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山托木尔峰奇缘

天山山脉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北侧，西起哈萨克斯坦的塔什干，东止我国新疆境内的哈密附近，东西横跨大约25个经度。天山山脉位于准噶尔盆地与塔里木盆地之间，南北跨度接近三个纬度；它由北天山山脉、中天山山脉和南天山山脉组成。托木尔峰是天山山脉的最高峰（照片142），海拔7435米，位于东经80.1度，北纬42度，它也是研究我国山地环境气象学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照片142.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的雄姿（张江援拍照）

我与天山托木尔峰的“奇缘”在于，1977年中国登山队攀登托木尔峰，我因病没有参加，1978年中国科学院再组织托木尔峰科学考察，本来照顾我可以不参加，但因为新疆气象局主动要求参加科学考察，并提供全部高空气象观测的器材，派出四位气象工作者支援，考察队领导决定我留下，我不得不参加了。

1.天山托木尔峰留我

1977～1978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天山托木尔峰地区的登山科学考察，由于我在1975年7月～1976年6月患了急性肝炎后，身体健康状况没有完全恢复，1977年没有参加天山托木尔峰地区的科学探险考察，也没有能够参加1977年攀登托木尔峰的登山天气预报。

1978年，也许是各种条件的巧合吧，我还是来到了天山托木尔峰地区，从事天山托木尔峰山地环境气象的考察研究工作。此次科学考察的范围如图14所示(图14)。                         图14.1978年天山托木尔峰科学考察范围示意图

2.从“临时”变为“正式”

4月21日上午，全队在乌鲁木齐开会，先由各组汇报情况，然后由队里布置工作，要求在4月23日至24日各组制订具体考察计划。

4月22日上午，我去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气象台联系工作，希望从他们那儿购买一些气象器材，并抄录一些气象资料；另外，了解一些天山山脉的气象情况。气象台负责人吴司理等接待了我。当我把这次科学考察的内容简单介绍并提出需要气象台帮助的事情后，吴台长对我提出的要求非常慷慨的答应了；但他也很直率地提出，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希望能够参加此次科学考察，因为考察了解天山山脉地区的大气科学问题对于新疆地区的天气和气候预报是很有帮助的。对于地方气象台愿意参加我们的科学考察，我非常高兴！我当即表示欢迎。记得当时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天山托木尔峰地区的气象科学考察，如果新疆乌鲁木齐气象台能够参加，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天山托木尔峰地区气象科学考察，因为它把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了。”

经过我们认真讨论后，初步达成了如下一致的意见。1.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希望正式参加此次科学考察队，拟派3名无线电探空观察员和一名科研人员参加野外考察和室内总结分析研究工作；2.乌鲁木齐市气象台无偿提供考察期间的无线电探空观测的器材；3.考察队提供乌鲁木齐市气象台考察队员的野外工作和生活条件、费用等；4.考察队致函新疆自治区气象局，邀请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参加此次科学考察工作。

我回到考察队后，立即向副队长王震寰和业务秘书程彤同志汇报了上述情况，队领导很支持，表示欢迎，并同意以考察队的名义致函新疆自治区气象局，正式邀请乌鲁木齐市气象台派人参加中国科学院天山托木尔峰科学考察队。

情况变了，队领导也变了。王震寰队长要求我留下，理由是，七、八人的考察组，必须有野外科学考察组织经验的领导才行。

从科学考察工作出发，我只好留下来了。

就这样，我从考察队的“临时”成员变成“正式”的天山托木尔峰科学考察队的一员了。其时，我也不知道我的身体是否能够胜任这个工作，但我心里明白，工作需要我，我应该去干。

我只好写了一封信，把新的变化告诉家里。

3.汽车前轮飞山谷

1978年5月2日上午9点左右，由考察队业务秘书程彤同志带领各组组长去选择大本营和观测点，司机小韩驾驶一辆崭新的后开门的北京212吉普车，向着木扎尔特河河谷开去。

离开阿克苏，我们的汽车先向北行，翻过一座山后，汽车沿着比较平坦的山路飞快地奔向山谷。程彤展开特殊的地形图，高兴地告诉我们，目的地快要到了。

就在汽车沿着山坡飞快地奔跑时，突然，我感觉到，汽车似乎总是在向右侧偏转；同在车上的队友们也都有了这种感觉，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驾驶室，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坐在驾驶室的夏训诚同志也感觉到了，他把双腿伸直，紧紧顶住车身，以防不测。

