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晒晒我不以为荣也绝不以为耻的十个生活小习惯。

（一）牙线，早上用了，只要不断，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中午、晚上接着再用两次。就是一根牙线用一天。老伴见状，说，牙线你还用两次啊? 我道，一根牙刷不是用几个月甚至半年才换？牙线用了洗干净，自己用，为何不能连用两次三次?

（二）在浴缸泡完澡的水，不放走，留下来，然后用脸盆舀着冲马桶，一浴缸水，能够冲一天马桶。

（三）内衣穿破了，补一下，继续穿。2020年回武汉老家农村过春节，由于疫情，被关在武汉农村老家几个月。我洗衣服的时候，老娘见我晒的内衣背后补了好大一块，她说，你这衣服，他们都不会穿。老娘说的他们，指代广泛，不仅指我家兄弟、侄儿侄女们。长裤屁股后边那块磨破了，我拿去菜市场缝衣处，请师傅用内补法，往破处贴补一块，要求师傅的针线一圈一圈地走均匀，补好后我继续再穿。数十年来，一直到现在，我的内衣破了，绝对要补一下继续穿。外衣破得不大，也要补了继续穿。不过外衣补了穿的情况不多。见我补衣服穿，老伴有时嘀咕道，都在深圳当教授多少年了，又不是没有钱买衣服，干嘛还穿补衣服？我说，毛主席都穿补过的内衣、睡衣呢，我小小老百姓为何不能？平常，我的底裤破了就扔了，内上衣破得实在不能再穿了，就做擦地板的抹布。我和老伴有些质地不错的衣服、包包，没有破，我就寄回农村老家，让家里人挑用，或者给村里人挑他们要的，拿去继续用。 

（四）我的皮鞋，鞋面有破裂的，就买新的。如果是鞋底脱胶，脱一次胶，我买502胶水自己粘补一次；脱10次胶，我买502胶水自己粘补10次，粘了继续穿。我穿过的皮鞋中，鞋底脱胶的不少。小支的502胶水很便宜。

（五）刚调来深圳工作时，因为经常主持全市中学语文教师大会，我在天虹商场买了一件深红色羊毛外套，比较贵，当时花了一千多一点。这件外套，穿的时间长了，双层领子，贴脖子的一面，磨破得厉害。老伴要我买新的。我没听她的，拿到菜市场缝衣处，问师傅能否将衣领翻一个面。师傅说可以，要50元。我去取衣服时，不知师傅怎么处理的，领子里外都看不见破损。师傅说，你这50元花得值，这领子翻个面，好像又是一件新衣服了。这件外套穿了20年，现在我还在穿。还有一件牛仔马甲，也是穿的时间太久了，领子靠脖子处破得很厉害，这个领子也是双层的（衣领一般都是双层吧？）。老伴要我扔了。我没听她的，拿到菜市场补衣服的地方，花了20元，让师傅把领子翻了一个面。补好后，虽然领子破的一面还是破的，但由于领子翻了一个面，破的一面压住了，外边完全看不到破处，不影响美观。打算继续穿它十年八年。

（六）这几年由于疫情，口罩用得多。口罩不贵，但我一般绝不一次性使用口罩。只是两种情况我会换口罩：一是到医院看病回来；二是本市有疫情，或到外地出差回来，就换口罩。平时在家里，活动范围不大，外出戴口罩，回来挂在通风处，下次接着用。一个口罩要用脏了才扔掉。

（七）出差讲学时，我习惯把酒店房间免费送的一次性拖鞋带回家。酒店一般是一个房间每天送两双一次性拖鞋，有的颜色质地都相当不错。我讲学绝大多数时间是一个人住一间房，这样一天至少能多出一双一次性拖鞋。说至少，是因为，如果在同一酒店我连住三天，那么我只用一双一次性拖鞋就够了，可以带五双一次性拖鞋回家。这些一次性拖鞋，有客人来家里，可以给客人用，干净，实用，客人走了就扔掉。

（八）出差讲学时，把酒店送的牙刷带回家。牙刷未拆包装，家里有客人来，给客人用，客人用完再扔。我有一些年份外出讲学很多，攒了很多酒店的牙刷。有一次回武汉农村老家，带回去一大包牙刷给家人用。

（九）我在深圳的家里阳台种了一些花或其他植物。有时也网购肥料，但有时来不及网购，不好意思，我就“自己动手，丰肥足料”——用旧矿泉水瓶子，接自己的小便，掺一些水，给阳台种的花或其他植物施肥。是很好的氮肥啊。看阳台上的花儿开的鲜艳，我觉得我的生命和这些花儿“天人合一”了。当然，为了保持阳台卫生，这种办法我用得不多，一年有几次吧。

(十)每天早上我和老伴一人吃一个带壳鸡蛋，蛋白、蛋黄吃完了，我把蛋壳集中起来，放到废旧茶盒中。装满后，用锤子捣碎，作为阳台种的花或植物的磷肥。喝完茶，把剩茶水集中倒进茶水桶，浇花。茶叶过滤后，作为阳台花盆改良土壤用。 

