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哲学对科学没有指导作用；更认为，如果哲学自认为对科学有指导作用，那末，这只不过是显示了哲学自身的狂妄、愚妄。我的观点是，哲学对科学有指导作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指导作用，除非人类的精神领域不再有哲学——但对人类的精神领域来说，没有哲学是不可想象的，至少现在还不可设想。

       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就其价值特征而言，无非是两种情况：积极的指导作用和消极的指导作用。对科学起积极指导作用的哲学，首先是唯物主义哲学。古希腊时期，朴素唯物主义指导人们开展对自然的研究，由此产生了古典意义的物理学等。被后人称为“自然哲学”的古希腊的物理学，是西方科学的原始形态，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动力和观念基础是朴素唯物主义。朴素唯物主义指导人们开展古典物理学研究，这对于人类的科学发展来说，无疑是哲学对科学所起的积极指导作用。而唯心主义则指导人们开展对人类心灵活动的研究，使他们离开古典物理学研究的轨道，这对于古典物理学的发展来说显然具有消极意义，是为哲学对科学的消极指导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对人类心灵活动的研究，却使古希腊智者的论辩术最终发展成为逻辑学，到亚里士多德时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三段论逻辑体系，这个逻辑体系后来一直是人们探索现实世界的重要的认识工具，对于人类的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从这方面来看，就是唯心主义对科学的指导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极的，而是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反之，如果只是在朴素唯物主义指导下去研究自然，而不研究人的心灵活动，逻辑学就无从产生，这同样会消极地影响到科学的发展。可见，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其实具有双重性，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乃是相互交织，难以互相剥离的。据此可以认为，对科学纯粹起积极作用而无消极作用，或对科学只起消极作用而没有积极作用的哲学，应该是不存在的，除非其哲学不是具体的哲学活动而只是哲学的绝对理念，抑或貌似哲学而实为痴人说梦之类。

        近现代科学的思维工具，除了传统的三段论逻辑，更有为弗兰西斯.培根所系统地加以阐述的归纳逻辑，而且被培根称作“新工具”的这套归纳逻辑体系，是实证的科学时代科学地认识世界过程中最重要的思维工具，以至于可以说，没有归纳逻辑，就没有近现代的实证科学。而培根的归纳逻辑体系是在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通过对传统逻辑学以及运用它的逻辑规则来进行神学论证的中世纪经院哲学进行唯物主义批判和对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归纳活动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总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唯物主义以其对思维“新工具”的产生所起的关键作用，再一次显示了它对科学的积极指导作用。

       弗兰西斯.培根以其卓有成效的唯物主义哲学活动和“新工具”的发明，使他堪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语），以其“新工具”的发明为标志，人类的知识发展开始进入到实验科学时代或实证科学时代。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这个时代的科学活动在整个17-18世纪乃至于到19世纪初期还处在不自觉的状态中，直到马克思和孔德时代才达到了自觉的状态：以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而著称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把培根以来的科学称为“实验科学”，特别是以开创现代实证主义哲学和开启社会学实证主义传统而闻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实证的科学时代”的概念，这个概念揭示了在孔德看来他是生当其时的人类知识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指出了这个阶段上的人类知识在本质上属于“实证知识”，并且只有“实证知识”才是属于“科学”范畴的知识。孔德的这一科学概念是他在对这个阶段上的科学活动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一种哲学概括，实质上是关于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科学的一种哲学观念和科学原则，这种哲学观念和科学原则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指导着人们自觉地按照实证法的基本要求去从事科学研究，对于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实证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容置疑的积极作用。这是科学时代的哲学对科学起到了积极指导作用的一个典型例证。