汽车下到山谷时，突然，汽车向右偏转，翻倒在山谷。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倾斜的车身中慢慢爬了出来。

我从汽车中爬出来后，走到前面一看，原来汽车的右前轮不知飞到哪儿去了，汽车斜躺在公路旁的一条小沟中（照片150）。

照片150.我们的吉普车因右前轮飞出侧翻在沟里

“真运气！”我想，“要是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汽车飞速下山的时候发生，我们的车就滚下深渊了……”我不愿往下想了。我走到汽车的右侧，仔细观察，原来是前轮的瓦断裂，前轮脱离主轴飞出去了。

“这是在离开北京前不久刚从北京汽车厂开回的新车，质量太差了。”程彤气愤地说，“回去找他们算账”。司机小韩一言不发，卸下备用的车轮，我们也帮助把车抬起来，以便小韩更换车轮。

更换好车轮后，程彤让大家从车上搬下两箱罐头，并兴奋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家尽情地吃吧。”（照片151）我们围在草地上席地而坐，吃着、喝着，谈笑着，真是有点“大难不死”后的侥幸感觉。

照片151.大难不死，考察队秘书陈彤（左1）把三箱罐头搬出来，让我们大吃一顿

经过两个多小时，我们选择决定了第一个气象观测点地址，破城子，它位于南天山山脉的南侧，南木扎尔特河河谷中，北纬41度48分，东经80度55分，海拔高度2000米。

在破城子观测站的北面，沿着木扎尔特河河谷，翻越海拔高度3000多米的木孜达坂，是自古以来南疆与北疆之间的一条交通要道。这种地形条件也使它成为南天山山脉南北之间的冷空气通道和水汽通道之一（照片152）。

照片152.破城子科学考察站位于木扎尔特河谷，是南天山山脉南北通道

4.在大风口上观测

1978年5月10日～29日，大气物理组在破城子观测站每天施放6次无线电探空气球，观测地面至100百帕之间的大气温度、湿度、气压和风向风速资料，每天观测的时间为北京时间00、04、08、12、16和20时。观测分析的目的是要研究天山托木尔峰地区的中小尺度系统特征及其与天气尺度系统之间的关系，研究天山山脉地区山谷的大气通道作用。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南天山山脉南侧的破城子观测站，除了早晨的朝霞能够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照片153、154），除了上午风速较小，探空气球充气容易，也可以比较安稳地升起来以外（照片155、156），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有很强的下山风，这种下山风都是偏北风，阵风往往达到7～8级。此时，充气成为我们观测的第一困难关，往往要十来人围住气球，一位有经验的观测员躺在气球下紧紧抓住气球嘴，才能够避免气球被大风吹走（照片157）。

照片153.破城子科学考察站只有朝霞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

照片154.破城子科学考察站只有早晨才具有稍微安静的环境

照片155.在破城子科学考察站，只有早晨风速小，充气球比较安全

照片156. 在破城子科学考察站，只有早晨风速小，气球才容易升起来

照片157.在破城子考察站，下午常常大风，给气球充气是第一难关，十来人合围气球，一人躺在地下紧紧抓住气球嘴，才能够避免被大风吹走。

这种天气气候特征给我们的观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也使得我们创造了在大风中施放无线电探空气球的新方法。

在每天的6次观测中，最困难的是16、20和00时的三次观测，因为这三次观测时间的风速都很大。我们是从5月10日04时开始观测的。按国家气象局的观测规定，参照观测站的海拔高度，我们观测的起始时间是观测正点前40分钟。

５月１０日下午15时20分，正当我们要施放探空气球时，下山风骤起，阵风达到7级左右；我们按照在珠峰大风中施放探空气球的方法，由一位善于奔跑者手握悬挂在探空气球下面的探空仪顺风奔跑，伺机施放；结果没有成功，气球碰到了观测站旁边的小树枝，爆炸燃烧了。我们马上再施放，运用“两人放球法”，施放成功了。

所谓“两人放球法”，就是，一人手握悬挂在探空气球之下的探空仪，位于盛行风的下游，另外一人手握探空气球的“球嘴”，位于盛行风的上游；位于上游者先放气球，等到气球飞到手握探空仪者的上空，并感到上升力量时，施放探空仪。

