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

思想改造运动改变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命运，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前一方面，近些年来有很多精彩的个案分析，关于后者，还十分缺乏实证的研究。本文拟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对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间接后果与影响略加探讨。作者认为：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深层次影响，可能超过其他重大的政治运动；探讨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分析与之相关的一些思想理念，对于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仍有不可忽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中科院思想改造运动概况

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并不是始自思想改造运动，即使不算延安时期和稍后解放区的情况，至少也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开展起来的，只是一开始尚未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早在1949年筹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通过检讨民国时期的科学工作，批判了科学家中的宗派主义和“为科学而科学”等所谓“脱离实际”以及“超政治”的倾向，确立了科学为人民服务、为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服务的发展方针。而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的有关工作，就是在逐步贯彻和执行这一新方针的过程中开展起来的。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各种政治学习和实践活动，从建院伊始就是中国科学院职工的必修功课。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全院的政治学习。新中国初期的各种运动，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科学院的工作，不少人科学家都投身到这些运动之中。思想改造运动，以及穿插在其间的“三反”运动，则是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后在全院范围内进行的第一波政治运动。

狭义的思想改造运动始于1951年秋，但此前开展的“忠诚老实”运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思想改造运动颇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奏。早在1951年7月和9月，中宣部和人民日报，还就中科院的两起学术文献中的所谓政治性错误进行了公开批评，可视为科学院思想改造运动的预习。1951年秋，思想改造运动率先在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中开展起来，随即波及全国。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式启动于当年11月，至1952年1月转而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主，但思想改造并未中断，而是与“三反”运动一道开展，双管齐下。“三反”结束后，1952年7月中旬至9月初集中进行思想改造运动。9月8日以后，全院思改进入最后阶段，即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讨论各学科工作的总方向和方针任务，修订工作计划。至1952年10月，对全院思想改造运动工作进行了总结，至此以运动形式进行的思想改造工作暂告一段落。

过去有些宣传说，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与高校相比较为和缓，属于“和风细雨”。然而，如果我们追溯思想改造运动在中科院从发动到结束的全过程就会发现，其间疾风骤雨并不少见。尤其是在思想改造与三反运动同步进行期间，京、沪等地都出现了不小的偏差。如上海工学实验馆为打击该馆主任周仁而导致其得力助手柳大维夫妇和一名工友自杀后，被上海市委暂时叫停；院部领导检讨期间，吴有训副院长一度准备自杀等等。

1952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在中国科学院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方针问题给华东局宣传部复示”文件指出：

“科学院各研究所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的方针，和高等学校相同。但方法上应有所区别，由于科学院党的力量较弱，不如各高等学校有学生群众，故应采取更加慎重的方式。北京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思想改造运动，已决定一般不用群众斗争的‘过关’方式。对大多数研究员只用检讨会形式，由检讨者在副研究员以上人员组成的小组会议上做检讨报告，由别人对他提意见，做到认真严肃，本人接受批评即可，只有十分恶劣顽强抗拒者才需反复检讨，最后在全员性研究人员代表会或大会上检讨，经低头后仍让他们做工作。……其次，检讨批判政治思想时，要注意结合到检讨批判学术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影响，防止把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在科学院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应强调政治与科学技术的联系，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但以政治为主。”

7月18日，中科院借辅仁大学礼堂召开“思想改造发动大会”，陈伯达发表长篇讲话。他指出：“科学院工作好不好，共产党员要负很大的责任。……共产党员在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是在与谦逊地向科学家们学习，帮助科学家们做好工作。”陈伯达借用列宁的观点，论述科学家和工程师“要经过他们在自己那一门科学方面所达到的成果，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对老科学家的看法，不能简单地以他在什么时候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断定他们的一切的标准，重要的，是看他在所做的那一门科学工作上，是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工作”。这个看法，解脱了一些科学家的思想包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陈伯达对党如何领导科学院的工作、科学家的政治过关问题、新老科学家的关系和矛盾等思想改造运动中比较集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和科学院工作的方向等重大问题给予了较好的阐述。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风细雨”的局面，就是在贯彻中央6月指示和学习陈伯达讲话之后形成的。

尽管科学院的检讨会规模虽然比群众大会小，但仍然属于群众斗争的方式，都指派了检讨人相关单位和学科的代表参加。即使在明确“和风细雨”的政策之后，在思改运动的末期，很多重点人物，包括一些受到照顾的老科学家和单位领导，他们过关的经历都并不轻松。如考古所三位正副所长郑振铎、梁思永和夏鼐都曾提出辞职，吴有训、郑振铎等院所领导在检讨会上都当众泪下。至于全院思改重点人物胡先骕更是经过三轮检讨会才过关，检讨会上下他的师友对他口诛笔伐，使他深感众叛亲离，后来经过安抚才没有出意外。

