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管理哲学的功能与任务

 

苏州大学哲学系 周可真

 

 “管理哲学是介于哲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哲学和管理学的交叉学科。”（崔绪治、徐厚德，第1页）这是由崔绪治和徐厚德合作的中国大陆学术界第一部管理哲学专著《现代管理哲学概论》（1986）所给出的关于管理哲学的学科性质的界定，它获得了我国学术界较广泛的认同[1]，直到2007年举行“全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它依然得到与会者一致的肯定（参见：张玉新、张小慧）。这个定义指出了管理哲学这门学科产生的背景及缘由，即它是在哲学与管理学之间的交接点产生的，是哲学与管理学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产物。

从管理哲学产生的具体背景来看，谢尔登(Oliver Sheldon，1894-1951)所开创的Philosophy of Management(关于管理的哲学)跟同时兴起的以逻辑经验主义为其思想形态、以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为其代表的Philosophy of Science（关于科学的哲学）[2]有着同样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也是在哲学发生革命性转变，即从原来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Science of Science ）转变为需要立足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时刻创建起来的。如果说“Philosophy of Science”可以被理解为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思想对流”（舒炜光、邱仁宗，第1页）的产物的话，那末，“Philosophy of Management”亦应该被理解为管理科学家与哲学家之间思想对流的产物。

另一方面，作为一门科学，管理学又是在管理被普遍理解为一种艺术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参见孔茨、奥唐奈、韦里克，第45页）。从这特定语境来看，管理哲学之所以会产生，不只是由于象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这样的一批管理学家不再满足于把管理学仅仅当作一门艺术来看待，而是要求把管理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也更是由于象谢尔登这样的一批管理科学家不再满足于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而潜心于探究和制定科学管理原则，以解决科学管理（实践）中“怎样管理”（管理方式）的问题，而是要求把管理科学进一步发展成为一门哲学，一门研究管理的一般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哲学，以解决管理科学（理论）中“何为管理”（管理本质）、“为何管理”（管理意义）以及“管理是怎样”（管理规律）的一般理论问题。

要之，管理哲学是由于20世纪初叶哲学“向下发展”（从形而上学转向科学哲学）和管理学“向上发展”（从管理艺术转向管理科学并从管理方式研究上升到对管理本质、意义及规律的研究）而造成的科学哲学与管理科学之间交汇、合流的产物。这门科学哲学与管理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科学活动的特殊形态之一的管理（包括管理思维和管理行为），由此既区别于以一般科学活动（包括科学思维和科学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也区别于分别研究各种不同形态的科学管理（诸如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之类）的特殊管理学（诸如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之类）。

然则，管理哲学乃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故而具有双重的理论功能——哲学功能与科学功能。本文拟就如何发挥管理哲学的哲学功能以推进管理科学发展的问题发表一些管见，旨在抛砖引玉，以促进管理研究更深入的开展。

经验性和理论性是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管理学的基本特性

尽管人类的知识的发展早已进入到了现代科学阶段，但是，在现代科学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管理科学[3]，却依然受到近代科学观念的深刻影响，以至于仍然按照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新工具》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归纳主义科学观来理解科学，从而把属于科学范畴的管理学偏狭地理解为一门经验科学，而不是按照现代科学观念把它同时理解为一门理论科学，因而轻视管理哲学研究，使管理科学长期停留在一个较低发展水平上，致使管理理论严重滞后于管理实践，以至于造成了我们这个已然因全球化的发展而联成了一体的“地球村”严重缺乏合理管理，使得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内的整个社会关系都陷于混乱无序的状态——诸如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等，都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混乱无序的现实表现；诸如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恐怖主义猖獗等等，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混乱无序的现实表现。

近代归纳主义科学观把科学认识本质地理解为“发明知识”（培根语）的过程，进而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是起源于科学主体亲身实践过程中观察所得的直接经验，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实验、列“三表”和归纳等环节，最终使经验上升为理论的结果。这种科学观固然有其合理性，因为它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发明知识的过程转变为自觉地发明知识的过程，使知识发明活动由原来自发状态下的无序活动转变为自觉状态下受归纳法程序支配的有序活动，这样就极大提高了知识发明的效率。近代科学正是在这种科学观念支配下，分门别类地从事着“收集材料”（恩格斯语）的工作，由此导致从来都处在哲学（形而上学）怀抱中的科学走上独立于哲学的征程，并使人类的知识的发展终于迎来了现代科学的新阶段。

然而，近代归纳主义科学观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它不是把人类的认识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因而也不是把科学认识理解为一种基于前人的认识成果且在现实社会交往中所从事着的历史活动，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科学认识局限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对该领域的对象作孤立、静止的研究，从而使研究者只能获得囿于其成见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知识。