然而，由于我们是连续观测20天，每天都是施放6次，每次工作时间都在两小时左右；在我们8位考察人员中（照片158），施鲁怀和刘增基负责地面观测，作者和其他5人负责高空气象观测（照片159）。高空观测组分为两班，每班3人，轮流值班。几天后，我们都感到疲倦了。“两人放球法”需要另外一组的人来帮忙，虽然时间很短，但在夜间观测时，大家都不愿意打扰队友的睡觉时间。这种特殊的情况逼迫我们创造了新的施放方法。负责无线电探空仪发射讯号接收的老陈，他利用探空仪发射讯号记录纸的空心轴，实现了一人在大风中成功施放探空气球，解决了我们人力缺乏的问题。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保证成功。

照片158.考察组的6位队员在天山托木尔峰（前排左起，施鲁怀、张国卿；第二排左起，高登义、严江征、姬庭忠；后排左起，刘增基、陈宝光）

照片159.作者在天山托木尔峰破城子观测站用测风经纬仪观测风随高度变化

5月29日24时，这是我们在破城子观测站的最后一次观测。当我们顺利完成观测任务后，我问队友“现在你们最需要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睡觉”。是的，连续20天的两班倒，每班工作12小时，大家最缺的就是睡眠。这一觉睡得真好，一直到第二天的12点。

5.人逢佳节倍思亲

1978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这一天，也是我们此次考察的第二个重点观测站观测的第一天。我们决定在6月30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的５8岁生日，并在中午“会餐”。

为了庆祝我们党的生日，共产党员、我们的“总务长”刘增基同志可忙碌了。6月29日，他带领一位队员徒步往返30余里，去采购一些必须的食品和调料；虽然他们去的是一个很小的乡镇，但在这儿已经是最大的城市了。

6月30日，上午，由刘增基同志主持，我们开了一个简短而又隆重的庆祝会。在远离北京的天山山脉，在被青山绿树环抱的草地上，我们以蓝天白云为伴，以取得最好的观测资料来庆祝党的生日。

这一次“会餐”的“菜谱”安排是“八菜一汤”。“大师傅”由我和刘增基分工负责：关键的“一汤”由刘增基操作；严江征主动报名协助我烧火。我每做好一道菜，小严都是第一个品尝人；八道菜做完后，小严已经“差不多”了。关键的“一汤”，刘增基真花费了心血，什么木耳、蘑菇、黄花菜、虾米……几乎应有尽有，满满一大脸盆，吃得我们不亦乐乎。

刘增基做好关键的“一汤”后，大家纷纷向他敬酒，他都一饮而尽。他没有吃什么菜，只是不停地“干杯”，主动地“干杯”……我们喝啊，说啊，笑啊，尽情欢乐。难得大家这么尽兴，我也高兴地和大家碰杯……

正当大家高兴地就餐中，我突然发现刘增基不在了。我没有惊动队友们，悄悄地离开了就餐的席位，去寻找刘增基去了。

其实他没有走远，他就在不远的一颗树下。那儿放着我们地面观测用的百叶箱，他用两手撑在百叶箱上，两眼饱含着热泪，出神地凝望着百叶箱，笑着，自言自语……我没有打扰他，偷偷地向百叶箱上面观看，原来，上面写了“队如家”三个字。

我完全明白了，队友刘增基正在想念自己的家。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了解增基，他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好同志，更是一个颇有文才、帅气的“性情中人”（照片161）；当我和他一样过着“两地分居”生活的时候，每当周末或假日，我们一起谈及家庭时，他都会流下热泪，凝望远方……而今，他的家属仍然还在福建的一个农村里，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此时的他是正处于“人逢佳节倍思亲”的情景中啊！想起我也曾经和他一样，经历过“两地分居”的思念生活，我不由自主地站在那儿，和他一起流泪……

照片161.刘增基也是一位帅气、颇有文才的“性情中人”

也许是心灵的感应吧，他突然感觉到了我的存在，忙乱地去擦眼泪，转身望着我，词不达意地说：“你也流泪了啊！”

