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调节是指个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改变情绪的过程[1]。情绪调节被认为与个体的心理健康存在密切的关系[2-5]。Gross在1998年提出了情绪调节加工模型，将情绪调节分为五个过程：（1）情景选择（Situation selection），指选择可能会产生某种情绪的情景；（2）情景修正（Situation modification），指改变会影响个体情绪的情景；（3）注意分配（Attentional deployment），指分配注意资源至某种特定的情景；（4）认知改变（Cognitive change），指重新评价和认知特定的情景；（5）反应调整（Response modulation），指直接改变已经产生的情绪体验、行为以及生理反应[5]。Gross指出，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和表达抑制（expression suppression）是能够有效调节情绪的两种主要策略[1]。

  鉴于在心理健康中的重要作用，情绪调节成为了近年来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6-18]。近期，关于情绪调节的个体差异研究越来越多的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什么样的人更善于情绪调节？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对于情绪调节的临床应用与实践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也是情绪调节机制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主要针对情绪调节的性别差异研究、老年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研究，以及认知能力高低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差异研究进行梳理和介绍，以期为情绪调节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2 情绪调节的个体差异研究

2.1 男人更善于情绪调节吗？

     一直以来，性别的个体差异就是情绪研究领域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有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易情绪化，且情绪反应更加强烈[19-20]。

  近年来，随着情绪调节研究的兴起，研究者开始逐渐关注情绪调节中的性别差异，研究者采用认知重评任务，考察了男女在情绪调节上的差异，研究发现，较女性被试而言，男性被试更多的采用了自动情绪调节的方式来进行情绪调节[21]。另外，研究者还发现，较女性被试而言，男性被试会更多采情绪调节中表达抑制策略[22-25]。McRae等人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中[21]，采用了fMRI技术探讨了情绪调节的性别差异。研究者让12名男性被试和13名女性被试分别被动的观看30张中性图片和30张负性图片，并对另外的30张负性图片进行认知重评，接着对观看后以及重评后的情绪体验进行自我报告。任务中要求被试使用三种类型的重评方法：（1）告诉自己眼前图片中的场景并非真实的，都是来自于电影画面，是伪装的；（2）告诉自己图片中所呈现的消极事件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转好；（3）告诉自己图片中的消极事件并没有到最糟糕的地步，而且未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行为结果表明，与观看消极图片条件相比，在认知重评的条件下，男性被试和女性被试自我报告消极情绪体验都显著地下降。但是，在认知重评条件下，并没有观测到性别间的差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男、女被试在情绪调节中不存在差异呢？与行为结果不同，脑成像的结果却发现，与女性被试相比，在进行任务时，男性被试在与认知重评相关的脑区—前额叶（prefrontal regions）的激活较弱，并且在与情绪反应有关的脑区—杏仁核（amygdala）上的活动表现出了更低的激活。这说明，男性被试情绪调节的效率更高，在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时，男性要比女性付出更少的努力，这可能是由于男性被试是采用了更多的自动情绪调节[21]。为了证明这一点，McRae等人分析了在之前所有研究中男、女被试在内隐情绪调节任务—ER-IAT上的得分，结果显示，男性被试在ER-IAT上的分数表现出了更大的偏差，证明了在认知重评中男性可能表现出了更多的自动化成分。 McRae等人在2012年一项研究中[4]，再次检验了男性被试与女性被试在情绪调节上的差异。研究同样采取了之前认知重评任务，不同的是，研究者采用了情绪调节能力（Reappraisal ability，RA）指标，即采用被动观看消极情绪图片条件下的情绪体验自评得分与运用认知重评策略条件下的情绪体验自评得分之差。研究同样发现，在行为数据中，男性被试和女性被试并未在情绪调节能力上表现出差异，这与之前McRae等人[21]的行为研究结果一致，即在自我报告中，男性与女性并未在情绪调节（认知重评）中表现出差异。但是，之前脑成像研究结果与内隐测量的结果却表明，男性似乎更善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这说明，情绪调节能力的外显测评任务可能还无法敏感测量出男性与女性被试的差别，而脑成像研究方法和情绪调节的内隐测量方法证明了男性较女性而言，更多的采用了自动的情绪调节。但这一结论还缺乏直接的证据、有待大量的实验去重复验证。

