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极取义3：

三、从理论性毕业论文走向珠峰科学考察

1960年8月，我所在的地球物理系同学分配专业完毕，我和孙寿椿、方宗义、李崇银、高子毅、张可苏、陈月娟、陈嘉滨、雷孝恩等21位同学分配到同一个专业，后来，陈月娟同学因病休学，毕业时为20名同学（照片44）。在本专业同学中，本年级入学考试数学成绩为满分100的另两位同学张可苏和高子毅都在我们的专业，看来，本专业对于数学的要求是高的。据说，一开始叫“高空气象学”专业，赵九章主任是想把我们这个专业作为联系空间物理学与气象学之间的专业。后来，时过境迁，改为“天气动力学”专业。

照片4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届地球物理系天气动力学专业同学（前排左起，陈高远、雷孝恩、高子毅、高登义、骆启仁、孙寿椿、王远忠，第二排左起，陈於湘、张可苏、张光智、陈定德、骆美霞、陈邦瑜，后排左起，李崇银、方宗义、陈嘉滨、温玉璞、杨义碧、任泽君、许熙）

难忘为郭沫若校长照相   这事还得从给我系59级同学办展览开始。

1959年6月，有一天，地球物理系赵剑琦副主任在全系会上动员说：“中国科大是为我国培养科学研究人才的摇篮，郭沫若校长号召我们要成为‘又红又专、亦工亦农’的好学生，我们58级同学要给59级新同学做好榜样，要把我们第一年学习中的情况用照片和文字相结合，办一个图文并茂的好展览。”说到这里，赵副主任环顾大家，高兴地说，“为了办好展览，我们特别向学校申请了一架120的海鸥相机，让同学们自己拍照，自己写文章，自己办展览。大家说很不好啊？”

会场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

“好！哪位同学会照相？”赵副主任问话后环顾大家，会场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人表示自己会照相。的确，我们系58级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不要说会照相，说不定有人还没有见过相机呢！

尽管赵副主任亲切地环顾大家，希望有同学会站出来，但仍然没有人回应。

“我会！”情急中，我突然站了起来，对着赵副主任说。

立刻，同学们都把目光转向了我……有惊讶，也有信任。也许是因为我在学习和文体活动上都很活跃，属于学校的“名人”,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会照相都深信不疑吧。赵副主任亲切地把那架海鸥牌的120相机递给了我，并叮咛好好拍照，好好保管。

当我从赵副主任手中接过这架相机时，又是激动又是紧张，顿时觉得这架相机好沉啊！因为我心里知道，我只是上中学时在表哥的指导下照过像，从来没有单独从头至尾操作过。

但我有一股永不服输的劲头，而且对新鲜事物有极强的好奇心。拿到相机后，我立刻去图书馆借了一本有关照相的参考书，从头至尾地对照学习使用，很快拍出了合格的照片。在同学的共同努力下，我与58级部分同学合作为59级新同学出了一期图文并茂的墙报，比较好地反映了我们系58级同学愉快学习生活的展览，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

1959年9月1日上午，郭沫若校长参加了我校1959年新学期的开学典礼后，由秘书陪同，分头参观学校的几个学生食堂。

当郭沫若校长快要来到地球物理系的学生食堂时，我突发奇想：这不是拍摄校长参观食堂的最好时机吗？想到这，我迅速跑回教室，取来海鸥120照相机，幸好照相机里还有胶卷。

郭沫若校长走进了食堂，我设法靠近，但室内光线太暗，没有办法拍照。

忽然，我看见秘书陪同着郭沫若校长要走出食堂。“有了”，我高兴地自言自语，赶忙提前跑出食堂，赶往校长必经的路线，并急忙调好在室外的曝光度，卷好胶卷，等待。

很快，郭沫若校长从食堂走出来了，我紧紧跟随。当校长走到食堂科张贴的一份通知面前，突然伫立观看，我赶紧按下了相机的快门……

第二天，当我在暗室中冲洗完胶卷，我激动了好一会：没想到照得比较清晰，郭沫若校长侧面的形象捕捉到了（照片45）；当然也有遗憾，没有拍照到校长的正面照片。

照片45.我拍摄的郭沫若校长照片

后来，在我的地球三极科学考察生涯中，我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拍摄到了更多普通人难以得到的反映地球三极云系变化与天气演变的关系的宝贵资料，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的珍贵照片。回想起来，大学给我提供的拍摄机会还真在后来的地球三极科学考察中用上了。

