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今文经学自从董仲舒用阴阳五行说学附会经义，大大增加了迷信成份。不过章句（即逐章逐句逐字解释经文）毕竟要受到经文的限制，即使多至100万字，要快意地谈鬼神怪异到底不很方便。于是，今文经师们另造一个谈神怪、立新说的孔子，集合一切古来相传的和自造的经说和妖妄言辞，都说是孔子所写的书。这些书称为纬书。所谓“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经有六经，纬有六纬。每种纬又有很多著作，有种种奇怪的名称，都是用宗教迷信观点来解释经书的所谓“微言大义”，宣扬天命论，把统治者神化。

 

由于纬书中夹杂着不少谶语，且纬和谶在思想内容上并无多大区别，故学者们历来以谶纬并论。“谶”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它最初是占梦以预卜吉凶的占梦家所作的梦书。谶的产生早于纬，大约在秦始皇时，就有“亡秦者胡”这一谶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出现。在经学定于一尊之后，谶便依旁经术而形成纬书。西汉中期以来，解经的纬书已陆续出现。至西汉晚期，则出现了经学谶纬化的思潮，其基本特点是在于经学和哲学的神学化及唯心主义化。董仲舒以来的今文经学至此演变成为谶纬之学。

 

在今文经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谶纬之学，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占据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当时它被称之为“内学”。东汉儒生如果反对谶纬，至少是不得做大官；反之，做大官的多半是妖妄之人或附和妖妄之人的庸鄙之人。到刘秀的孙子章帝（76—88在位）统治时，统治者为了抬高神学的地位而要求把神学经学化，另一方面为发挥神学的作用而要求把经学神学化，为此，建初四年（79）在汉章帝亲自主持下，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经学讨论会，会议记录由著名史学家班固适进行整理，编辑成书——这就是《白虎通德论》。此书是经学与神学高度结合的产物，其中大部分内容不过是复述董仲舒的基本观点和学说而已，只是其论点更加完整和系统化了。

 

在官方经学和哲学神学化的同时，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存在着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神学或具有无神论倾向的异端思想，其主要代表是司马迁、扬雄、桓谭。

 

司马迁（约前145—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初任郎中，后继父（司马谈）职为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图书。遭李陵之祸，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著《太史公书》，后称《史记》。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记传体的通史。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董仲舒的神学世界观被汉武学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的时代。他的世界观倾向于无神论。推尊道家思想，认为道家之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以道家思想为主，吸收各家长处的做法，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立的。

 

司马迁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是“混混冥冥”无形、无名的元气。他反对天命和善恶祸福报应说，其《伯夷列传》有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者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司马迁认为，社会发展是人们对“利”的追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这与董仲舒标榜“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天人三策》）形成鲜明的对立。

 

司马迁试图用经济生活来说明社会道德，其发挥《管子》的道德观点，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史记.货殖列传》）。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汉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早年作诗赋，以讽劝汉帝。后研究哲学，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并著《方言》，记述西汉时各地方言，是为研究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

 

扬雄哲学以“玄”为宇宙万物的本原，“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它“摛措阴阳而发气”；阴阳之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太玄. 摛》）；“天地交，万物生”（《法言.修身》）。

 

在天人观上，扬雄主张天道自然无为，强调人要顺从天地的自然法则以取得成功：“人驯天地，故其施行穷。”（《太玄.玄告》）认为人事的成败得失“在德不在星”（《法言.五百》），即事在人为。他指出：“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同上）。这是说，掌管天文历法的史官是以天象推测人事的吉凶，而圣人则是从人事推断天理。他论及楚（项羽）败于垓下之事，这样评说道：“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法言.重黎》）认为项羽自屈其力而失败，这与天有什么关系呢？

 

针对当时盛行的追求长生不死和求仙的迷信，扬雄提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君子》）。但他同时肯定有鬼神，因为在他看来，阴阳之气结合为人，人死阴气回归，阳气成为有“灵”的鬼神，但阴阳气不能永远结合不散，所以人不能长生不死。这便是他所谓的“自然之道”。

 

扬雄还提出了“善恶混”的人性论观点，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因此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法言.学行》）

 

桓谭（约公元前20--公元56），东汉哲学家、经学家。沛国相（今安徽宿县符离集西北）人。通音律、天文，“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汉成帝时仕为郎。王莽篡汉，为掌乐大夫，更始时为太中大夫，东汉光武时征为待诏，因反对谶纬，几遭处斩，被贬为六安郡丞，中道病卒。著作有《新论》。

 

桓谭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无神论倾向。他曾一而再、再而三的“冒死复陈”，上疏力斥图谶，指出：“今诸巧慧小才技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不可抑远之哉！”（同上）他说：“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加增依托，称是孔丘，误之甚矣。”（《新论.启寤》）

 

桓谭在反对宗教鬼神迷信的斗争中，对形神问题作了超越于前人的新的独到的论证。他用烛、火譬喻形、神及其相互关系，指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灺（烛之剩余）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新论.祛蔽》）桓谭“烛火喻形神”的理论否定了人死灵魂可以脱离肉体为鬼的迷信，也否定了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方术迷信。他说：“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新论.辨惑》）

 

中国哲学讲座（二十二）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周可真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26-16059.html

上一篇：老子之“道”与“事实真理”
下一篇：王充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