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从5 月12日19时左右起到20日13时左右，我一直待在北川中学。我看到了埋葬亲人的废墟，看到了夺去上千条人命的教学楼。我看到了太多的死尸，太多的鲜血，太多的眼泪，太多的伤心欲绝。昨天，我回到了安全的成都，回到了宁静的川大。但是父母们的悲号，亲人们的眼泪时刻在我耳边响起，在我眼前浮现。我只有用文字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一一记录下来，让牵挂灾区人民的好心人看看，更加真实的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或许我只是感情的发泄以便不至于郁积成疾。但对于关心灾区的朋友们也许会起到弥补主流媒体报道不全的遗憾。我的所见未必是真相，我的所闻未必是事实，我的所感未必正确，但是我所写下的都是事实，即我是对我的所见所闻所感的真实记录。
一 惨！痛！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是我永远的痛。
我的妻子，二舅和二舅妈，在这一刻永远的离开了我。我连看他们最后一眼都没法做到。舅舅和舅妈被北川老县城后面的王家岩滑坡掩埋，他们居住的医药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土山的一部分。我在北川中学的废墟边苦苦等候了8天，也未能见到爱妻李清燕的遗骸。
除了亲人以外，我很多朋友、同学也在那一刻遭到灭顶之灾。我的同学刘华美被滑落的山体埋葬在曲山小学，一起消失的还有她的女儿。我同学张蓉的父母、公公、婆婆、丈夫、儿子，顷刻之间与她生死两隔。另一位同学肖红霞失去了她可爱的女儿，还有护送这小可爱上学的奶奶。
我以前在北川中学的同事有很多也葬身废墟。我们根据北川中学的通讯录一一对照，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6位教师遇难。我看到了杨道聪老师，一位明年就要退休的英语教师，身体几乎被拦腰截成两半，吊挂在废墟上，取下他的遗骸时大部分已经被蛆虫吞噬。教务处主任代伟中老师，他脑袋下面的部分被深埋在砖块之下。这位数学老师在三年前失去了妻子。我们找到了王小兰老师的遗体。这位西南师范大学毕业的英语老师在这所学校工作一年不到，就被预制板打倒在办公室门口，像合叶一样折叠在一起，留下她伤心欲绝的家人和男友。我们找到文世琼老师的遗骸时，她的面部已经腐烂得无法辨认。我们从她直挺挺爬在废墟中的样子可以知道她刚刚从办公室的小办公间出来还来不及转向大门口就被坍塌的楼板砸死。这位老师07年在四川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这里任教还不到一年。她丈夫的情况没有人知道。如果他活着一定会来学校寻找他的爱妻。但我在那里的8天中没有看到他的身影。还有语文教师曾常友，他和女儿都被砸死在教学楼里。他在县城的妻子也未能逃脱这一场浩劫。英语教师张小勇、物理教师宋波、现任校长刘亚春、物理实验教师程玉宝都失去了家人，单身一人，形影相吊。
更让人痛心的是，在爱妻葬身的教学楼里，还有900多名学生被坍塌的楼房吞噬，绝大部分没有被活着抬出来。在这栋完全坍塌的教学楼后面，有一栋教学楼的一楼、二楼坍塌下坐，高二七个班的学生被压在下面。这400多人只有少部分被救出。在这两栋教学楼的旁边，有一栋75年建成的旧楼的第三层（也就是顶层）被用作初一学生的教室。屋顶和第三层的部分墙体倒塌，砸死数十名学生。有的学生在死亡的瞬间和身旁的同学惊恐的抱在一起，有的是两两拥抱，有的是三个成团。清理尸体时已经无法将他们分开，最后不得不合装在装尸袋里。在北川中学坍塌最厉害的那栋楼房里，当吊车吊起一根大梁时，就会看到一排整齐的小尸体。有一处楼板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洞，透过它我们看到的一堆学生的脑袋，那是他们唯一的空气来源处。但人们发现他们时他们早已不能再呼吸了。
上千个教师及学生的生命在北川中学不足两百平方米的地方终止了延续。鲜活的生命变成奇形怪状的死尸，有仰有俯，有的身体被砸压弯曲变形，有的没了脑袋或脑袋被砸扁，有的已经找不到肠子，有的没有手脚，有的……其惨状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如果真有地狱的话，我相信这就是地狱。