   另外，研究者发现，在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上，男女之间也存在着差异。男性更多倾向采用表达抑制策略，而女性被试更多的选择是宣泄情绪，这种情绪调节上的差异可能与社会期望等因素有关[22-25]。黄敏儿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时，男性被试会表现更多的抑制，而女性被试则存在比较多的宣泄[22]；Flynn等人在2010年的研究中发现，男性被试报告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显著多于女性，而且研究还发现，只有在男性被试中观测到了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与抑郁情绪存在相关，在女性被试中并未发现存在这种相关性[23]；研究者还发现，情绪调节策略使用中的性别差异，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就出现了：姜媛等人采用情绪调节量表中文版调查了547名中小学生被试，结果显示，男生较女生更倾向采用表达抑制策略[24]。但是，Hoeksema等人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策略使用中的性别差异会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被试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频率显著增加了，而在男性被试中却未表现出这种现象[25]。

2.2 老年人更善于情绪调节吗？

     尽管老年个体在生理机能以及认知能力等方面出现了老化，但是，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要比年轻人高，研究者将其原因归结为老年人要更加的乐观，其情绪调节能力要好[26-28]。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老年人的情绪调节能力要强于年轻人呢？ 目前，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证据存在着分歧：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的情绪调节能力要强于年轻人[29-31]。如Gross等人采用四个系列研究探讨了老年人与青年人在情绪体验、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中的差异。研究选取了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华裔美国人、挪威人以及美国人为研究对象，采用Courtauld情绪控制量表（Courtauld Emotional Control Scale）测查了情绪调节能力。其中，Courtauld情绪控制量表包括21个题项，涉及三个维度：对愤怒、焦虑和痛苦三种负性情绪的控制。研究结果发现，老年人表现出了更强的情绪控制能力[29]。另外，Blanchard-Fields等人研究也表明，在解决日常人际问题时，相对于年轻个体，老年人能够更加有效地的管理自己的情绪[30]。近期，莫书亮、孙葵和周宗奎等人采用访谈法对共49名老年人和61名青年人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策略进行了测量，研究结果发现，老年人使用被动情绪调节策略显著多于青年人，在解决人际问题中的负性情绪时，老年人更多的会使用被动的情绪调节策略[31]。研究认为，老年人在生理方面出现老化，而更多采取被动的情绪调节策略可以帮助老年人维持可接受程度的生理唤醒，进而帮助老年人更好地维持身心健康[31]。另外，也有研究者提出，老年人的情绪调节能力要好于年轻人，可以从老年积极效应中得到解释：老年个体更倾向于对复杂情绪刺激中具有积极情绪的刺激进行优先加工，而且对这些积极情绪刺激的加工的效果会更好[32]。

   另一些研究结果则表明，老年人的情绪调节能力要差于年轻人[33-34]。如Winecoff等人采用fMRI技术，结合认知重评任务，考查了老年个体（59—73岁）与青年个体（19—33岁）在情绪调节神经机制上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与青年人相比，老年个体在进行认知重评任务时，与认知重评相关的脑区—外侧前额叶皮层（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尤其是左额下回（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的激活较弱，而这些脑区的激活强度被认为可以较好的预测重评的成功率[33]。同样，Opitz等人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选取了12名老年被试（55—65岁）和16名年轻被试（18—25岁），采用认知重评任务，并结合脑成像技术，探讨了老年人和青年人在认知重评能力上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青年人，老年人在使用重评策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成功率较低，相反，老年人在使用重评策略提升负性情绪体验的成功率较高。另外，脑成像研究结果也显示，与青年人相比，老年人在进行重评任务时，背内侧和左侧前额叶腹外侧（dorsomedial and lef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的激活较弱[34]。同样是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减弱，男性在进行认知重评任务的主观报告并未与女性被试出现显著性差异，研究者推测这种减弱是由于男性被试更多的采用了自动情绪调节的策略[19]。而相对于年轻被试，老年被试在进行任务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成功率较低，研究者将这种减弱解释为是与老年个体相关脑区功能退化有关[28,33-34]，从而导致老年人情绪调节能力要差于年轻人。而执行衰退假说也认为，相对于其它一般认知能力，执行（额叶）功能随着年龄的衰退较快[35]。