时代不同了，我知道自己的这些习惯会被一些年轻人认为“小气”或者“看不穿”。我自己呢，不认为这是美德，但也不认为这是“小气”或者“看不穿”。我说五件事证明之。

近20年前，我家四兄弟中最困难的老三，其三个女儿都在读书的年龄。老三和他媳妇没有工作，姐姐照顾他们，把自己在县城赚钱的小五金店铺让给他们。老三两口子没有正常收入，又痴迷打牌，有时关了店门去打牌，因此手里没有存钱。老三在县城没有自己的房子，一家人晚上只能挤在小店里面住。2003年或2004年的某一天，小弟弟（老五，我头上还有一位大姐）来电话跟我说，老三想在县城买房，有一个二手房，面积不大，但够他们一家住下来。我问那个房子要多少钱。老五说，两万六千。我又问老五，老三自己有多少钱。老五说，他一分钱也没有。我问老五，你们打算怎么安排？老五建议我们几兄弟、姐姐每人给老三送一千元礼。我说，老三那三个孩子正是读书的年龄，没有一个住处，怎么能读好书呢？这样吧，这房钱我出一半，你们根据自己情况看着办吧。我出了一半，结果老四、老五和姐姐一凑，另一半也凑得差不多，在老三自己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把那间房给买下了。

大约二十年前，农村的父母老了，我们兄弟按惯例要给老人出生活费。我问姐夫，在我们老家农村，一个老人一年四千元生活费，两个老人一年八千元生活费，够不够？姐夫说，那够了，那够了。我说，那我一个人给八千，其他兄弟看着办。我就一个人出了八千元生活费。后来我涨工资了，我给两位老人的生活费涨到一万元。 

12年前，先父胃癌手术。我问了从武汉同济医院调到深圳大医院的肠胃科的博士朋友，在武汉作胃癌手术，一般要多少钱。博士告诉我，区医院，手术治疗费用一万八左右，不会超过两万元。如果在同济做，就贵些。我希望在同济做。但老家的几个兄弟说，在同济做，家人护理不方便；在老家新洲区人民医院做，家人护理就很方便。最后我同意他们的意见，决定在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也就是原来的县医院）做手术。决定后，我从深圳赶回新洲区人民医院签字，顺便从深圳带回现金两万元。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父亲的手术费报销了一半。但我也没有要回多余的钱。

2010年，先父健在的时候，他要盖新房。我想，要盖就盖楼房。父亲坚持要盖平房。新房按几兄弟全都回来，一家一间安排。当时预算六万多元。实际花了八万多。我家四个兄弟，本来我可以只出四分之一，但我出了一半，就是把条件差的老三的那一份给出了。

我有两个外孙，大外孙五岁多了，小外孙女刚两岁三个月。老大出生的时候，我们给两万元红包。过年，给小家伙一万元红包，生日再给一万红包。后来我跟老伴说，多给点，过年、生日都给两万，“大生日”（逢五逢十）给三万。去年四月，老大过五周岁生日，是“大生日”，我们给了三万元红包。今天大年初一，打过去四万元红包，一个小家伙两万。

因此，要说我“小气”“看不穿”，我能接受吗？

我和老伴都是1950年代末期生人，我们之间当然没有代沟。但有一条很大的“阶级鸿沟”横亘在我们中间。我出生于农村地道的贫困“无产阶级”家庭。我对小时候吃不饱饭的经历刻骨铭心。小时候我们平时能吃干饭就是加餐了。至于吃鱼吃肉，在梦中比在实际中的时候要多得多。我对我们家在最困难的时候从有的至亲得到的不是帮助而是歧视刻骨铭心。小时候，几个姨妈姨父，除了三姨妈家由于三姨父当国家干部拿工资条件好一些，另两个姨妈全家也是普通农民，只是家境比我们家略好一点儿，但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几个姨妈姨父都给了我们家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姨父有时会挑一担萝卜或红薯送到我们家，冬天送一捆甘蔗、一包花生给我们家，农忙时节姨父姨妈帮我们家干一些农活等)，他们同情我们但没有歧视我们。可从几个拿工资的舅舅那里得到的帮助极少。甚至，有的舅舅还很看不起我们家，站在我家大门口跟我母亲说话，但就是不答应我母亲之邀，不肯进我们家屋坐一下(我后来的”报复”手段是，有机会就去看他们，见面就给他们钱)。我对在困境中渴望得到有条件的亲人的帮助，却无人雪中送炭的人情世态刻骨铭心。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过年，我没得过舅舅一分钱的红包(三姨妈给过。我们去拜年，三姨妈给我们兄弟一人少则一块钱多就两块钱的新票子作“压岁钱”)。我连续三年参加高考，1979年第三次参加高考终于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1984年春节结婚，舅舅们都没给过一分钱鼓励金或礼金。而老伴出生于城市工人家庭，后在生活条件很好的兰州原核工业基地504厂（军工企业，是参与制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要厂家之一），在那里上小学、初中、高中。她小时候过的是天天有肉吃的生活，与我小时候的生活，有天壤之别。

小时候的特殊经历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铸成了我以上的性格与行为习惯。

我不认为我的这些特殊的性格与行为习惯是美德。但我也绝不认为这些是什么缺点，甚至是什么可耻的缺点。

2022/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