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的文章《中国智库只是“翰林院”》引起了我对智库治国与智人治国的思考。

 

美国有许多像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按吴稼祥先生的观点，此类智库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们都是由民间机构捐款的民间组织，而非由政府拨款的官方机构——但我同意王铮先生和马雷先生 的观点，智库的特性在于它的独立性（独立于政府或官方），至于其经费来自何处是无关紧要的。中国尽管有各类研究机构（诸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之类），但因其不具有独立于官方的民间性，所以不是智库，而是堪称为“智囊”的谋士群体。

 

美国的智库为美国官方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黎裕：《美国兰德智库严厉批评中国人的思想》，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41461），其国家的决策者是根据智库所提供的报告来进行决策的。在此意义上，也许可以说，美国是智库治国的国度。

 

中国的智囊则仅为国家的决策者提供参考性的意见（相当于中国古代军中谋士对主公的提议），至于是否为决策者所采纳，则全凭决策者个人的智慧和意志来决定。在此意义上，相对美国而言，也许可以说，中国是智人治国的国度。（按：这里“智人”是指治国者或国家的决策者。）

 

智库治国与智人治国的根本区别在于：智库的报告是治国者赖以决策的依据，智囊的提议是治国者进行决策的参考。在前一种情况下，决策者的决策是把智库的报告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政策与对策，这情况类似于把科学原理转化为应用性的技术。在后一种情况下，决策者的决策是在对智囊的提议加以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形成决策者自己的主见，这情况类似于把感性材料抽象为科学原理。因此，在决策思维方式上，似乎可以把智库治国的决策归结为演绎性决策，把智人治国的决策归结为归纳性决策。

 

这样，对智库治国与智人治国的评判，便可归结到对演绎性决策与归纳性决策的评判上。

 

演绎性决策涉及到决策的大前提与小前提。演绎性决策的正确与否，首先取决于其演绎前提（即智库报告）之可靠与否，其次还取决于大前提（“类”）与小前提（“种”）之间是否互相对应，即这里的“种”是否在“类”的范围之内。对于决策者来说，其决策的大前提是给定的，他只能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决策。假设其前提为可靠，并且决策者所遇到的具体情况（小前提，“种”）未超出其大前提（“类”）的范围，其决策就必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决策者所遇到的具体情况（小前提，“种”）超出了其大前提（“类”）的范围，这个大前提就失去意义，从而决策就无法进行。由此看来，演绎性决策的局限性是在于它只能在大前提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决策，故遇到特殊情况（意外情况），就无法进行决策。这表明，这种决策是一种缺乏灵活性的机械决策。

 

归纳性决策的正确与否，首先取决于其归纳前提（即智囊提议）的真实与否，其次取决于决策者有无足够的抽象思维能力与其归纳程序之是否合理。对于决策者来说，其决策的前提也是给定的，他也只能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决策。假设其前提为真实，则其决策的正确与否就完全取决于决策者个人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由此看来，归纳性决策的局限性是在于它只能在决策者个人智慧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决策，故如果决策者个人智慧低下，他所作出的决策就必然是下策。这表明，这种决策是一种缺乏稳定性的偶性决策。

 

再就演绎性决策与归纳性决策各自的前提来说，智库报告之可靠性的保证是来自于智库的研究能力及其对国家的忠诚；智囊提议之真实性的保证则是来自于智囊的智谋水平及其对决策者的忠诚。智库的研究能力与智囊的智谋水平具有相似性，受相似条件的制约。这样，演绎性决策与归纳性决策的前提及由此决定的其决策的正确与否及其高下，就取决于提供其前提的人们的忠诚性质及其忠诚度——演绎性决策取决于提供其前提的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度，归纳性决策则取决于提供其前提的人们对决策者个人的忠诚度。就此而言，演绎性决策是爱国决策，归纳性决策是爱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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