科大校歌指引我们前进   刚刚入学科大，郭沫若校长已经为科大写出了校歌的歌词“永恒的东风”，邀请当时中国音乐作家协会主席吕骥作曲。

“永恒的东风”歌词是：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科学的高峰在不断创造，高峰要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我们是中国的好儿女，要刻苦锻炼，辛勤劳动，在党的温暖抚育坚强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先锋。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永远向人民学习，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

在开学的当天，吕骥光临我校，一句一句地教授我们唱校歌。那热烈的场面，记忆犹新。

1959年9月1日，郭沫若校长又为学校题词：勤奋学习，红专并进。我们的校歌和郭沫若校长题词都竖立成碑，兀立于科大校园（照片46、47）。

照片46.兀立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的科大校歌

照片47.兀立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的郭沫若校长题词

“科学的高峰在不断创造，高峰要高到无穷”告诫我们，科学研究要不断创新，永无止境！“又红又专，理实交融”教导我们，永远为祖国、为人类而学好本领，只有理论和实践结合才能有所创新；“刻苦锻炼，辛勤劳动”教育我们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去做每一件科学研究的事情，万事从一点一滴地小事做起！

科大校歌潜移默化地铭刻在我一生的科学事业与科学人生之中。

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在大学学习期间，我是学校乒乓球队队长兼团支部书记。那时，为了学会国家队优秀选手的“相同姿势发出不同的上下旋球”，自己每天早起，穿上运动服(照片48)，来到一个教室，把一张弹性好的桌子一端靠墙，中间竖立一架算盘，苦练这种发球。逐渐发现，很有成效，还总结出几点规律。第一，手腕动作要小而快，瞬间力量要猛，上旋和下旋的差异才大，对方才看不清；第二，掌握摩擦球的时间，球拍下切时碰球，下旋，向上移动瞬间碰球，上旋；第三，检验发出去的球是上旋或下旋，看乒乓球是否碰墙后反弹过算盘回来，如果回来，上旋，如果被算盘拦住，下旋。在我多次参加乒乓球比赛中，以技术而论，我的发球总是比较占优。

照片48.作者在大学快毕业时期的照片

那时，每年春、秋，北京市高校都要组织高校乒乓球七人团体赛。第一年，我校没有取得名次。第二年，学校59级来了几位乒乓球好手，包括二级运动员王湘卿，乒乓球怪手陈红光等（照片49），学校希望乒乓球队有所进步。

1959年的北京高校比赛，我校和北京航空学院等七个高校分在一个小组，小组循环赛产生的前三名进入决赛。为了摸清其他六个学校乒乓球队情况，我队一方面派陈红光观摩同组中其他学校乒乓球队比赛情况，另一方面和同组的乒乓球队举行友谊比赛。经过“摸底”，我和队友一致认为，能否战胜北京航空学院男子乒乓球队是能否进入决赛的关键。领队赵杰老师同意我们的意见。为此，我队根据田忌赛马排序的思路，把取胜希望重点寄托在排序第三到第七的队员，就是要确保在排序第三到第七名的五个队员中拿下三到四分，争取在排序第一、二中拿下一分。我把自己从去年排名第一出场改排在第三名。

照片49.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乒乓球校队留影（前排左起，段文志、张静、彭世蓉、赵燕萍、丁玲…；后排左起，陈红光、王湘卿、高登义、余老师、…王世林、王立可、陈xx、王玉贵）

同北京航空学院男子乒乓球队的比赛的确跌宕起伏，险象环生。

第一单打和第二单打，我们的队员都输了，0：2落后。

第三单打，我上场了，我的对手是北航“三好杯”的冠军，正手攻球很有威力。领队赵杰老师鼓励我要“敢打敢拼”，建议我用搓球起板战术，首先用搓球压住对方反手，要把对方搓得难受，然后再伺机反手起板。

我坚决执行领队的战术，死死地往对方左侧搓球，不让对方正手起板攻球，自己却伺机反手起板进攻，尤其是反手直线球，频频得分。对方急了，频频失误，很快，我拿下了第一局。

易地再战，对方总结第一局教训，耐心地与我搓球，而且时不时地把球故意送往我的右侧，避免我左手起板，打得难分难解。在我18：19落后一分时，我幸运地打出一个擦边球，裁判判决19平。对方队员与教练先后提出异议，不服判决，并与裁判发生了争执。比赛暂时停了下来。

