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佛、道合流之产物的理学，是在会通三家得道方法基础上加以融合而形成的。

儒、释、道三家之学说，以其基本内容而言，无不是包括了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揭示宇宙人生的根本之道，另一方面在于阐明把握宇宙人生根本之道的方法。所谓宇宙人生的根本之道，具体言之，在孔子（儒家创始人）那里，就是所谓“天命”（得道即在于“知天命”）；在老子（道家创始人）那里，就是所谓“常道”（得道即在于“知常”）；释迦牟尼（佛家创始人）那里，就是所谓“四谛”（得道即在于“悟四谛”）。孔、老、释三氏之学，其道固不相同，其得道之旨亦各异其趣：孔氏以为得道成圣则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老氏以为得道成圣则能“常无为而无不为”；释氏以为得道成佛则能解脱生死，永享极乐。然而其三家之得道方法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以限制人欲作为其得道的首要和关键的一步的。这种内容上的共同点，我以为即是儒、释、道三家之联结点。宋明理学恰是在这个联结点上做功夫的：

儒、释、道固然都主张限制人欲，然其各自所立之限度却并不相同：孔子是以“礼”为限度；老子乃以“自然”为限度；释迦则以“戒律”为限度。在他们看来，凡超出了这些限度的人欲，都是不合理的，故而是不当有也不能有的。但由于这些限度存在着范围和程度上的区别，故在孔子看来是合理的欲望，在老子或释迦看来就未必是合理的；反之亦然。不过，它们的区别毕竟是属于范围和程度上的差异，其限制人欲的性质是相同的。这也就是说，“礼”、“自然”、“戒律”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对立的关系，正是这一点，奠定了日后儒、释、道合流的基础。儒、释、道合流的过程，其实就是“礼”、“自然”、“戒律”之区别逐渐缩小、界限逐渐模糊的过程。宋明理学对儒、释、道的会通，其实质是在其三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其“礼”、“自然”、“戒律”日益相互渗透而其区别日益缩小、其界限日益模糊的基础上，“体贴出来”（程颢语）一个“礼”、“自然”、“戒律”三者的精神因素兼而有之的“天理”，由此实现了儒、释、道原本按其道的不同要求为限制人欲所立的不同限度的统一，以这种消除了其限度之差异的“天理”来防范人心，限制和规范其情欲，将一切不合或逾越“天理”的情欲统统斥之为“人欲”，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