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奠基阶段的先秦诸子哲学，是在诸侯争霸、天下大乱的时代生产和发展起来的；此后，中国哲学获得较大发展或飞跃性发展而堪称局面繁荣的阶段，无疑当数魏晋时期、宋明时期和20世纪20—30年代，而这三个时期基本上亦都是中国历史上充满内忧外患的时期。

 

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所赖以产生和获致其大发展的条件，是在于激烈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即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严酷环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实是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一种理性升华。

 

那末，中华民族在21世纪是否仍将有忧患或仍将充满忧患呢？这是肯定无疑的，只是21世纪的忧患同以往的忧患相比有其相通而又相殊的内容罢了。概括说来，21世纪中华民族有三大忧患：

 

一是国家外患之忧——由于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按最乐观的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尚只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从“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来看，至少在今后半个世纪之内，中国即使无内忧（何况绝非如此），也必定会有外患之虞，只不过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切地预见其轻重程度罢了；

 

二是文化危机之忧——正在努力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中华民族目前所面临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面临的文化危机大体上有如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基本精神的爱国精神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文化）的挚爱和出于同样的传统爱国精神的为了振兴中华而对现代工业主义文化（现代文化）的追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另一个方面是，正为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现代工业主义文化（现代文化）和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且已然影响并还将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作为对由现代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所造成的种种“现代文明病”的批判和反思之产物的后工业主义文化（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三是环境恶化之忧——作为现代工业文明之必要前提和必然产物的对自然资源的肆无忌惮的开发和利用，已经造成并且还在继续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等的环境问题。

 

上述三大忧患，本质上是由处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形式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作为这些矛盾之集中反映的中、西文化之冲突所造成的。作为对这些现实忧患的自觉反映的忧患意识，是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新的、直接的内在动力。以此为契机，中国传统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意识有可能演变成一种既忧国忧民又忧天（自然）忧文（文化）的博爱意识；相应地，中国传统的以政治道德意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哲学则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以包括政治道德意识、文化道德意识和生态道德意识在内的泛道德意识为基础的泛伦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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