    近期，Urry和Gross从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以及反应调整等几个方面对老年人与青年人的情绪调节能力差异进行了解释。Urry和Gross认为与年轻人相比，由于老年人的社交网络更加的紧密和集中，所以相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能得到更多的积的社会支持。而且，老年人能更好的预测由当前情景所带来的情绪唤醒和体验。另外，与年轻人相比较，老年人存在正性刺激的积极偏向。这意味着在情绪调节的情景选择、情景修正和注意分配方面老年人会占有优势。但是，不同于情景选择、情景修正和注意分配，由于认知老化的缘故，老年人在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减少负性情绪调节能力较年轻人而言较低[28]。Urry和Gross从情绪调节的各个方面深入解释了老年人与青年人在情绪调节能力上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研究者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和不一致现象。同时，Urry和Gross所采用的视角也为情绪调节个体差异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2.3 聪明的人更善于情绪调节吗？

      情绪调节作为一种对行为的监控与修正能力与个体的认知功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作为人类流体智力核心成分的中央执行功能被认为与情绪调节能力关系密切[4,13,36-38]。中央执行功能是对认知过程进行调节和监控，以达到产生有序协调行为的能力，中央执行功能的障碍会导致各种情绪和社会功能方面的异常[39-40]。

  之前的一些间接证据证明，中央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能力之间存在着相关和重叠。研究发现，额叶（frontal lobes）受损的个体在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能力上都存在着缺陷[41-43]。脑成像研究结果也显示，中央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的脑区存在着重叠[13]。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央执行功能越好，情绪调节能力就越强呢？近期，研究者直接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更多的是与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能力和言语流畅性（Verbal Fluency）有关[41,44]。 Schmeichel等人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中[38]采用四个系列实验探讨了个体工作记忆与情绪调节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工作记忆能力高的个体能够更好的抑制自己的消极与积极情绪。而且研究还进一步发现，与工作记忆能力低的个体相比较，工作记忆能力高的个体能够较好的以不带任何情绪色彩的方式去评价和看待情绪刺激，进而调节了由这些刺激所带来的情绪反应和情绪体验。而McRae等人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4]采用了组内设计，并在认知重评任务中将中性条件（被动观看情绪图片）作为基线，更加精准的测量了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研究分别以操作广度任务（Operation Span Task）、局部整体转换任务（Global/Local task）、Stroop任务（Stroop Task）测查了个体的工作记忆能力、转换能力和抑制能力，研究结果发现，个体的工作记忆能力与认知重评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相关（r=.26），转换代价（costs of set-shifting）与认知重评能力之间同样存在显著相关（r=.23），但是研究并未发现个体抑制能力与认知重评能力之间的关系。