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最终都来源于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这是确然无疑的，然而，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总是也必是有一定的目的作为其指导的，这乃是人的活动根本区别于动物活动的特性所在。人的实践目的是指向未来的，是人的实践所要达到的一种理想。人改变世界的实践，就是观念地构建其理想世界并使其理想世界从观念转变为现实的过程。而人要能够创造出自己的理想世界，就必须使自己的理想反映外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否则，其理想就只是一种不能转变为现实的空想。那末，外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在哪里呢？当然是存在于包括人自己在内的自然界中。然则，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如何能为人所把握抑或人如何能认识到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当然只能通过人自己的实践去认识。通过实践来把握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这是意味着自然界是也仅仅是在人的实践过程中才会向人暴露出它的本质和规律。而人的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从人类诞生之日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还将继续下去，向未来发展。这意味着，我们这代人的实践不过是整个人类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的实践不过是前人实践的继续，从而我们对自然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也不过是前人的这种认识的继续罢了。

既然如此，我们的认识就远不仅仅是来源于自己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直接经验，而更主要地是来源于间接经验——前人的认识以及与我们同时代的其他人的认识。我们何以能获得这些间接经验？当然只能通过我们彼此之间的社会交往，凭由这种社会交往，我们一方面得以继承反映着前人认识自然界本质和规律的成果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得以共享我们这代人在自己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成果。然而，对前人的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成果的共享何以可能呢？这种可能性就在于我们拥有人类所特有的语言、文字。

无论是反映前人认识成果的文化遗产还是我们自己的认识成果，都是存储于一定的语言（尤其是作为文明人语言的标志的文字）中的，我们彼此之间的社会交往就是借助于这种语言和文字来实现的。这种社会交往的实质在于关于自然界本质和规律的信息交流，在这交流过程中，我们所直接面对的是作为第二信号系统的语言，而语言是不同于我们在亲身实践过程中所直接面对的作为第一信号系统的实物的——我们从语言中获得的信息具有抽象性、一般性特点，它们都属于理性信息；由所接触的实物所得到的信息则具有具体性、个别性的特点，它们都属于感性信息。理性信息因其具有一般性而可直接用于我们彼此间的信息交流，感性信息则需要转换成理性信息才可以用来交流——这种信息转换也就是通过抽象思维把实物信息转变为语言信息。因此，在我们之间所进行的旨在认识自然界本质和规律的社会交往，其内容乃在于交流彼此的理性信息，其形式则在于相互解读对方的文本（存储理性信息的语言或文字）。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认识远不仅仅是来源于自己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直接经验而更主要地是来源于间接经验的话，那末，本文解读就是我们认识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主要方式。

文本解读，直接的说来是解释文本，理解文本所含之信息的意义，而归根说来是解释世界，把握外在世界内在的本质和规律。对进入到文明社会的任何人来说，他们主要就是通过解释世界来认识世界的；离开了解释世界的认识方式，仅靠他们自己个人的实践去感知外部世界，其认识就差不多等于从零开始了，这当然不是文明人的认识方式。

要之，作为文明人，作为现代文明人，我们对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本质上（主要）是通过解释世界来达成的。

解释世界的认识活动与亲身实践过程中的认识活动是既有联系有又区别的——其联系在于：如果后一种认识不是也不可能是从零开始的话，那末，它必然是以前一种认识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也就是说，后一种认识要在前一种认识指导下才能进行[4]；其区别在于：前一种认识所直接面对的是出现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存储着理性信息的具体文本；后一种认识所直接面对的则是出现在自己实践过程中的具体实物。这种差异决定了解释世界的认识活动从其开始就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才能实现[5]，而亲身实践过程中的认识活动则是始于感觉，进至于知觉、印象等，再发展到概念、推理等抽象思维。

通过社会交往来开展的解释世界的认识活动是一个抽象思维过程，由此获得的知识乃是理论知识，这种理论知识只有把它应用于实践，才能达到“是非分明”、“去伪存真”并使真知转变为现实，但是一方面，人的感性实践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理论知识，理论知识的获得更必须依赖于抽象思维，另一方面，理论知识也有片面与全面之分，因为理论知识所包含着的不过是外在世界的信息，而外在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着的整体，其整体中的每个局部领域的事物都有全体与部分之分，反映其部分的信息就是片面信息，反映其全体的信息就是全面信息，以此乃有片面的理论知识与全面的理论知识之分。全面的理论知识是对许多片面的理论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是一个历史过程，即只有在其过程的各个阶段上获得了对外在世界各个部分的片面认识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对这个世界的全面认识。

然而，近代归纳主义科学观支配和指导下的科学活动，恰恰阻碍着科学主体对外在事物的全面认识，由此只能获得关于外在事物各个部分的片面认识。这种片面认识虽然可能具有客观必然性，却不具有普遍必然性。普遍必然性的认识不是也不可能是来自于感性实践过程中对实物信息（感性认识、经验知识）的归纳，而是也只能是来自于解释世界过程中对语言信息（理性认识、理论知识）的综合。根据感性实践经验而归纳创新的理论，充其量不过是关于个别经验范围内数量极为有限的某些物体的共性的知识，这种知识虽然超出了这些物体各自的个别性质而达到了一般性，但这种一般性尚只是这些物体作为一个特殊物类的特殊性，而并不具有普遍性——只要超出这个特殊物类的范围，其知识便失去其实在意义了；而根据既有理论知识而综合创新的理论则具有普遍性，因为那些理论知识是分别来自不同实践主体（包括前人和当代其他人）对其实践经验的抽象与概括，它们已经超出了物体的个别性而达到了其特殊性，故由此再加以抽象与概括所得的知识必然是超出了物体的特殊性而达到了其普遍性的。

