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30年

 

郝柏林

 

2008年6月9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在北京开会庆祝建所30年。我作为第三任所长，在会上做了简短发言。现追记如下。

 

有人说在中国办事难。这话不完全。应该再加上一句：一批志同道合之士，顺乎历史潮流，团结奋斗，是可以成事的。两个例子，一大一小。大例子是1921年有13个人在上海开会，要改变中国的命运，他们在人民支持下不到30年就做成了这件大事。小例子是理论物理教学和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普遍冲击之后，一批包括实验物理学家在内的物理工作者建议中国科学院成立理论物理研究所。这个所今天“三十而立”了。

 

一个研究所在几十年里能作出多少事呢？1962年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后来做过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黄毅然去参观苏联科学院以列别捷夫命名的物理研究所，我为他做翻译。该所的两位所长巴索夫(N. G. Basov)和普罗霍罗夫(A. M. Prokhorov)在介绍情况时说，研究所成立以来做了三件事：1914年列别捷夫的光压实验，1929年斯科贝尔琴首次把云雾室放在磁场中观测粒子径迹，1934年契连科夫(P. A. Cherenkov)辐射的发现，后者和理论解释者佛朗克(I. M. Frank)、塔姆(I. Y. Tamm)一起获得195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也是苏联科学家第一次被授予诺贝尔奖)。这两位所长在1964年因微波激射器的研究同激光的发明者一起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当时没有提这第四件事。

 

我们理论物理研究所当然也可以列举出30年来做出的几件事。然而我们没有象列别捷夫所那重量级的成果。部分原因在于纯理论的研究所作出重大贡献要更困难一些。成立国家级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在国际上也是近几十年的事。1965年苏联科学院成立了以兰道命名的理论物理研究所。13年以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支持的圣巴巴拉理论物理研究所(现在的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80年4月，我们理论物理所曾应邀派五人小组参加庆典。我们同另外两个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差距是明显的。兰道所有过两个诺贝尔奖(L. D. Landau, A. A. Abrikosov)。圣巴巴拉所成立时就由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R. Schrieffer)任所长，后来的一位所长(W. Kuhn)在退休后获得诺贝尔奖，而现任所长(D. Gross)在任期内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后三位的获奖工作都是在来到研究所之前完成的。

 

这种差距源于中国的发展水平、科学传统和研究环境，当然也受限于我们理论物理工作者的创新激情和思想解放。我祝愿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在今后30年里，继续团结全国志同道合之士，刻苦努力，把我国理论物理学研究推向真正的世界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