思想改造运动深受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借鉴了整风运动学习、教育与斗争的一些办法，如交代个人历史，自我与自我批评等，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自不例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个人政治态度、政治历史问题自是审查检讨的重点，但因大多数科学家远离政治，所以科学界思想改造检讨的重点，是与政治无直接关系的其它问题，但这些问题都被打上了政治的标签。这就是通过检讨个人的家庭出身、教育和工作经历，检讨自己的阶级出身和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个人主义问题、宗派问题以及亲美崇美等洋奴思想等问题。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特点，又各有侧重。尽管中央指示在检讨批判时要“防止把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如反对脱离实际结果变成轻视理论和理论科学；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变成轻视技术”，但在实际执行时，往往是上纲上线越高越好，除了全面的自我否定，很难有辩解的余地。

思想改造运动发生于1951年至1952年，那时科学院的规模不大，所属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南京三地，以及随着东北分院的筹建而归属于中科院的沈阳、长春和大连的研究所。但京外单位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在当地的省市党委领导下进行或由当地高校帮助进行的。那时候，中国科学院不但是国家的科学院，还是代表政府组织和领导管理全国科学事业的机构，是全国科学事业的行政领导中心，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也是基于这一特点，来指导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工作的。因此，科学院的思想改造，尤其是京区院部和科研单位的思想改造，可以作为全国科学界思想改造的代表。

总体来看，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与高校最大的不同，即没有采取较大规模的批判会的斗争方式，而是采用各种小型检讨会的方式进行，因此，相对比较容易过关，显得比较缓和。而科学院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干部，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采取了帮助过关的办法，在搞清楚他们的历史、政治面貌之后，一般不批倒批臭。这是与中共中央对科技知识分子的认识密切相关的。简而言之，就是认为他们对国家建设事业“有用”。这种看法来源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旧俄专家采取的“使用”政策（参看龚育之编《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对他们不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政策，而是采取了改造和团结使用的政策。因此在绝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表示服从党的领导，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之后，思改运动终于可以告一段落。

1952年10月，全院思想改造运动结束，转入“业务学习”，但这场运动只是对知识分子不断教育和改造的开始，在接踵而来的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种种运动中，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有的被继承被照搬，有的被突破或发展。从后果看来，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国科学院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远远超出一般的估计。

二、思想改造运动对科学院的直接影响

1、加强党的领导，改组院党组

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树立党在科学和学术领域的权威和领导权。运动由中宣部党组（即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分党组）和科学院党组领导，但那时院内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重大决策均由中宣部党组掌握。中科院党组建立于1949年11月初，由恽子强担任党组书记，丁瓒为副书记。院党组书记恽子强同志不大管事，党组的具体工作主要由副书记丁瓒领导，党组还没有形成领导核心。三反和思改运动期间，许多单位都深感院内党员干部缺乏，难以掌握政策。1952年9月，院党组会议曾就此进行多次讨论，不少党员干部对此都有畏难情绪。

正是由于思改运动期间，暴露出来了科学院党的力量较弱的问题，在运动的末期，中央决定加强科学院内党的力量。1952年9月，选派秦力生出任党组成员、院办公厅主任，并负责院党支部工作。在1952年十月整党期间，丁瓒的“历史问题”浮现出来之后，中央又决定选派张稼夫、郁文等党员干部来院工作。张稼夫于1952年12月末到院工作，任院党组书记、副院长，郁文于1953年1月到院，任院党组成员、办公厅副主任，分管人事和党务工作。恽子强被免去院党组书记职务，丁瓒则不仅被免职还被开除党籍，院党组彻底改组。

张稼夫、秦力生、郁文等专职党员干部来院主持和领导全院工作，是科学院领导体制的一大转变。与恽子强、丁瓒、曹日昌等人长期从事教育、学术和研究工作不同，他们是职业革命家出身，有丰富的党务经验，但缺乏学术背景，基本上都没有学术研究的经历。如秦力生常说，他是个初中生被党派到科学院工作。他们到院后，虽然院级行政领导变化不大，但院党组成员形成了以专职党员干部为主的局面，厅局级也以党员干部为主主持工作。随后，在50年代中后期，研究所也配备了专职党的第一把手兼副所长，成为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院所两级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并不断壮大，终于形成了从院到所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一的体制，对于加强党对科学院的领导，对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有利的，对科学院的发展壮大是有很大贡献的。

然而，尽管陈伯达代表中央提出党员干部在科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科学家做好工作，张稼夫和1956年接替张稼夫担任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张劲夫等专职党员干部也大都有全心全意为科学家服务之心，但他们与科学专家的矛盾和冲突却是一种体制上的痼疾，尤其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两者的关系难以协调。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外行领导内行”的体制，在“文革”中发展到极致。正是由于党的领导凌驾于学术共同体的规则之上，使得中科院即使1955年建立学部，加强学术领导之后，仍然难以形成稳定的领导体制和学术体制，制订院章的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这种体制的最大弊病在于使科学专家在国家的科技事业和科研机构中都处于从属地位，难以发挥正常的作用，而科学技术工作则为不断变化着的政治和现实目标服务，从根本上难以保证科技事业的正常发展。直到1981年，中科院才过渡到由专家担任主要院领导的新体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并没有形成一种现代治理结构，延续着一些计划科学时代遗留的体制问题。

