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为了给《程少堂传》的作者提供几张“早年”的照片，居然翻出两张老底片，其中一张，是40多前我家兄弟四人的合照底片，另一张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的个人照片。

我将这张霉迹斑斑的兄弟四人合照底片端详良久，清晰地记起，当时作为老大的我，组织拍这张照片的意图：要赶快留一张四兄弟青少年时代的合影。

我在手机上搜索到可以处理旧底片的照相馆，便坐地铁，把这两张底片拿到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照相馆去，问能否做成电脑相片。得到的答复是可以，只是收费较高。我说收费不是问题。第二天中午去拿做好的电脑相片，马上转发到家中的微信群。大家纷纷猜测是哪一年照的。但只能猜测。因为没有确凿根据。

我姐弟五人。我上头有个姐姐大我三岁，兄弟四人中我是老大。这张兄弟四人照片，右一扶着自行车的是我。自行车上坐着的是老五少波，他出生1968年，照片上七八岁的样子。左一是老三，左二是老四。老三老四是双胞胎，1962年出生，小我三岁。老三老四出生时，接生婆把3岁的我，按坐在母亲床边的一个小板凳上。我就瞪着眼，看着母亲先生下老三。过了一会儿，接生婆喊道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不一会儿老四又出生了。哥哥亲自看着两个弟弟出生的情形，可能不多见。老三老四的名字分别叫少庭、少兵，但他们小时候，家人和湾子里的人都喊他们两个是三和四。老三老四出生后，我母亲有两个冬天晚上睡觉没有脱棉袄。老三和老四小时候长得很像，湾子里的人都不能分辨他们，见了他们两个就三四一起喊：三四！有时只见到三或者四一个人，湾子里的人也是三和四一起喊：三四！或者会问，你是三还是四？但我仅仅听脚步声，就能分辨出是三还是四来。老五少波由于最小，自然在家里比较受宠，是姐弟五人中受苦最少的一个。

我父母不识字。小时候我家里很穷不说，还备受欺凌，包括被至亲之人看不起（这些我的文章、书中多次写过，讲学经常讲到）。我懂事很早，自小又敏感，加上是四兄弟中的老大，特殊的经历锻造了我特殊的性格。在一般同龄人还懵懂不开窍的时候，我很早就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拼命杀开一条血路来，就会遭遇和上一代同样的命运。自然，杀开这条血路的重任，历史地决定了当时必须由我单枪匹马去承担（事实也说明，如果我当时不咬紧牙关连续硬考三年大学本科终于在1979年第三次高考考出来，我们家后来的所谓翻身史就得完全重写，因为其他三兄弟都没有我这样顽强坚毅的意志品质，后面对振兴家族很重要的一些事情，也不会成为现实）。因此我从小就心理压力山大。这个从这张相片上我最瘦，最苦闷，最忧郁，最沉重，看得出来。我那时也就十六七岁，可是脸上丝毫没有这个年龄的人应有的阳光与笑色，而是无边的忧郁与沧桑。当时兄弟中无论是由于年龄、经历还是性格，都决定了，那时的我是最清醒，最早在奋斗，又由于完全无助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儿希望，因而内心最沉重，最不安，最痛苦，最悲观，但同时也是最倔强的那一个。

这张照片，究竟是在老家新洲县城照的，还是在当时的区政府所在地汪集区（现在是武汉市新洲区汪集镇）街上照的，或者是在当时我读中学的宝龙公社所在地柳子集照的，已无法考证。但从这张相片背后挂的装饰背景特别简陋来看，不太像在条件较好的县城照的，很可能是在离家三里地远的柳子集照的。

照片上是四兄弟，文章标题说的是五兄弟。是的，我还有一个兄弟，是我姐夫。

姐夫饶耀斌是1955年出生，他是我的表哥。他母亲和我母亲是亲姐妹，我母亲排行老二，姐夫的母亲是我的三姨妈。小时候，里孙外孙中，外祖母夸奖最多的是耀斌，说耀斌懂事，乖巧，听话。姐夫和我姐姐是自由恋爱。姐夫1973年12月到部队当空降兵时，给我母亲留话说，不要给菊青（我姐姐）介绍对象。姐姐不认识字，姐夫在部队写来的信，总是由我回信（我小时候觉得这个写信的差事很苦，但没办法，我是我们家第一个读书人）。这张四兄弟的照片上，自行车不是我家的，应该是哪个亲戚来我家，我专门借用去照相的。照片上我戴着手表。不用说，我家那时候根本买不起手表。我印象中，是有一天，姐夫把自己戴的手表摘下来，送给了刚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我。这块表，我记得是那时的名牌上海牌手表，当时的市价要120元。如果我的这个记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这张四兄弟照片拍摄的时间，就该是1976年。那时的手表对农村青年来说，比现在的奢侈品还奢，因此读高中的农村孩子，除个别家里特别好过，绝大部分是绝对买不起手表的。退一步说，即使家里买得起表的，当时在我念书的农村中学，也没有读高中的农村孩子戴表的环境。因此姐夫1976年以前是不太可能给我手表的。从照片上我的形象看，也不像是我做民办教师时候的样子。姐夫1977年四五月份从部队转业回来，到老家新洲县新电力局开车。1979年我上大学不久，姐姐姐夫结婚成家。县电力局那时可是上好的单位，待遇很好，加上姐夫是他家中老大，人很稳重，有主意，两家有事，都是找他帮忙出主意，因此那时在他家和我家，姐夫的地位都很高。实际上姐夫在当时两家我们这辈人中，是地位最高的。那个时候，他家和我家，绝对没有人说饶耀斌一个不字。到他年纪大了以后，我回老家探亲时，就开始听人说姐夫变了，变得两家都说如何不像话了。有时甚至让我感觉得姐夫变成我家和他家两家的“人民公敌”。我也调查了一下如何变了，说是特别固执己见，任何人的建议都不听，有时还特别冲动什么人都骂云云。每次大家这样议论，我就说，其实我们小时候，除了不冲动随便骂人，其他方面饶耀斌就是这样的，只是当时他的工作最好，地位最高，最有主见，大家有事情都找他拿主意，那时两家都需要他。现在大家都进步了，而他不仅在原地踏步，可能相比之下，他还有一点退步，大家不再需要他了，因此他的心理发生一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主要是过去需要他帮助的人都进步了，不再需要他了。有一次我出差武汉，住在小弟少波家里，母亲和姐姐也在。听着大家埋怨一通姐夫之后，我给姐夫打电话，让他也来武汉见见面。姐夫一来，刚落坐聊开，他说起委屈来，五十大几快六十的人，在我面前嚎啕大哭。我说哥莫哭哥莫哭，别人不理解你我理解你呢，就是世界上其他人都认为你现在是坏人，我也肯定你是一个好人，你没有变，是周围其他人变了。

