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的科学发展之所以缓慢，主要是由于言论、出版太受限制，这束缚了人的自由思想，压抑了人的创新欲望。谁都不会长久地去做那自我独创的新思想没有堂而皇之地公开表达于众的现实可能性的事——谁愿意浪费生命去做无用之功呢？在一个人们普遍地极度珍惜自我生命以至于信仰和追求长生不死的成仙之道成为其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的国度里，即使自我生命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威胁，也绝不会愿意去做那浪费自我生命的事，也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言论出版太受限制，就必然会导致言论普遍的从众和思想普遍的随俗，久之则势必造成创新动力与创新能力的自我丧失。

言论、出版的自由是属于现代民主政治范畴。马克思曾说：“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这说明，言论、出版的自由不仅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当然内容，也是属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当然内容。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现代世界中科学与民主之间具有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的话，那末，言论、出版的充分自由就无疑是科学昌明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必要的政治条件。离开了这个条件，以生存需求和安全需要作为其心理需求之基础的任何个人，都会出于自我生存与自我安全的考虑而在日常生活中谨言慎微，由此势必导致由平时不敢说自己独立的所思所想发展到平时也不敢想自己独立的所感所悟，而只追求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形式上的“言论正确”——说符合或至少不违背领导人之心意的“迎合之语”，或者说谁都可以接受因而说了也等于没有说的“圆滑之语”，换言之，在缺乏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在日常话语生活领域的普遍追求只是学会“迎合”、学会“圆滑”而已。

然而，一旦一国之人普遍学会了“迎合”与“圆滑”，则其国之人便没有了真心话，也没有了真思想。没有了真心话，就只有假话或谎言了，从而就无所谓真诚和诚信了；没有了真思想，就只有真感觉和真情欲了，从而就无所谓理智和理性了。所以，过度限制言论、出版而缺乏言论、出版的自由的政治环境，不仅是造成一国之人普遍缺乏创新动力与创新能力的社会根源，也是造成一国之人普遍缺乏真诚和诚信以至于说假说谎成风、普遍缺乏理智和理性以至于恣情纵欲成俗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