跟北川中学相比，北川县城曲山镇更是一个硕大的人间地狱。强烈的震动不但震跨了楼房，还导致老城区后面的王家岩大面积滑坡，新城区（茅坝）后面景家山的部分滑坡。与其王家岩是山体滑坡还不如说是王家岩整体向前移动了100多米。这可怕的山崩把千万还没有从地震的惊恐中明白过来的人们掩埋得结结实实。曲山镇小学旧校区的近千名1、2、3年级的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来不及呼喊就被掩埋在泥石之下。曲山镇幼儿园、学前班的数百名小朋友，他们的老师和护送他们的家长也在这一瞬间遭受灭顶之灾。北川县医院，据那里的生还者讲，医务人员、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估计有4、5百之多，也绝大部分葬身建筑物下，深埋山体中。县武装部，当时召集全县200多名民兵进行集中训练，也大多被山体掩埋，一个个棒小伙子成了无处安身的冤魂。还有曲山镇派出所、北川地税局、县委、粮食局、文教局、商业局、医药公司、财政局、电力公司等办公场所，工作人员加到那里办事的人又是数千之众。另外，老城区是北川县城的商业中心和居住休闲中心，商店林立，住房云集，人员众多。而奔泻而下的王家岩把70%的老城区都变成了硕大土包，只见数百吨的巨石和几十米深的黄土。昔日的楼房，昔日的街道，昔日的车龙马水，昔日的欢歌笑语，全没了踪影，只剩下这个数万平方米的大坟场。扑天盖地而来的山石和泥土不只是掩埋了大部分的旧城区，还继续逞余威，把没有掩埋的建筑打倒撞上本已摇摇欲坠的楼房。听老城区的幸存者讲，地震和滑坡发生时，整个城区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种令人窒息的场面持续了好几分钟。待尘埃散尽，接踵而至的是悲号，奔跑，惨叫，到处是尸体，到处是残肢，整个老县城仿佛被硬生生的拉入地狱的最底层。
新城区（茅坝）的山体滑坡规模要小一些，但是也无情的吞噬了茅坝中学（北川中学新区）、公安局、水利局和周围大片的居民楼。茅坝中学的400来名师生，只有一二十人幸运脱身。现在只能看见茅坝中学悬挂的国旗在土堆上随风飘扬。洁净校舍、朗朗读书声，顷刻间化为永远的记忆。北川县城周围最幸运的学校要算茅坝中学，但楼房坍塌也夺取了100多师生的生命。在新城区（茅坝）的其他单位，如县府、交通局、林业局、防疫站等机构的建筑物也不同程度的倒塌损毁。
地震之后，除北川中学高三仅一人死亡、职业中学损失稍小以外，县城及周边的学校均遭到毁灭性破环。可以说北川从3岁到17岁的人群几乎出现了断档。真是天灭北川呀！
北川县城常住人口近2万，流动人口（包括学生，因为曲山镇周围学校的教学质量是全县最好的，很多偏远乡镇的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这里就学。）约1万。灾难发生后能自己逃出来的估计占40%。就我所见，后来搜索抢救的幸存者肯定不足千人。据此错略估计，北川县城周围死亡和失踪的人员应有2万之众。
另外，陈家坝乡，是北川县人口最多的乡镇之一。听说此次地震也诱发其街道后山体大面积滑坡，也遭毁灭。邓家乡也同样悲惨。旋坪乡出现多处山体滑坡，有的是一个村或组全部滑落河中。现在唐家山山体滑坡造成的堰塞湖已经把旋坪乡和治城（曾做过北川的县城。）淹没。这些情况还仅仅是人口密集，交通较为便利的街道，村社地区的情况还无人知晓。
二 天灾？人祸？
有人说过，自然灾害其实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话用于所有的自然灾害也许有点太绝对，但是对于发生在北川中学本部的惨剧是基本合适的。为什么说是基本合适？因为那里是“两分天灾，八分人祸”。