我说什么呢？我下意识地扶着他的肩，用力地压着，也是词不达意地说：“快过去了”。是观测工作快过去了，还是“两地生活”快过去了，连我自己都不清楚。

“其实，我今天很高兴，就是喝酒太快，又献丑了。”我听了他的解释，没有说话。此时，他反而拉着我回到大家的身边，又高兴地承担起他的“总务长”责任了。

我经常想，这是多么好的同志啊！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忠心耿耿地在为了科学研究事业而奋斗的历程中过着“两地分居”生活者何止他一个呢！？

6.把最好的资料让给队友

在大气物理组，队里任命我为组长，新疆气象局的施鲁怀同志是副组长。施鲁怀同志是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高才生，是我们全组的长者，我非常尊重这位老大哥（照片162）。他率直敢言，自信自立，据说，在1957年“反右”期间，就因为他敢给领导提意见而被划入“有右派言论的人”；我从心里尊重这位同志。

照片162.我们考察组的老大哥施鲁怀兴高采烈地骑马奔驰

在制订考察计划时，他强调气象梯度观测的重要性，我根据珠峰考察的结果，虽然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仍然把他的意见列入了考察计划。在野外工作期间，我尽可能地为他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我想不通的是，当我向他介绍1959、1960、1966和1975年珠峰考察中关于气象梯度观测的情况，说明气象梯度观测的难度和不容易取得有效的考察资料时，他却听不进去，仍然信心十足，坚持自己意见。

我只好答应派人陪同他上山去进行气象梯度观测。

6于30日，在塔格拉克观测站。按照计划，施鲁怀同志要上山进行气象梯度观测，我派一名解放军战士陪同他工作。然而，施鲁怀同志提出从我们组里再派两名队员，在沿着泰兰河谷的山坡上，建立两个气象观测站。这不是在乌鲁木齐商定的科学考察计划中的内容，现在也的确派不出人员，我没有同意。他生气了，说了一些气话，认为“像现在这样进行的高空气象观测没有用，新疆气象局在新疆施放无线电探空气球已经多少年了，这样短短的几天资料，能够干什么？”他认为“应该把更多的人员派到高山地区进行气象梯度观测”。

施鲁怀同志说这种高空气象观测没有用，其实这也是对于考察研究计划的不同看法，我虽然不同意，但我并没有太在意，我只说“将来的考察结果会说明白的。”然而，他的话却引起了组里同志的不满。新疆气象局派来的三位无线电探空观察员，他们都是各个台站的技术能手、优秀工作者，局领导派他们来的任务就是进行高空气象观测。在大气物理研究所来的其他三位考察人员中，有一位是无线电探空观察员，另外两位是受珠峰科学考察成果影响而主动要求来参加无线电探空观测的研究人员。他们和施鲁怀同志发生了争执，有两位年青人还动了火。我劝阻了大家，我让主管后勤的刘增基同志为施鲁怀二人配备好观测器材和足够的食品、生活用品，解放军战士还带上了一支冲锋枪。

1968年10月，我们考察结束回到了北京。按照新疆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科学考察队的合作意见，乌鲁木齐市的三名观察员与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甄小英同志共同整理观测资料，要求于1978年11月底完成整理资料工作；新疆气象局的施鲁怀、应启孝同志与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刘增基、严江征和我进行分析研究，计划于1979年4月底前提交论文出版。

在我和每一位研究人员讨论论文题目的时候，刘增基、严江征、应启孝和我的论文题目都定了下来，只有施鲁怀同志的题目有困难。按原来施鲁怀同志自己的意见，他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天山托木尔峰地区的山谷风和局地环流研究。然而，当他和我讨论时，他自己认为，观测资料不好，原来的题目无法进行，他很为难。

就在这个时候，施鲁怀同志得到新疆气象局的信息，明年他们单位要进行助理研究员的职称评定，因此，他的论文题目至关重要。他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他的北大学学兄李麦村同志（照片163），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当李麦村同志告诉我这个情况后，我把原来我准备分析的塔格拉克站高空气象资料给施鲁怀同志分析研究。在我们此次考察期间，塔格拉克站和破城子站的高空气象资料是最重要的资料，两站都是观测了20天，每天进行6次观测，是专门为了研究中小尺度系统和中间尺度系统用的。如果认真分析这两个站的观测资料，很有希望取得好的成果。我把这两个站的资料分别给了施鲁怀和刘增基同志，因为刘增基同志明年也要评定助理研究员的职称。

