀名单，他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因而不得不取消了行程，否则，他就有机会在那次会议上听时任瑞典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执行主席斯万特·阿伦尼乌斯当面给予他即将获得诺奖的消息。今天可以自由地四处游走、领略人类多样文化的科学家们，确实要幸运多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淡泊声名的爱因斯坦始终有着他独特且不可被剥夺的快乐。他在那篇反映他人生观的著名文章《我的世界观》中写道：“一直以来，对真、善、美的追求照亮了我的道路，不断给我勇气，让我欣然面对人生。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友情，如果不专注于探索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永不可及的世界的话，生命对我而言就毫无意义。从儿时起，人们所追求的那些庸俗目标——财产、外在的成功以及奢侈的享受，我都不屑一顾。”如方在庆所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反传统的，并不敬仰世俗的权威”。

    这个下午我深切地感到，比起听他人讲一些完全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外的高深科学，无论是真是假，像礼查饭店这样与重大科学事件有关的空间里的整体氛围，如果能配以准确的解说，对于公众科学精神的培养也许会更加有效。毕竟，感受是全息的，而知识仅仅是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值得呼吁多多开放类似中国证券博物馆304号房间这样的空间，让更多人有机会走近城市历史上的科学事件和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