      孔德以后，“范式”（库恩）、“证伪”（波普尔）等科学哲学概念也都作为科学原则对科学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波普尔的“证伪”概念，它对孔德以来一直流行于科学界的“实证”概念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这两个概念相互结合而形成的科学原则，对于进一步规范科学活动和明辨科学是非，从而积极地推动科学发展，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唯物主义看来，“实证”、“证伪”之类的哲学概念当然不是先验的精神实体，而是从关于现实的科学活动的经验材料中抽象出来的、反映现实的科学活动的本质属性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哲学概念以及由这类概念所构成的哲学理论，是属于所谓“事后诸葛亮”的“事后之念”和“事后之论”，但是，“事后之念”和“事后之论”不只是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的特点，而且也是一切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特点，因为任何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也都不是先验的，而是从关于自然现象的经验材料中抽象出来的、反映自然现象的本质属性和规律的概念和理论，但不因其在“事后”，这些概念和理论就对人类的生活和实践不具有“事先”和“事中”的指导意义了。

         诚然，一种新的概念和理论产生以后，起初人们会比较明显的感受到这种概念和理论对自己生活和实践的指导意义，例如，“证伪”概念被提出来以后，它对惯于用“实证”原则来判定科学是非的人们来说，就具有令人感受明显的冲击力，使他们在判定科学是非的时候，也自觉地尝试运用“证伪”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不再自觉而清楚地意识到“实证”原则其实还在继续起着指导其科学活动的积极作用，因为这个原则在科学界早已被运用得熟练而自如了，以至于是达到了人们“日用而不知”或不加思索地实际加以运用的直觉境界了，但由于“证伪”原则对于他们来说是新的，所以在运用这一原则时，他们就会有“用而知之”的鲜明感受，这种感受使他们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活动是在“证伪”原则指导下进行的，显然，在类似于此的情况下，人们是比较愿意甚至乐于承认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对科学活动是有指导意义的。

       因此，尽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总能清醒地意识到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对于他们的生活和实践有什么指导意义，但无论其是否具有这种清醒的意识，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都在实际地指导着他们的活动，只是这种概念和理论在其长期的实践过程已经逐渐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规则了，这些规则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再与那些抽象的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有什么联系，而仅仅是其生活常识和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一些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做法和办法。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对于科学活动的关系也是如此，从事着科学活动的人们也非总能清醒地意识到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对于他们日常的科研活动有什么指导意义，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的科研活动就不必受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的指导了。事实上，对于某些不能清醒地意识到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对科学的指导作用的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在科研活动中的那些习以为常的某些做法和办法，恰恰就是从一些看起来极其简单的哲学原则经由某些中间环节转化而来的。

      按照弗兰西斯.培根的观点，运用归纳法来进行的探索自然界的求知活动，是一个基于实践过程中观察所得的直接经验而从科学到哲学再到数学，如此循序渐进地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故在培根看来，哲学是比科学更高级、更深刻的认识，这是因为，探究“质料因”和“能生因”的科学（含“物理学”和“机械学”）所获得的只是关于自然界中无数个体事物的简单性质的知识，这些知识所揭示的物质原因是一些“不稳定的原因，都只是仅在某些情节上会引出法式的转运工具或原因”；而探究“法式因”的哲学所获得的是关于“若干最不相像的质体中的性质的统一性” 的知识，这种“统一性”是决定个体事物简单性质的基础，故相对于科学原理，哲学原理乃是“始基原理”。（参见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07-108页）正是由于哲学原理为“始基原理”，这种原理一经被揭示出来，它对于科学的认识活动，就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因它相对科学原理具有更加稳定的性质。“始基原理”之所以对科学具有指导意义，是因为它是对由经验材料归纳出来的科学知识作进一步的归纳而得到的。这也就是说，哲学本是来源于科学，它当然也可以回归于科学，付诸科学活动，成为科学的工具，这正如科学本是来源于实践，它当然也可以回归于实践，付诸实践活动，成为实践的工具。