照片163.我的好师兄、北京大学1956年毕业的李麦村研究员与美国科学家交流（白欣欣提供）

1979年4月，施鲁怀同志在李麦村的指导下完成了“托木尔峰地区中间尺度系统和重力波的初步研究”论文，并在当年的研究职称评定中评定通过为助理研究员，刘增基同志在1980年初也通过了助理研究员的职称评定。我为两位队友通过职称评定专门设家宴庆贺。

1979年5月，施鲁怀同志在给我的来信中，这位率直的男子汉说出了动情的话：“在考察期间，我不同意你的考察计划，当考察结果证明我的意见不正确时，你没有为难我，相反，把你原来自己准备分析研究的资料给了我，帮了我的大忙。你是一位值得交的朋友。”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7.拍到UFO照片

按照考察计划，我们于8月1日～15日在南天山山脉北侧的夏特站和南侧的塔格拉克站同时进行高空气象观测，每天两次施放无线电探空气球，施放时间为北京时间08点和20点，这个观测时间与国内各高空气象观测站的观测时间相同，便于对比分析。这段时间观测的目的是要研究天山山脉是否对于北支西风急流有影响。这是因为，我们曾经在珠峰地区观测发现珠峰的加热作用对于南支西风急流的中心高度有明显的影响。

观测完成后，按照队部的统一安排，全队于8月20日离开夏特站，到新疆西部最美丽的城市－伊犁市去总结与休整。我参加了汇报与总结后，向队部告假，离开伊犁市，独自一人去新疆最北的城市－塔城市。

在塔城市，我有一位堂哥，他于50年代参军，在西安炮兵学校毕业后，在沈阳某部队工作，于70年代从部队转业，调入新疆塔城地区工作。我们已经20多年没有见面了，我很想念这位儿时的朋友和兄长（照片171）。

离开伊犁后，我就渴望着早点见到我的可敬可爱的堂兄。我坐在长途汽车上，向往着快要见到的堂兄，儿时的情景很快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这位堂兄比我大好几岁，在我的儿童时代，他很爱我，我也很喜欢他。每次他从学校回家，总是要约我一起出去玩，教我使用弹弓，和我一起在田野里野炊；有时，在温暖的阳光下，他躺在草地上，让我为他掏耳朵，我认真地为堂兄掏耳朵，堂兄满意地享受着……

经过两天的长途汽车颠簸后，我终于在第三天下午到达了塔城市，见到了我渴望已久的堂兄。

阔别20余年，兄弟相见，分外亲热。虽然他已不是我记忆中的年轻英俊的堂兄了，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仍然留下了不少我儿时的记忆。他是一位电影迷，先邀我和他一道看了一场电影，然后，我们两人又在一起谈天。从我参加的科学考察，谈到我们在家乡的往事……我们完全沉浸在回忆之中。

夜深人静了。突然，从屋外传来不断的喊声“快来看啊！”“天上有怪东西！”我职业性地拿起相机就和堂兄一道跑出屋外。好家伙！在塔城的西北方，有一颗好像是流星的飞行物在慢慢移动。我迅速地举起相机，卷动胶卷，调整焦距，估计曝光时间，不停地拍照……这颗好像是流星的飞行物从西北方向飞来，经过塔城上空后，慢慢向东北方向移去，历时大约有10多分钟。我一共拍了近20张（照片172、173）。

照片171.作者（后排右）与堂兄高登富（后排中）家人合影留念于塔城

照片172.在新疆塔城拍摄到的UFO照片：UFO从塔城西北方向塔城移来

照片173. 在新疆塔城拍摄到的UFO照片：UFO从塔城向东北风向移去

待到这颗好像是流星的飞行物看不见时，我才发现我的周围已经聚集很多人了，大家多在议论这是什么东西。人们看见我在拍照，认为我应该知道是什么，纷纷来问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只怀疑是苏联的“侦探工具”。

回到北京后，我向所领导汇报了此事，并附上了照片。后来，所里又把这些照片报告给总参的某部门，希望能够为我国国防事业提供一点有用的资料。然而，我们所里也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西北多次发现类似的飞行物以后，又有某部队向我要去这些照片，但愿这些照片能够为我国国防事业提供一点有用的资料。

这种不明的飞行物，就是现在所说的UFO。那是“understand flying object”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拍照这些UFO照片的时间是1978年8月29日凌晨1点35～4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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