北川中学两栋教学楼，一栋大约是1998年建成使用的，另一栋是2003年启用的，可以说都是新楼。结果呢？98年的楼整体粉碎性坍塌，5层楼只剩下大约一层楼的高度。据北川中学的英语老师H说，整栋楼房几秒钟就坍塌了。他的女友，也是一位英语老师，尸体在废墟中掩埋7天后被找到了。教学区部分还依稀能辨认楼层，办公区全成了建筑垃圾，一楼到五楼混在了一起。在现场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砖块上一点灰浆都没有。即使有灰浆，轻轻一掰就掉了。建筑用的钢筋最粗的也不到小指粗，力气大的一使劲就弯了。即使如此纤弱的钢筋也不多见，更多的是细细的铁丝，有家长当场几下就把建材上的铁丝折断了。痛苦的家长、志愿者、民兵、围观者都说这栋楼肯定是“豆腐渣”工程。有稍懂行的说，钢筋不够粗，水泥标号不够且用量也严重不足。该校的老师告诉我，这栋楼断断续续的修了2、3年才竣工，中间好像承包商也有更换。有的甚至说这栋楼是老公码砖，老婆当施工员，讥笑这几乎是家庭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危房上竟然有上千学生在学习。
众说纷纭中难辨真假。但是稍稍比较一下也许能帮助我们知道谁是谁非。在倒塌的这两栋楼的旁边矗立着两栋旧楼。一栋大约修建于60年代，该楼连小小的裂缝都没有。另一栋听说是1975年建成的，早就说是危房了。但是地震过后，整体框架完好，只是瓦屋顶和三楼的部分墙壁倒塌。校门外望县城的方向行200米左右，也就是开始下坡处，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本来路旁的民房和道路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地震后，那里似乎被扭了麻花，那几家民房高出道路一两米，却屹立不倒。再回过头来看看北川中学的教学楼，那里的地基处没有看见裂纹更没有变形。
另外，北川，陈家坝、邓家、擂鼓等地同样损失惨重，大片民房倒塌。但那里的学校巍巍屹立，纹丝不动。尤其是刘汉希望小学，周围的房子几乎都夷为平地，她却完完整整。这是为什么？
北川中学03年建成的教学大楼是圈梁结构，据说能抗8级地震。这次地震本是它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结果呢？一楼二楼整体下坐，高二的7个班遭灭顶之灾。有人说，恐怕是地基下陷，我去看了，地基完好如初。也有人讲，分明就是钢筋不行嘛。柱子的钢筋太细太少。照理，合格的圈梁结构的建筑整体在大地震中有可能倾斜或倒塌，但不应该柱子断裂下坐。
究竟孰是孰非，也许我们不应该仅凭肉眼和感性来评说。我恳请，政府派出权威的建筑鉴定专家到北川中学看一看，做一番鉴定，拿出科学的鉴定报告，可以作为呈堂证供的鉴定报告。请告诉我们：这些房子是否粗制滥造？这中间是否有钱权交易？是否有人该为此负责？如果答案是的话，恶人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否则这两栋房子戕害的上千条生灵怎能在地下安息？活着的人怎能得到安宁？
要灭掉北川的不只是地震和山体滑坡，还有反应极其迟钝的某些部门和机关，某些手握大权却对人民漠不关心的“人”。据说北川县政府在整个机构瘫痪的情况下，派人5次到市上报告灾情，告诉他们“北川没有了”。北川中学也派老师冒死骑摩托车到安县报警。结果都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只是让北川人自救。自救？拿什么自救？医院被掩埋，警察局被掩埋，县武警中队被掩埋，民兵被掩埋……处于瘫痪的县级机关能有多大的作为？我在想，上级部门派个人跟着报案的人到北川看看不就一清二楚了吗？一来一去也就两个小时吧。
事实上呢？第一支救援的部队，大概三、五十个武警吧，12号晚上8点过的样子才到达北川中学，只有棍棒和铁锹，根本无法施救。救命的第一辆重型机械——吊车是地震27个小时后才到达北川中学的，而且还是吨数不到25吨的。据说同时有一批赶来援助的25吨至100吨的吊车被拦在外边不让进入北川，说要给救护车和运送药物的车辆让路。直到第二天的7点过才让他们这些对于埋在废墟下的人们是救命利器得以通行。这又是多少个小时，又有多少条生命悄然黯淡？
而且就我所见，整个救灾现场组织乏力，非常混乱。在头一两天主要是武警、消防在行动，但是也存在难以协调一致的问题。比如说，上一队武警在这个点挖掘，他们下岗以后，那里就没有人了，也许一天后才会在那里出现另一支队伍。当我们有求于这些队伍时，他们会让我去找领导，我找到领导时，他说自己的权力不够大，我找到最大的领导时，他说这个应该找政府。我找到政府时，他们说具体的实施是部队在做，他们节制不了呀。这些说的是实话，我看到北川县委书记和县长在那些军官面前说起话来比我还小心翼翼，因为这些人是请来救我们的呀。