此时，我反而静下心来，平静地等待。我想，现在是我发球，把我练的“相同姿势发出不同旋转球”的本领试一试。也许是对方情绪波动吧，对方接连吃了我两个发球，比分很快以21：19结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代表队取得了第一分。

第四单打，我们的怪球手陈红光很快以2：0取胜。

全场比赛一直打到第七单打才见分晓，我队王玉贵顶住压力，2：0获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代表队以4：3险胜，取得小组第三名，进入了北京市决赛，最后，在参加决赛的12个队中取得北京市高校第九名。

回顾这场高校乒乓球小组比赛，我认为，我们代表队之所以能够险胜对方，一是全队“排兵布阵”做到了“知己知彼”；此外，就我自己而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战胜了自己，战胜了自己过去单纯“为打得漂亮”，为要“面子”而打球；另一方面，则是以自己之长压住了对方之短，最后的两个特殊发球是我苦练巧练的结果啊。

乒乓球团体赛是锻炼人的“集体主义”的好场所，要取得集体的胜利，必须摆正自己在集体的地位，发挥“螺丝钉”的作用。我作为队长，更得到了组织领导一个集体的锻炼，为后来大规模组织科学考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理论性的毕业论文  1962年8月，我们开始做毕业论文。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是叶笃正研究员。除我以外，叶老师还是方宗义、骆美霞同学的毕业论文导师。

  我的论文题目是“西风气流中基本场的适应与发展过程的若干个例计算”，叶老师的意图是，计算分析大气中的风场与气压场之间如何相互适应的问题。说真话，当时根本不懂何谓“适应”问题。一开始，导师给了我一篇德文文献，是Himkelmann,K在《Tellus》第3卷、第4期上关于求解“气象噪音方程”的文章，要我读懂这篇文献是如何求解“气象噪音方程”的解析解，如果读懂了，下面就能够做下去。真是“当头一棒”，我是一、二年级学习俄语，三、四年级学习英语的学生，突然给我一篇德文文献，我得“从头学起”啊！我有些“想不通”，那么多的英文文献，为什么非要我读这篇德文文献不可呢？

  叶老师好像摸到了我的思想活动，严肃地对我说，“关键还是看你对于数学方程的推导和理解，个别德语关键词不会，我已经给你找了一位老师请教。

  还好，我的数学基础还不错，方程推导和解方程过程不久就通过了。从叶老师的言谈话语中似乎流露了一点点对我“满意”的意思。

把解析解用傅立叶级数展开，选取前30项计算。导师从地球物理所第二研究室借出一台手摇计算机供我个人使用，已经特殊了。尽管不断想办法在计算方法上省时间，且常常加班加点，老师还是不放心。

有一天，地球物理系办公室汪关成秘书通知我，要我第二天中午去叶老师办公室。我知道是关于论文计算的事情，但到底是什么事情，汪秘书也不知道。

我按时去了叶老师的办公室。我敲门，得到允许后，推门而入。此时，叶老师正在批评一位同学“不爱护书籍”，她老老实实地听着。事情是，她用手指在舌头上舔口水后翻一本国外大气科学杂志。

一会儿，老师简单询问我论文计算情况后，给了我几张白纸，要我把用傅立叶级数展开的公式默写在纸上。我没有敢问“为什么”，立刻坐下来，认真地抄写我的计算公式，一共炒了A4号纸的满满三页，我认真检查后交给了老师。他看了看，说，“抄德还很快啊！”我也不知道是表扬还是什么意思，我得到老师允许后离开了。

“马和牛能相加吗？” 一个月后，也是系办公室汪关成秘书通知我，中午去见叶笃正师谈论文的事。我准时到达，敲门进了老师的办公室。

一进门，老师严肃而生气地高声问我：“马和牛能相加吗？”

“不能”我下意识地迅速回答，但心里打着鼓。

“那你为什么要相加呢？老叶师把三张纸从桌上拿起来要我看。那是一个多月前老师要我当场默写出的需要计算的数学公式，满满三页。我猜是抄写的计算公式中有错，赶紧拿过来仔细检查。不多久查出了错误，原来，在用单波分析方法求解“气象噪音”方程组的第二组解（重力快波）中，系数A=F（n, m, f, L, gH）中的某一项错把n写成n了。我改正后，还给老叶师，指出错误的地方。