    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正如科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容置疑一样。否定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也必然要导致否定科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否定科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实践观上的经验主义；否定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则是科学观上的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的实践观，必然导致拒斥科学知识而迷信实践经验，单纯依靠个人生活经验和世代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去从事那区别于科学实践的常识实践。前实证科学时代的人类实践形式，即属于常识实践范畴。这种实践形式使人类知识的增长极其缓慢，由此也导致了人类文明长期缓慢地发展。而自从人类进入到实证科学时代而开始从事科学实践以来，人类知识就出现了加速度增长的势态，由此也导致了人类文明加速度地发展。

    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则必然导致拒斥哲学理论而迷信科学知识，单纯地依靠个人科学知识和世代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去从事那区别于哲学科学的常识科学。自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科学界所从事的科学基本上就属于常识科学范畴，即这种科学活动基本上是依靠个人科学知识和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来进行的。这种科学活动因为自觉或不自觉地拒斥哲学理论而轻视或忽视对既有科学知识进行抽象与概括，因而无以创建关于科学的哲学概念与哲学理论，从而不能为科学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新的科学原则，遂使得中国科学几乎只是也只能跟在西方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地缓慢发展。

    中国科学之所以至今仍然落后于西方，中国科学界从未出现过一位足以称得上科学大师的科学家，其直接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轻视或忽视对既有科学知识进行抽象与概括，亦即在科学与哲学之间从来缺乏紧密的互动，而是科学与哲学长期“各自为战”——从事科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拒斥哲学，从事哲学者则自觉或不自觉地拒斥科学，由此导致科学与哲学一直处在“不结盟”状态。

    笔者对中国的科学与哲学的“不结盟”状态有深切的感受。起初，这种感受仅限于对中国哲学界历史和现状的认知和体验，因为凭我所见所闻，远的不说，至少自建国以来，中国哲学界是长期脱离现代科学，从事哲学者几乎完全只是依靠历史上的哲学家的论著和自己的生活感悟来进行哲学研究和哲学创新。这种脱离科学的哲学当然对科学是没有积极的指导作用的——如果说现在中国哲学界的哲学对于科学还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话，那末，这仅仅是因为被它所继承的历史上的哲学（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本来就包含着一些可靠的、具有普适性的原则（如事实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但是除了这类哲学史上固有的知识内容，它自身则没有对哲学发展做出什么新贡献，因为它从来不曾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热切关注科学发展并及时概括和总结科学新成果，而是既不关心也无能力概括和总结现代科学新成果。这也是局外人对中国哲学界的哲学普遍抱以鄙视态度的现实根据。

       而自从来到科学网，我更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鄙视哲学的态度是如此强烈地反作用于中国科学界，以至于使中国科学界的人士普遍认为，高深莫测或喜好玩弄概念的哲学不过是哲学家们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把戏而已，它对科学则毫无用处，从而不但从不自觉地对科学知识进行反思性的哲学研究，由此抽象和概括出相应的科学原则，相反，倒是因社会习染而普遍地养成了对于哲学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抵触情绪，由此自觉地远离哲学，一头扎进科学知识的海洋中，沉浸于具体的科学实证，悲喜于实验数据之失得，许多人更甘于做西方“科学企业”中的“技术工”，为西方“科学生产”提供“廉价科技劳动力”和“低端科技产品”；与此同时，中国科学界出于本国“科学工程”建设的需要，则积极地推动政府出高价从西方引进“高端工程师” 和“高端科技产品”，从没有想到要创建中国自己的“科学企业”，发展本国的“科学生产”，并为此而自觉培养本国的“科学生产者”（能够进行关于科学的哲学创新从而提出新的科学原则的科学哲学家或科学大师和能够遵循和运用新的科学原则来进行高科技创新的高端工程师）。

       综上所述，在实证科学时代，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哲学既依赖于科学，来源于科学，又反作用于科学，对科学具有指导意义。与科学结盟而及时地概括和总结科学成果的哲学，对于科学是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的；反之，远离或脱离科学而自我沉浸于历史上的哲学书海中的哲学，则丝毫无益于科学创新，反倒有可能消极地引导科学而阻碍科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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