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 1613 - 1682 中国 江苏 昆山

在复社诸同仁中，跟顾炎武交往关系最密切的是其同乡同学、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1506—1571）的曾孙归庄（1613—1673）。（按：归有光，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明代散文家，是“唐宋八大家”与清代“桐城派”之间的桥梁，被称为“唐宋派”。）在其亲密无间的接触与交往过程中，他们各自所本的家学传统也都或多或少对对方产生了一些影响。

 

归庄，字玄恭，昌世子。少通五经，工诸体书。性豪放，善饮，酒酣落笔，辄数千言不能止……生平最善顾炎武，以博雅独行相推许，而俱不谐于俗。里中有“归奇顾怪”之目。诗歌、古文、墨竹无不工，自谓狂草近代无敌，以酒至者，长笺短幅，挥洒不倦，独不喜应贵介。[1]

 

顾、归二人性情颇为相似，且志同道合，自崇祯六年（1633）订交，他们成为终身挚友。归庄尝自称其二人“同乡同学又同心”，“不须文字见深交”[2]。又曾说：“每念同里同学，同心同乡，惟兄一人；二十余年，渊路赠处，管鲍相恤，亦惟兄一人。”[3]

 

关于他俩早年在文学上的交往情况，顾炎武曾自述道：

 

“弱冠始同游，文章相砥厉。”[4]

 

“自余所见及，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余与同邑归生独喜为古文辞，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5]

 

“自崇祯之中年，先王考寿七十余无恙。而叔父（引者案：即炎武从叔父顾兰服）既免丧，天下嗷嗷方用兵，而江东晏然无事。以是余与叔父洎同县归生（引者案：指归庄），入则读书作文，出则登山临水，闲以觞咏，弥日竟夕。”[6]

 

这一时期顾炎武致归庄的信札，有不少就是反映他们当时这种生活情况的：

 

例一：“数日前有诗一章致兄，并借《易演义》，当已达览矣。文藁二首呈正，乃近日之作，恐亦无当于大方之目耳。”[7]

 

    例二：“别兄归至西斋，饮酒一壶，读《离骚》一首，《九歌》六首，《九辩》四首，士衡《拟古》十二首，子美《同谷》七首，《洗兵马》一首。壶中竭，又饮一壶。夜已二更，一醉遂不能起，日高三四丈犹睡也。月之二日将往千墩，面兄之期当在初七八。届期更以酒三爵榼一架奉访于西郊（引者案：归庄系昆山积善乡李巷人。积善乡在县城西北。）与兄考五经谱四声可哉？” [8] 

 

例三：“缉、合、叶、洽不知可通叶否？兄试为考之。《九歌》：‘操吴弋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辑、洽为韵。《九辨》：‘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显庸兮，诚未遇其匹合。’合、洽为韵。子美《八哀》诗叶、洽为韵。《左司郡中对雨》诗缉、叶为韵。据弟所见如此。” [9]

 

此三例说明，顾、归平时常就诗文相互切磋、讨论；也说明，顾炎武通过对古代诗文的赏析，已然对古音韵发生浓厚兴趣，开始探究音韵问题了。

 

顾炎武同归庄的交往关系如此密切，其诗文创作理念及文风诗格势必互受其影响。以归庄来说，其曾祖归有光的文学就对他影响甚深。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常熟人。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1582--1664）曾说：“玄恭早夜呼愤，思继述乃祖太仆公之文章，以余为知太仆也，时时就问于余”[10]。归庄本人曾自称“诗赋师家公”[11]。其友人吴炎（？—1663）尝评论其古文道：

 

“夫世、穆、神三庙间，海内古文家为最盛，而玉峰归太仆先生其最也。太仆之为文，粹于理，豪于气，不斤斤剽拾秦汉以来绪余，而独出其性灵才识，以推广尘氛而磅礴上下……海内之传述其说而颇俎豆太仆者无异词。然而旁搜极览，卒未有继太仆其人者。何则？其理驳，其气靡也……太仆之曾孙玄恭，乃今复以文特名……宜乎玄恭之文之继太仆而起也……且玄恭之文，固所谓粹于理而豪于气者。”[12]