由此可见，在归纳主义科学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科学存在着为其自身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对此，恩格斯早有所见。恩格斯在《论辩证法》（1878）一文中谈到近代自然科学从18世纪“收集材料”的阶段发展到19世纪上半叶开始进入“整理材料”的阶段的情况时指出：

“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 马克思、恩格斯，第465、467页。）

恩格斯这里所讲的“经验的方法”实指科学认识中的实证法和归纳法，恩格斯认为，由于这些经验方法既无助于某一科学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其实证知识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也更无助于建立各个科学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因此客观上要求自然科学从“经验自然科学”进展到“理论自然科学”。

为此，恩格斯主张自然科学家应当通过学习以往的哲学来锻炼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因为“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但是，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第465、467页）这表明在恩格斯看来，理论自然科学与哲学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即在思维方式上它们都属于理论思维。恩格斯还指出，“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第466页），并且“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 （马克思、恩格斯，第466页）。因此，恩格斯倡导自然科学家学习以往的哲学，这主要是指学习历史上的“辩证哲学”特别是“希腊哲学”和“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第468－471页）。

总之，按照反映科学发展之内在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科学本质上是全面系统地反映外部世界特定领域内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理论知识体系，要建立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必须把经验方法（实证法、归纳法）与理论方法（综合法、辩证法）结合起来，从而把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统一起来。

作为科学范畴的管理学，要使自己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现代科学，理应发展自己的理论，使其由经验科学层次上升到理论科学层次。经验性和理论性是一门现代科学的管理学的两个基本特性，倘或缺其一，管理学便不足以成其为一门现代科学。这就是说，现代科学范畴的管理学不应满足于只是对管理实践经验加以抽象和概括来构建和发展自己的经验科学（管理理论），还应通过对既有的管理理论知识的抽象与概括来建构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科学（管理哲学）。

管理理论与管理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管理理论是相对管理艺术和管理经验而言。在跟管理艺术的关系中，管理理论就是管理科学，它和管理艺术的区别在于：管理艺术是基于管理者长期的亲身实践所悟得且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管理诀窍，是与管理者的行为混然不可分割的“行为知识”；管理理论则是对自己和他人管理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是对一切管理者（包括已经掌握管理诀窍者和尚未掌握管理诀窍者）的行为都具有指导意义从而实际上只是影响其思维而并不直接影响其行为的“思维知识”。在跟管理经验的关系中，管理理论乃是从管理经验转化而来的一种相对单一而稳定的管理信息，而管理经验则是在管理实践中直接受实物刺激而生成的一种异常复杂而多变的管理信息。管理经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只可由管理实践者自我体会而不可以言传的自在性经验，另一类是虽可以言传但却只能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的事实性经验。管理艺术是属于这两类经验兼而有之的管理经验，管理理论则是对其中事实性经验的反思的产物，是接着事实性经验而言其所以然之故，即揭示成功经验何以取得其成功以及失败经验何以招致其失败的原因，进而言其所当然之则，即指明管理者在未来管理实践中为了使取得成功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管理原则）——若背离其准则行事，则必招致其行为的失败；若按照其准则行事，则可达成其行为的目的。

管理哲学又跟管理理论有区别：一方面，管理理论是直接来源于事实性管理经验，是对这种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管理哲学是在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反思、比较各种管理理论在逻辑上的得失，并加以会通而综合创新出一种逻辑上相对完善而在内容上兼融了这些特殊理论的一般理论。另一方面，管理理论是根据于事实性管理经验，它要确保其管理原则的可靠性，必须时刻关注事实性管理经验的变化，对这种变化着的管理经验作跟踪研究，从而使其无暇顾及现实的管理经验之外的世界；管理哲学则因其无需直接面对事实性管理经验，而可以相对超脱于现实的管理经验，去关注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理论，对它们加以逻辑的分析与研究。要之，管理理论与管理哲学虽然同属于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但是，管理理论所遵循的是经验逻辑，其思维是经验逻辑思维；管理哲学所遵循的则是理论逻辑，其思维是理论逻辑思维。

经验逻辑是事实性经验变化规律，由于事实性经验与经验主体行为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故事实性经验变化规律实质上是经验主体在实践中应对环境变化的行为变化规律，这种规律与实践环境变化规律是一致的，经验逻辑在本质上就是同实践环境变化规律相一致的实践主体行为规律，是实践环境变化规律在实践主体行为中的体现。理论逻辑则是管理理论变化规律，由于管理理论与管理经验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故管理理论变化规律实质上是理论主体在研究中应对事实性经验变化的思维变化规律，这种规律与事实性经验变化规律是一致的，管理理论变化规律在本质上就是同事实性经验变化规律相一致的理论主体思维规律，是事实性经验变化规律在理论主体思维中的体现。实践主体行为规律和理论主体思维规律之间当然有联系，但决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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