大概在第三天，终于有一个大帐篷，悬挂有“总指挥部”字样。我曾经进去跟他们打过几次交道。一次是请求他们派人（有些救援人员看起来已经休息很久了。）帮忙清理办公区被掩埋的教师尸体。他们让我汇报了具体方位和大致尸体数量，说马上就处理。结果这个“马上”成了遥遥无期。第二天，我看到裸露的杨道聪老师的尸体就难过，实在忍不住了，我又硬着头皮走进了总指挥部。这次，领导让一位办事员接待了我。比上次规范的是，把我的请求填在一个表单里。好不容易，填好表，办事员拿出联络名单，告诉我这个事情应该找北川县的某位副县长。他拨打了该县长的手机，无法接通。他好心的告诉我北川县级班子所在的帐篷，让我去那里找找看。我到那里，被告知该县长下乡察看灾情去了。
直到第6天，杨老师的尸体才被抬走，那时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不知道是我的报告起作用了，还是我把消防总指挥弄烦了，还是杨老师运气好，终于被人发现了。
第七天，教学楼部分的废墟基本清理完毕，但办公区还是几乎没动。我的妻子应该就埋在那里，我心急如焚。现在不是说死活的问题，而是多腐烂少腐烂的问题呀。我请求一队消防警帮助，他们（我记得是齐齐哈尔的）说没有问题，但是要总指挥批准。我跑到徐总指挥跟前，告诉他教师主要掩埋在办公区，他们现在花费人力最多的地方是厕所，应该尸体不多。他一听，说原来是这样。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他们不用本校的教师做向导呢，却在那里使劲的做无用功。那支队伍跟着我到了办公区。但他们需要吊车的帮助，好像司机又不在。我又只好去找，司机同意了。工作才得以进行。后来好像是泸州等地的消防来换班，他们工作都很卖力。晚上消防也不知道谁在负责照明。我又赶紧跑，找到了重庆电力派在那里的支援人员。他们赶紧把灯安装好。关于这些重庆崽儿我会在第4章里再次写到，以表达我的敬意。在那里很快找到了3位老师（代为中、王小兰、文世琼）的尸体和学校财务室的现金。这种军、政、民之间的无序状态一直持续到我离开那里。有人看见有些特警整体无所事事，就指责他们，他们也觉得委屈，没有人给他们指派工作呀。他们也郁闷，但又不敢像志愿者一样擅自行动。
三 有泪！无泪！
我在引言中已经说到，在那里的日子，我见到了太多的眼泪。胥明英老师那母亲之泪让人撕心裂肺，蹇绍琪那父亲之泪令人哀叹不已。其中，最让让我难忘的是一位老人的眼泪。这位老人在地震的第二天便匆匆来到北川，来到北川中学，来到难民营，来到我们中间。此前，比这位全国二号领导人职务低得多的有守土之责的人从未来此踏上一个脚印。当然，此时都来了，都簇拥在总理后边来了。
总理先是进了难民营口的第一个帐篷察看，我恰好住在那个帐篷里。但我此刻在外边，官员警察很多，想回去也回不了了。总理又走出来。有领导说，哪些人是灾民，总理要对大家讲话。我举起手，他示意我走过去。当时涌上来的人也很多，我刚好站在总理的左侧前方。大家在电视或其他媒介的图片上一定看见了总理面前的两个小女孩，一定看见了总理把手一直搭在一位上年纪妇女的肩上。这位妇女我认识，名叫刘绍英，她的丈夫杨建和我的妻子一样也被掩埋在教学楼里，再过一两年，他就要退休了。也许人们不知道，他当过兵，参加过唐山大地震大援救，救出一个个生命。32年后，自己却在另一场大地震中殒命。我和刘是同一个村子的人，和杨也是同一个乡的人，很熟悉，平常总是以“叔叔”“阿姨”称呼他们。灾害发生后，我们俩泪眼以对，互相打气，期盼亲人还有一线生机。在总理面前，我真的想告诉他我们的惨剧，想让他看看我妻子的照片，问问总理“她漂亮吗？”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刘阿姨也只是噙着眼泪略略讲了讲自己的悲伤，便对另一个还在讲述凄惨的妇女说，“别说了，他心里也不好受。”确实，我看到眼泪在总理的眼眶里打转，苍老的面容显得更加疲惫，白发占据了大部分脑袋。说实话，当一个六旬老人在你面前流泪的时候，你还能对他说什么呢？你还忍心让他再伤心吗？他都走在了那些封疆大吏的前面，你还能说什么呢？我静静站在那里，听他讲话，我知道“他也不好受”。