 

要之，无论在主观意志上还是在客观效果上，归庄都是试图继承并且在某些方面确实继承了归有光的文学传统，譬如“粹于理而豪于气”的风格。

 

顾炎武在文学上既然常跟归庄相互切磋，自然不能不受到归氏家学的某些影响。据顾炎武的挚友吴炎（字赤溟，又字如晦，号赤民，吴江人）说：

 

“余尝以后进旅谒虞山（引者案：‘虞山’指钱谦益），颇赏余与潘子力田之为今乐府若序，因屈指东南古文家曰：‘老夫耄矣，所见如归子玄恭、顾子石户、王子玠石者，乃今又得二子！’虞山之于文，三百年间少所许可，何况当世，而推太仆，后举玄恭……玄恭、石户皆与予称肺腑交，独恨不识玠石耳。然东南古文家不啻数十百，而虞山所举三家，玉峰居其二焉。”[13]

 

我们从钱谦益对当时东南古文家的品评可以体会到，至少在钱氏看来，顾炎武与归庄的古文是属于同一路数，都是从归有光这一脉传承下来的。

 

事实上，不只是钱谦益持有这种看法，顾炎武的学友王宏撰（字修文，亦字无异，号山史，陕西华阴县人，清代关中著名学者，1622－1702）也曾称顾炎武“下笔为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14]，这个观点实质上和钱氏是相同的——在明代文坛上归有光是以唐宋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著称的一位散文大家。由此看来，归有光的文学确乎对顾炎武产生了实际影响。

 

反之，顾炎武的家学对归庄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归庄在诗文创作方面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诗仿香山（引者案：指唐白居易）、剑南（引者案：指宋陆游），而豪逸过之”[15]。其效法唐宋的诗学品格固然是受诸多因素（特别是其乃祖的文学）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但是顾氏家学的影响无疑也应该是其中因素之一，这种影响正如归氏家学对顾炎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归、顾二人亲密无间的交往活动而达成的。

 

直至康熙初年，虽然其天各一方，他们也仍然保持着书信往来（尽管不甚频繁），并就诗文创作继续进行相互探讨、切磋，如康熙六年，顾炎武致庄书中就讲到：“两次惠诗文，并已盥手细读。每得佳句，为之徘徊击节，而犹嫌其稍入宋调，不若《孝子传》之真古文、真大家也。”[16]

 

顾炎武在明末的诗文作品罕有流传至今者，现只能依据其挚友归庄的同期作品来推测其此阶段诗文创作的大致情况。归庄生前曾自订其从明崇祯七年到清顺治二年（1634--1645）十二年间所写的文章，其自序曰：

 

此三百余篇者，自甲成语戍至乙酉十二年中之作，体制不一，亦不尽工，于是去其十之五，仅存一百六十篇，分为《回澜》、《破浪》、《安流》、《到海》四集。《回澜》者，丁丑以前，取法先辈，力挽颓风之作也；《破浪》者，戊寅以后，一变其格，大抵议论激昂，气势磅礴，纵横驰骤，不拘绳墨之作也；《安流》者，辛壬之间，意取逢时，酌今古之中，中程式者也；《到海》者，古文之气，传注之理，先民之法，兼得之，而举子之业，蔑有加焉者也……虽然，余方悔之矣！天之爱我如此，顾乃敝精神、竭心力于区区之间，真属无谓。假令以十余年之精神心力用之于求道，安知不超入于圣贤之域，何至年过四十而尚无闻乎！[17]

 

可以相信，这一时期顾炎武在诗文创作的志趣和风格上应该是近似于归庄而不会相去太远的，至少在精神心力未尝“用之于求道”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体制不一，亦不尽工”大概也适用于顾炎武；其他方面则未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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