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通过严格的选举，产生了我国现代第一批院士81人，其中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1949年，中研院的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所等迁往台湾，其余多数研究所留在了祖国大陆。当时，滞留海外的院士有12位，迁台的9位，1位已故，留在大陆的院士有59位。到1955年6月，这59人中，有46人被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2人已故，11人落聘。

院士是很高的学术荣誉，学部委员主要是一种工作职称，两者性质不同，但都要求有较高的学术成就或突出的学术领导成绩，这是一致的。不过学部委员担负着中科院和全国科学的学术领导职责，出于工作方面考虑，要求“忠于人民事业”，这是一条政治标准。在选聘学部委员时，如何对待留在大陆的原中研院首届院士，中科院党组曾就此进行专门的研究。分管中科院工作的陈毅副总理指出：“尽管解放后我们在事实上已把‘院士’废除了，……其中大部分人是好的，要很好地团结他们。”郭沫若院长甚至提出，要把以前的院士全部包下来，即一律保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种种复杂的因素围绕着这一标准浮现出来，但落聘的11人各有具体缘由。

原数理组落聘的有姜立夫和翁文灏2位。姜立夫是数学界的元老，但他发表的成果很少，获得数学界的推荐不多，一开始未被列入学部委员名单。后来一度考虑把他补入，但遭到华罗庚反对。竺可桢日记记载：“闻华罗庚竭力反对姜之加入，动机尚是陈省身为姜之学生，而姜把数学所书籍移台湾实是极大损失。”华罗庚提的是政治问题，竺可桢等推测其动机是个人恩怨。此外，科学界的元老不少，如果姜列入，则化学界元老张子高等人也要考虑，最终理数化学部决定他们都不列入。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曾经担任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名列1948年底公布的43名头等战犯之中，1951年返回大陆后已脱离科学界，加之考虑他与地质界领导李四光有矛盾，因此在请示中央后决定不聘。

原生物组有胡先骕、吴定良、李宗恩3人落聘。胡先骕虽不在最初的推荐名单之列，但到1954年11月中国科学院党组第一次向中宣部提出学部委员名单时已被补入。后来几经审查，一直到1955年5月9日，在院党组审定的名单中，都还有他的名字，被列入“学术水平较高，政治上虽有某些可疑情节，但无适当理由向科学家进行公开解释或因国家建设的需要……不能不用者”之中。但仅仅三天之后，5月12日，在院党组最后审议时胡先骕因“历史上有重大恶迹，为科学界所不满”而遭淘汰。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究竟原因何在，尚待进一步研究。

吴定良是著名的人类学家，但他的专业体质人类学不在中科院学部的学科分类之列，在研究中研院院士问题时他被列入“情况不清”者，可能不是有意排除他。

李宗恩从1947年起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建国初期，由于中美交恶，协和与燕京大学等校成了“崇美”“亲美”的反面典型，他的处境已属困难。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党组都希望中科院尽量减少学部委员中的协和教授。当时医学组推荐得票最高的协和教授张孝骞因政治上的可疑点一开始也没有列入名单，李宗恩（推荐票数列第五）当然更难入选。后来张孝骞通过了政治审查得以列入，而另一位协和教授谢少文则是国务院最后审查时被拿下的两人之一。

原人文组有6位院士落聘。其中，陈达、周鲠生、钱端升3位由于他们所从事的社会学、法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学科而被淘汰或暂时不予考虑而落聘；史学家顾颉刚由于其历史问题而被排除在外；张元济、柳诒徵则由于年老病弱无法履行学部委员的职责而没能入选。而金岳霖、冯友兰、陶孟和、马寅初等因“照顾旧的科学传统”而保留。陈寅恪申明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经毛泽东指示“要选上”而保留。哲学社会科学部在正常的学术标准之外，还有一条是“以马列主义解决问题”，以此为准绳，则陈达、冯友兰、金岳霖、马寅初等人属于“学术上没有成就的人”。秉持这种观念，他们落聘为理所当然，入选则属于照顾。这种选择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此外汤佩松、俞大绂、谢家荣等原中研院院士入选学部委员也是很曲折的。汤学术成就虽高，但推荐得票不高，故最初并没有列入，后被补入。俞大绂被怀疑与台湾有联系，后来这个疑点被排除才被列入。谢家荣因与翁文灏、宋子文关系密切，属于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但他担任地质部总工程师，有重大贡献，在地质界享有很高威望，推荐得票很高而被保留。

对于政治标准的掌握，1954年1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科院党组报告时指出：“团结科学家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科学家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必须重视和尊敬他们，必须争取和团结一切科学家为人民服务。对于少数历史上有过反革命活动的科学家，也应当争取并适当地加以使用，对于个别潜藏的现行反革命犯则必须提高警惕。……不能像要求一般政治工作干部一样要求科学家，更不应因此而鄙弃和歧视他们。”这是绝大多数科学家通过政治审查的根本原因，也是建国初期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一项重要政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