总理接下来看了北川中学的废墟，察看了几乎完全毁灭的北川县城。我没有跟去，因为伤感的我很难再迈动步子，因为太多人堵在一起，想跟也跟不去。还要感谢总理的是，在他来视察以后，北川中学的救灾力量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救援物资也大批运抵。我有时在想，要是每个官员都学总理这样不怕危险，心系人民的话，地震带给我们的损失也许还要小得多。可惜，全国只有一个家宝。
另外两位汉子，我没有看到他们流泪，但同样的让我感动。一个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另一个是北川县长经大忠。刘校长的儿子也被埋在教学楼的废墟下，他没有组织力量先搜救儿子被掩埋的地段，而是完全服从县自救领导小组、援救部队的安排，组织力量优先抢救有人呼救的地方。他的妻子也被埋在县城的进修校的楼房下，根本顾不上去看一眼。大概是在灾害后的第5天，他黯然离开北川中学，始终没能见到儿子的尸首。他说其他的学生都找到了，就他们那排3个同学没有了。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到县城去过了，根本无法寻找妻子的尸骨。他就在废墟边呼喊妻子的名字，说刘亚春来看你了，然后在那里磕了三个头，返回学校帮助救援。临走那天，他说他把儿子的书房收拾得整整齐齐的，给他摆上文具和水果。他还说，他被妻子给惯懒了，不知道儿子究竟穿什么衣服，他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刘平常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那几天我们成了互相倾诉互相慰籍的朋友。他一直没有流泪，但是从他反复的话语，从他颤巍巍的小个子，我知道，他的泪流在心里。
关于学校糟糕的建筑，我也和他交换过意见。他话不多，就一句“天总是要睁眼睛的”。好像前任校长曾见到他，有安慰他的样子，他仰头而过，不予搭理。他临走时，碰见了教学楼承包商中的一个，姓陆，说刘校长你走了呀。刘只是说“你修的楼房”。刘在任时修的东西怎么样呢？他主持工作以后只修了一个标准运动场，也就是现在的难民营，地震后几乎是完好无损，尽管地势高过任何一栋教学楼，尽管保坎有三、四米高。
在那里八天，我见到的经县长都是同样一身满是灰尘的衣服，都是嘶哑的声音，都是一瘸一拐的步子——听说有一只腿被砸伤了。我为什么要写他？因为他是在北川中学出现频率最高的领导，因为他和农民一样的装束，因为他沙哑却还要发出指令的嗓子。听刘校长讲，在灾害发生后10分钟的样子，经县长就赶来，建立起自救领导小组，积极展开自救工作并向上级汇报灾情。只是他的机构已遭到灭顶之灾，要医生，没有；要药品，没有；要武警，没有；要车辆，没有。我记得我是打“野的”是在12号七点钟左右赶到北川中学的，一到那里，那辆车就被政府征用运送伤员。
当外界的救援力量终于来了时。他又匆匆赶往满是废墟的县城，查看灾情。又在有限的工作人员中抽调力量，行进到乡镇了解灾情。然后匆匆赶回设立在北川中学的指挥部，然后又匆匆赶往乡镇，声音嘶哑，一瘸一拐。
我曾经为办公区掩埋的教师尸体一事找过他。他说，跟我来。把我带到了消防警察救灾指挥中心。当时，总指挥不在。他对那里的干事用蹩脚的普通话说：“求你们帮个忙吧。北川中学楼房已经毁了，再不能寒了教师的心。我们要留住人才本来就不容易，再不找寻教师的尸骨，有可能年轻教师都会走的。”那位干事答应带我去找徐总指挥。他说，快跟着去。我当时在想，堂堂县长腔调如此可怜巴巴，还讨好的用蹩脚的普通话跟人家交流，跟村长跟我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区别呢？但这时他没有顾及自己的面子，而是为了北川的大计，为了千万羌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大妹妹一家三口全部遇难。幺妹子的女儿，他最疼爱的外甥女被埋在城关小学的废墟里。他查看灾情时早就发现了尸体，只是把女孩脑后的石块轻轻拿走，又匆匆离开，既没有告诉妹妹也没有叫人去挖掘尸体。他的母亲在地震中被砸伤，还从未去看上一眼。要是加上他们家族其他的人，死亡人数应该不下十人。
我没有看到他流泪。我再也没有为教师尸体的事情打扰过他。只是，不时碰见他一瘸一拐，声音嘶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