  而Gyurak等人在其系列研究中强调了中央执行功能的另一成分—言语流畅性（Verbal Fluency）在情绪调节中的作用[41,44]。Gyurak等人采用数字与空间广度任务（Digit and spatial span）、Stroop任务、连线任务（Trail making）和词语流畅任务（Verbal fluency）测查了被试的中央执行功能，研究通过在听觉惊吓刺激（acoustic startle stimulus）环境下操纵不同的指导语来测量被试的情绪调节：（1）无预警条件。听觉惊吓刺激的出现事先并未告之被试；（2）预警条件。告诉被试听觉惊吓刺激会在20秒倒计时后出现，但并未要求被试对由惊吓刺激所引起的情绪体验进行有意的抑制；（3）情绪抑制条件。告诉被试听觉惊吓刺激会在20秒倒计时后出现，并要求被试在听到刺激后隐藏和压抑自己的情绪。研究通过电磁传感器（electromagnetic transducer）测量被试的躯体反应，并通过面部表情编码来记录被试的情绪反应，通过开放式的问题测量被试所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另外，为了保证研究的区分度，研究采用了正常人、额颞叶变性患者（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FTLD）和非阿尔茨海默病痴呆综合征患者（Alzheimer disease，AD）为研究被试。研究结果发现，言语流畅性较好的被试情绪调节能力更强，具体表现为无论是自动情绪调节还是外显情绪调节，当听觉惊吓刺激即将出现的时，言语流畅性较好的被试的身体运动和面部情绪表情更少。但是，研究并没有发现其它几种中央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44]。之后，Gyurak等人在2012年的研究中采用了同样类型的被试（正常人、额颞叶变性患者和非阿尔茨海默病痴呆综合征患者三类人群）和同样的认知任务（数字与空间广度任务、Stroop任务、连线任务和词语流畅任务）测查被试的中央执行功能。不同的是，在此项研究中，研究者同时考查了中央执行功能与降低情绪（down-regulation of emotions）和提升情绪（up-regulation of emotions）两种情绪调节能力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被试要求观看三段令人厌恶的电影视频，在第一段视频中，被试要求被动的观看电影电影片段；第二段视频中，被试要求在观看影片的同时，尽可能的影藏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表达与反应；在第三段视频中，被试要求在观看影片的同时，尽可能的放大和提升自己的情绪表达与反应。在被试进行任务的同时，同步记录被试的心率和面部表情。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降低情绪反应还是提升情绪调节，言语流畅性较好的被试的都表现出了较强的情绪调节能力[41]。

3 问题与展望

3.1 情绪调节个体差异研究：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

     如前所述，研究者以不同的人群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情绪调节的个体差异，并证明不同的人群的情绪调节能力存在差异，这为情绪调节的临床应用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目前该领域的大多数研究只停留在现象的探讨，对于情绪调节个体差异背后深层原因的探讨并不多见。如已有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情绪调节上存在着差异[21]，但是为什么二者之间存在差异，是一种先天差异还是受社会环境（如教养方式）的影响，未有研究进行探讨。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其本质可视为一种人类的社会适应能力[43]，这种能力是否会受到一些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3.2 情绪调节个体差异研究：多变量研究的设计

     之前的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能力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年龄上的差异以及认知能力上的差异。但是，同时考查多个个体因素的情绪调节能力差异研究还不多见。如认知能力高的男性老年个体情绪调节能力是否要优于认知能力低的女性青年个体？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提高该领域研究的生态效度，有利于进一步挖掘更多的有价值的结果和信息。

3.3 情绪调节个体差异研究：多维度的测查

关于情绪调节能力的个体差异研究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新”问题。目前，该领域关于一些概念和指标的界定尚不统一，造成不同研究之间结果的可比性较差。如有的研究探讨表达抑制能力的个体差异[19]，有的研究则是探讨了认知重评能力的个体差异[4]，而这些研究都是在考查情绪调节能力的个体差异研究。表达抑制与认知重评是情绪调节的两个主要策略，研究表明认知重评的效果要优于表达抑制[1]。因此，在情绪调节不同维度上的个体差异研究将会是该领域日后研究的一大趋势。如前所述，Urry和Gross提出的从情绪调节加工过程的五个方面（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以及反应调整）分别探讨和测查个体差异，以及区分各个方面的贡献率[28]，这种方法为情绪调节能力个体差异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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