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从2006年开始学习并研究经济学的。一开始笔者只是将经济学作为职业，而将数学与物理学作为主要研究兴趣。不过，由于数学和物理相关知识的储备，反而使得笔者可以很快的学习经济学知识。在学习经济学之前，笔者不懂哲学，也不懂西方人文，更不知道休谟和亚当斯密是谁。在这样的人文背景知识之下，笔者理所当然的没有将经济学看在眼里。不光笔者会这样，我想可能任何一位理科生都会有这样的情绪：经济学能跟物理学这样的硬学科比吗？

当然，后来笔者的看法变了。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上课和周围耳濡目染的都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因此笔者开始对人文学科发生兴趣，从亚里士多德到休谟到康德，在阅读大量的历史和哲学之后，恍然大悟：经济学居然承载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思想脉络，其内容博大精深！就算是“自利”和“效用”这样在现代经济学看来非常简单的概念，都来自于先贤们对于人类本性的大量思考。一开始先贤们是用文字记录经济学的思想，但是文字记录的思想往往可能附带模糊的歧义，它不甚精确，后人来读这样的思想记录，可能会导致不同人读出不同的想法。不过，从马尔萨斯和古诺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用数学来记录经济思想，这开启了数理经济学时代。数学的好处在于其记录思想的精确性。这对笔者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笔者一直对于司马迁撰写《史记》这一巨著非常敬佩，记录历史人物最好的方式之一显然是文字。但这不同于记录思想，用文字记录思想往往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即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比如，现代人读凯恩斯的《通论》，他用文笔记录的一个思想，十个人可能会有十种不同的解读。所以笔者从硕士研究生开始，就萌生了一个想法，用数学这种语言记录下西方经济学先贤们的思想精华。从2006年到2012年，笔者用了6年时间把西方经济学思想浓缩为一个数学模型——“自发秩序”。模型记录了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之后的休谟、康德、卢梭、亚当斯密再到近代的门格尔、马歇尔、哈耶克直至现代的罗尔斯、阿马蒂亚森的思想。当然，这也得益于瓦尔拉斯、约翰纳什、阿罗和德布鲁所发展的一般均衡框架，没有这一套数学语言，笔者显然不可能做出自发秩序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的介绍可见：《自发经济秩序：人类社会的演进》

自发秩序是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总结，它主要在于说明众多自利的个体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从而达至秩序井然的资源分配。尽管自发秩序是一个美妙的观念，但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华盛顿共识之后，拉美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实施这套观念所倡导的经济发展方案之后却停滞不前的原因。

关于“看不见的手”所引导的自发秩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效这件事情曾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为了理解这个事情，笔者开始注意到林毅夫老师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思想。林老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受制于其本身的要素禀赋结构。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级，中国的资本稀缺，而劳动力资源却很丰富，因此最好的策略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样的好处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更低，从而在手工制造业等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待到资本积累丰裕之后，再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这就是林老师对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

尽管林老师的思想很好的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如何将其数学模型化并融入到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却是一个难题。从2015年到2018年，笔者一直在“自发秩序”的框架内思考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笔者的“自发秩序”模型恰好为林老师思想的进入留下了一个口子。西方经济学有三个主要变量：劳动力、资本、技术。劳动力和资本被研究的很好，但是技术却是一个“黑箱”。但在笔者的“自发秩序”模型中，技术却不再是一个黑箱。而自发秩序的形成，恰恰依赖于产业技术与经济体所固有的劳动力和资本存量是否相匹配。而这种技术与劳动力和资本之间不断匹配的经济增长方式被笔者称之为“一般均衡增长”。关于这个工作的论文《Exponenti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Growth: A Survey for the United Kingdom》刚刚放到SSRN预印本库：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411095

这个工作是笔者早期“自发秩序”模型的升级版，凝聚了笔者2015年至2018年四年时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之所以能够得到现在这个版本，既得益于林老师所总结的中国过去40年成功的经济发展经验，也得益于与林老师的深入讨论。2006年至2012年间，笔者主要是为总结西方经济学先贤的思想而建立模型。现在的这个工作是笔者第一次用数学语言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写进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框架之内，并正式向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严谨的介绍来自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

2000年前，司马迁用文笔记录下了中国的人文历史，使得我们可以了解上古至先秦时代的华夏文明。尽管现在笔者使用了另一种语言“数学”，但目的却是一致的。数百上千年之后，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我的模型而了解到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时代对人类文明的一个经济学贡献，笔者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