老师并没有原谅我，继续严肃地说：“搞科学要认真，马虎不得！你知道你这一错，国家浪费多少钱吗？计算机错算了好几个小时，我们要等多久才能够轮到一次上机计算的机会……”老师的情绪还是没有平静下来。我明白了老师的苦心：由于我的论文计算量特别大，而我的计算结果又与风场和气压场之间的适应问题密切相关，为了校对我计算的结果，老师让所里的同志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去用计算机计算。本来我对老师的批评还有点委屈，认为“那么几十项公式，谁能不出一点错呢？”经老师这么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不觉得委屈了，走上前，诚恳地向老师认错，并把我刚才心里的念头都说了。

奇怪，老师不生气了。口气缓和地对我说：“上一次我是考考你，看你对这篇论文计算公式的熟悉程度，当时你能很快把那么复杂的公式默写出来，我心里还真高兴呢！现在你知道错了就好，回去好好算。我相信你能算出好结果！”

回到学校，我认真地抓紧计算分析，取得了较好的结果。我的毕业论文计算结果作为老师和李麦村老师一篇“重力波引起的非地转运动产生的过程”论文于1964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之后又于196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气运动中的适应问题》专著（叶笃正、李麦村著）中的第四章第7节“有限空间的适应问题－非地转运动产生的一种机制”中发表。

这里给出在叶笃正和李麦村专著中采用的例二（照片50）。

照片50. 我的毕业论文中计算例子之二的结果图

叶笃正老师这种对科学研究严格认真的态度影响我一生，我在后来的地球三极科学考察过程中，从立题论证、观测设计、资料质量到分析计算、撰写成文都非常严格、仔细、认真，以“求真务实”严格要求自己。

承担国防任务  1964年7月，按照中国科学院制度，一年实习期满了，领导考核结果，我顺利转正，成为一名研究实习员，可以进入研究课题组做科学研究工作。

  没有想到，室领导决定，让我负责承担国家某部门（照片51）的一项国防科研任务，逐月提供下一个月东南亚高空风气候状况，国防科研任务的时段暂定为一年。刚刚转正的我担当了课题组组长，组里有两位比我早两年进入研究所的大学毕业生吴春泰、张书楷和一名统计人员刘循行，这在我们研究室还是第一次。

照片51.前排左2正是当时每月听取我组汇报的某研究所邹所长，第二排右2高登义（1975年拍摄）

时事巨变，我组同事吴春泰为了夫妻团聚，早就调入江苏扬州气象局，张书楷同事更因为意外事故早已离开人世，我所人世档案没有存档，连标准像都找不到了。好在我的朋友张瑞忠（照片52）曾经在扬州市政府挂职市长助理多年，通过扬州气象局人事部门寻找到了吴春泰存档的标准像（照片53），了却了我对同事的怀念心愿。这是题外话。

照片52.正在西藏科学考察的张瑞忠

照片53.吴春泰同事存档的标准像

我组国防研究工作的任务是，在某月末提供下一个月东南亚地区高空风的南北分量和东西分量分布状况。提供以后的事情就与我们无关了，我们也不能够打听。

接受这项国防科研任务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够平静。我出生于地主家庭，竟然在刚刚转正就担任了课题组组长，而且还是国防科研任务的课题，的确很感动。我怀着“感恩”的心态，决心与组里同事一起圆满完成组织交给我的光荣任务。

这个国防科研任务，时间要求很高，必须准时交稿，难度不小。问题的关键是，如果选取当月的东南亚高空风资料来推测下月的东南亚高空的东西风和南北风分量，当然效果会好，但根本没有时间分析研究；如果选取上一个月的东南亚高空风资料来分析推测未来第二个月的东南亚高空东西风和南北风分量，时间充裕，但时效就差了。经过讨论，我组选择了折中方案。例如，为要推测7月东南亚地区的高空风南北和东西分量分布状况，我们选取当年5月11到6月10日的东南亚地区高空风资料，通过分析研究来提供7月的东南亚高空风南北和东西分量分布状况。这样，从我们取得6月10日的当年东南亚高空风资料后还有20天的时间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

工作步骤是：1、从国家气象局资料室抄取东南亚地区的高空风资料，2、将高空风分解为南北和东西风分量，3、从已有的东南亚地区平均（上月11～本月10日）南北和东西分量分布推测下月东南亚地区高空风南北和东西风分量分布可能情况。

当时，正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与国家气象局联合工作最佳的时期，双方联合成立了“联合资料中心”（主任是我所的张宝堃气候学家）（照片54、55）和联合预报中心（主任和副主任分别是我所的顾震潮、陶诗言）（照片56），我们在气象局资料室抄录资料很方便，气象局资料室专门给我们所留有办公室，如果当天没有抄完的资料可以放在我们的办公室，不用当天归还。