我和我家几个兄弟讲，40年前、30年前，我们两家，最优秀的是饶耀斌，其他人要么还没有成人，要么成人了也都拿不上台面。40年前当时只有我上了大学，但我们家里还很困难。我说饶耀斌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是有缺点的人，但他的缺点，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大家都需要他拿主意、需要他帮忙的当年，他的武断是果断，他的固执是主见，他那时没有不听话，只有成熟有主意。他那时也不会冲动骂人。可是现在大家都发达了，于是饶耀斌身上大家当年不认为是缺点的东西，逐步被大家众口一词认为是不可容忍的缺点了。

两三年前的一个大年初二，姐夫家的几个妹妹、妹夫、弟弟们全都集中一起到我家拜年。这次拜年有一个特别的额外任务，就是讨论两家都几乎上上下下一致认为“不可忍受”的“人民公敌”饶耀斌问题。我对两家的兄弟姐妹说，饶耀斌是你们的兄长，是我们的姐夫，现在大家都认为他精神有些不正常，我也觉得他好像是有点不正常，有时有点出格。他心理不正常，要带他到武汉大医院去看看心理医生。不过我是学教育学心理学的，精神病学理论认为，精神病都与生活环境有关。我们大家都想想，40年前、30年前大家一致认为优秀的饶耀斌，怎么会变成现在大家一致认为心理不正常的人？这与我们大家都在进步，他还在原地踏步，与当年我们都需要他，如今我们都不再需要他，对他尊重、关心不够有没有关系？

姐夫家来拜年的客人走了以后，我给姐夫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你心理可能有些问题，过段时间他们带你去武汉医院，你要跟他们去看看心理医生。姐夫说好。接下来我对我家几个兄弟反复申说一个意思，就是姐夫饶耀斌今天的缺点不是一天生成的。他这些缺点实际上30年前、40年前就有，但当时大家都需要他，就没有感觉到这些缺点是缺点，甚至还觉得是优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客观情况的改变，他的心态可能是有一些变化，缺点可能也在生长，大约的确是有些问题，但我认为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些人变了，我们都不再需要饶耀斌了，因此就给他的尊重与关心不够，开始看不惯甚至有时还有点嫌弃他了。我说他们家兄弟、妹妹、妹夫我们不管，但饶耀斌是我们的姐夫，我只比他小四岁，我比你们更懂得这个人，这个人是很善良的人——想想40年前、30年前甚至20多年前，在我们家最困难、最需要帮助，有的舅舅站在我家门前跟母亲说话却冷酷无情地不肯进我家门的时候；在我们家当年那样困难，我连续三次考大学才好不容易终于在1979年考上大学，但有的拿工资的舅舅却一分钱也不支援一下的时候；当我们家1980年盖新房子需用汽车从外地拖运砖瓦石头的时候，如此等等，还有好多时候，只有饶耀斌是我们家有困难随叫随到、甚至不叫就到的人。

2010年8月7日父亲去世。办完先父的丧事，我把老母亲带到深圳来，陪她去香港转转散散心。老母亲是农村老太，平时特别晕船晕车，因此很怕坐车坐船。看着维多利亚港上穿梭的漂亮的夜游船，我问老母亲，你晕车晕船，坐不坐游船过对岸去？老母亲说，好，坐。结果虽然还是晕了船，但下船休息一会儿，就又能走路了，还在香港住了一晚。姐姐来深圳接母亲回武汉的时候，我让姐姐把姐夫带来，我带他们一起到香港去看看。姐姐怕我们花钱，没有带姐夫来，我就带姐姐去了香港。后来我多次打电话给姐夫说，我总会带你去香港看看的。最近几年，我常常电话告诉姐夫，大家都说你现在变得如何如何不好了，但我是历史见证人，我过去现在一贯认为你是个好人，你提前办好港澳通行证，等我退休了，我带你到香港住几天，好好看一看，玩一玩，我们老兄弟，在香港找个地方，喝一杯啤酒。

2019/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