第一个月的工作很辛苦。我们用了近7天时间从国家气象局抄取我们所需要的资料，然而，我们在将高空风资料转换为东西风、南北风分量时，却费劲多了，日以继夜地加班，花去10天，留下分析研究的时间只有3天许，尤其是要推测下一个月东南亚地区的高空风情况，太难了，尽管我们最后还是按时交了卷。

照片54.张宝堃老师正在大气所资料室伏案工作

照片55.张宝堃老师指导我如何更好地翻译科技英文文章

照片56.陶诗言老师工作时的端坐神态

但是，我记得，第一次去某国防部门汇报工作，是由我所二室的党支部副书记许有丰带我们去的（照片57）。对方很重视，研究所所长、三个研究室主任都来了。我在一身军装的军官面前汇报研究工作，的确有点紧张。当我们汇报完毕后，对方所长客气地感谢我们，希望我们进展得越来越好。

照片57.作者（中）与党支部副书记许有丰（左）、陈烈庭留影于八达岭

其实，我们心里明白，还需时间考验我们的研究成果。

第一个月工作下来，两位组员因为连续加班生病了。

工作量最大的是把高空风分解为南北和东西风分量。

我们是通过高空风的风向查取其正弦和余弦值，再乘以风速，分别得到东西和南北分量。这步工作几乎占总工作量的一半。为了提高效率，我想尝试新方法。为此，我格外抽时间列出一张很大的表，上面列出风速1～50米/秒与其风向正弦和余弦值乘积的南北和东西分量，仔细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一天后，我发现，在相同风向条件下，风速变化与东西风分量、南北风分量之间关系很有规律，只要你记住某个风速的东西风分量和南北风分量，随着风速变化，可以记住其南北风和东西风分量的变化。据此，我花了四个早晨牢记了风速1～50米/秒、风向角度从0到359度的南北和东西分量值。原来四个人的工作量我在相同时间内一人就完成了。

在一年期间，我们组按月准时向有关部门写书面报告，并当面汇报。深得国防部门的好评。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1964年，全国开始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求“活学活用”。我所在的地球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室曾经被中国科学院培养和选拔了全国科技界的“三面红旗”，顾震潮、周秀骥、巢纪平（照片58）。据说，中国科学院也想把我们研究室培养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记得当时学习的重点是毛主席著作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实践论”。前者是解决知识分子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后者是解决如何服务的问题。我映像深刻的是，在讨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中，当时有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不提“落后分子”，改为提“后进分子”，而且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后进分子”转化为“先进分子”，以调动知识分子一切积极因素为工农兵服务。

照片58.庆祝叶笃正先生八十华诞活动留影之一（站立者左1周秀骥、右5巢纪平）

记得我研究室领导把那两位大学生分到我组时，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他们两位是我们研究室的后进分子，你要通过完成国防研究工作任务中，转化他们为先进分子。”当时的各大报纸上经常有报道“转化后进分子为先进分子”事例的文章，我从心里赞同。其实，我知道，这两位同事和我有相同点，就是家庭出身都不好；也有不同点，就是他们两位的家庭包袱比较重。为此，我诚心诚意地与他们交朋友，将心比心地与他们谈心。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组在同事刘循行大姐家开会，学习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坦率地谈了我的思想活动，我诚恳地说：“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还是大地主刘文采的亲戚，我真的没有想到，室领导会把这样重要的国防任务交给我负责，我内心非常感激。我感激我的两位师兄、一位大姐和我一起来完成这样的国防任务。就从感恩出发，我都应该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研究工作。我和两位师兄的家庭出身都不好，我们都应该感恩于领导把如此重要的国防任务交给我们来承担。”说到这儿，我的确激动地流出了热泪。两位师兄也是性情中人，也倾情地道出了感恩的心声，“如果不好好完成国防科研任务，我们愧对室领导，愧对自己良心！”

说实话，在那个年代，敢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在同事家里，放在晚上，边吃边谈心，太不严肃，没有人会这样做。但我觉得有效，组里同事越学劲头越大，完成国防任务的情绪越来越高，为什么不好呢？！当然，我也用不着把这种形式给领导汇报。

就这样，我真心地与同事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大家和谐融洽，心情舒畅，主人翁的精神激发了我们的工作干劲，大家发挥自己特长，全心全意地、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抄录资料，分析研究，按时保质地完成国防任务。

记得那时，我组三位男士都没有结婚，组里的统计员刘循行是我组的老大姐，有家有孩子，我们晚上加班晚了，她常常请我们去她家吃饭，在她家讨论工作，学习讨论毛主席著作。组里形成了人人当家作主，人人都在为集体贡献，人人都在为能够承担国家重要任务而心情舒畅。

一年的国防科研任务圆满完成，组里两位师兄积极工作，精神面貌很大改观，研究室以我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完成国防任务优秀、转化后进分子为先进分子进步突出”为由，评选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集体”，并在全所发言，介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事迹。在我介绍我们组同事如何自觉地日以继夜为国防科研任务工作、圆满完成国防任务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如何提高计算东西风和南北风分量速度的事情。叶笃正老师当场随机抽问，在风速1～50米/秒的范围内，选择了几个风向风速资料，要求我当场回答它们的东西和南北分量，我都准确地回答了。

我组的“东南亚高空风气候分析研究”成果获得了1965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成果奖。同事吴春泰代表我组在中国科学院成果展览会上做了一个月的讲解员。

在组织完成这项国防科学研究任务过程中，除了在科学研究方面有所收获以外，我初步体会到“以身作则、以心交流、团结同事”在依靠集体的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初步懂得“人的主观因素”是完成科学研究的重要动力。也许，这为今后我在科学研究中以“和谐为贵”的指导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就在获得上述荣誉不久，1965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接受了研究室党支部副书记许有丰给我的珠峰科学考察任务，并按照组织要求，在珠峰考察期间，保证了不与家人和亲人联系。

也许，我作为组长承担1964～1965年的国防任务完成很好，室领导就把珠峰科学考察的“绝密”任务交给了我。这对于我这样剥削阶级出生者，对于组织的信任从心里由衷地感激。

还记得，当我即将参加珠峰科学考察“绝密”任务的消息被我室团支部书记雷孝恩同学知道后，他以团支部名义为我组织欢送会。他的好心却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欢送会在地球物理所大楼最顶层的401房间举行，第二研究室的青年人几乎都参加了。团支部书记雷孝恩同学主持欢送会（照片59）。他说：“同志们，我们团支部的高登义同志明年要参加珠峰登山科学考察，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也是我们团支部的光荣。”说到这里，大家为我鼓掌。“今晚的欢送会是团支部组织的，大家自愿参加。”老同学接着说，“我代表团支部希望我们的高登义同志圆满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团支书讲完后，同志们即兴发言，祝贺，希望，关心，洋溢其间，令我感动。北京大学毕业的周家斌同志（照片60）是位诗人，即兴写了一首诗为我送行，其中有两句“高登去登高，豪气冲云霄。”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正是由于他这首诗给我留下了“高登”的爱称，至今在我所的老同志中广为流传，就连我的老师叶笃正先生也叫我“高登”。

照片59. 天气动力学班的部分同学留影（后排左3雷孝恩，前排右1陈月娟）

照片60. 部分同事留影于八达岭（后排左3周家斌，前排左3高登义）

 然而，在欢送会进行中，党支部副书记许有丰来了，他中止了这个会，理由是，绝密任务不许公开举行欢送会。大家只好扫兴而去。不知是因为老同学雷孝恩没有事先向党支部副书记请示的必然结果还是这项任务真的“绝密”到这种程度？我不得而知，但它却在我心里铭记：要小心执行这项“绝秘”科研任务。

由于珠峰科学考察是“绝密”任务，在执行任务期间，我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组织上的规定，没有告诉家人和亲友，并中止了写信。时间长了，家里着急了，让我家里到处打听我的消息。事后知道，当时四弟登智（照片61）在打听我的下落时还出了笑话。一天，四弟在四川大邑县城遇见一辆写有“中国科学院”字样的卡车，他认为可以打听到我的消息，赶忙去问司机，“师傅，你知道高登义在哪儿？”司机愕然，“他是哪个单位的？”“他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弟弟回答。司机是个老师傅，笑着说：“中国科学院大得很，不晓得。”后来，当弟弟告诉我这事时，我对他说：“科学院有几万人，很难彼此认识；即使同在一个研究所，好几百人，也不一定都认识。”难得弟弟一片心啊！

照片61. 高登义和弟妹们于1958年留影（前左起，惠文、登信、惠贤，后左起，登礼、登义、登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