2、“理论联系实际”与发展应用科学

在指导思想方面，思想改造运动彻底否定了民国时期模仿的欧美科学传统，取而代之的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核心的延安经验。

“理论与实际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基本信条，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延安时代在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工作的指导方针。中科院成立后，这一思想写进了以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指令名义确定的科学院第一项基本任务“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之中，要求“确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力求科学研究与实际密切配合，纠正过去脱离现实、自流散漫的作风。”

思想改造运动中，通过学习文件，对照检查，特别是1952年9月对研究工作计划的讨论，进一步使“理论联系实际”明确为科学院工作的“总方向”。从此，它就成为中国科学院工作中的一个指导方针，不仅事关研究所乃至科学院的工作方向，甚至具体到某个课题的设置与取舍。过去的许多工作，都被批评为脱离实际，如庄长恭、朱洗等著名科学家的研究课题都被取消。中科院提出了“最近数年内”科学院院工作的基本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自然条件及资源的调查和勘察（如农业气象，土壤、品种普查，经济地理的普查，矿产勘察等）；二、工业材料、原料、代用品的研究（如合金钢，耐热、耐温材料，可塑体化学，酿造、油脂化学等）；三、农业科学方面的土壤、栽培、病虫害等研究；四、制造国防、工业、科学、医疗等精密仪器（如光学仪器、工业分析仪器，测量仪器等）；五、若干急需的理论、应用科学部门的建立和研究人才的培养。这一决策，为科学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重点发展应用科学地下了基调，但也出现了相对忽视基础科学的问题。

从制订1953年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后来的各种计划，都偏重于国家重大任务，基础科学的投入长期不足。虽然从陈伯达讲话到1961年的“科学十四条”都力图避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片面理解，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常常是将现实的短期目标放在首位，致使基础研究受到较大的制约。院内基础研究的经费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只有总研究经费的1/10左右。在较长一段时期，科学目标总是让位于短期的种种任务，导致科学院的学科基础薄弱、原创性研究缺乏、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而且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3、促进学习苏联科学

思想改造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苏联的过程。不仅斯大林、列宁等苏联领袖的著作，是每一个参加运动的人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和对照进行思想检查的经典指南，苏联的科学和学术也被大量译介进来。1952年，《科学通报》上充斥着大量译自俄文的介绍苏联科学和学术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具有苏联特色的批判资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文章，如对共振论的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批判文章，大量引进。这都对思想改造中的学术思想批判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正是因此，才会一面批评乐天宇，一面要加强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学习。

思改运动的后期，为了加强学习苏联科学技术，从1952年9月中旬起至1953年初，中国科学院各单位先后有组织地开展俄文的突击学习。思想改造运动也是促成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苏的重要因素之一。1952年10月中旬，我院响应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加强中苏科学院合作的决定，立即决定组团访苏，学习苏联科学。10月24日，科学院召开扩大院长会议，做出“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包括组织代表团访问苏联科学院学习先进经验等一系列具体措施。访苏代表团于1953年3月成行。这次中国科学院组团访苏，对科学院建立学部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也进一步促使仿效苏联科学界的一些比较左的做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不过中国科学院虽然学习苏联科学院建立了学部，聘选了学部委员，但并没有模仿苏联科学院的体制。其关键在于，苏联科学院的体制是以院士为核心的，而中国科学院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核心，因此难以模仿苏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苏联虽然一度声势颇大，在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等领域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影响还是比较短暂的。但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对于我国科技和学术事业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本文后面还会提及。

4、科学家的新分层

科学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时，中共中央对科技知识分子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即根据其政治态度把他们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比较进步的，业务水平较高，靠近党、政治上要求进步，这一类人并不多；第二类属于中间型，在四类知识分子中比例最高，业务还好，但不关心政治；第三类是落后型，工作上得过且过，政治上不求进步，个人名利思想严重；第四类是反动型，个人历史复杂，对党有成见。在运动中，第一类是运动所依赖的力量，不存在过关的问题。第二类问题也不大，一般是大批过关。第三、四类为数不多，但影响不好，是运动的重点对象。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扩大了第一类，减少和孤立了第三第四类人，基本上弄清楚了院内科学工作者的政治面貌和思想面貌。中科院的思改总结报告认为，“暴露了个别的可疑分子，从而解决了科学院工作可以依靠哪些人的问题”，是思想改造运动的一大重要收获。

思改运动中，许多资深的科学家都被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尽管后期都让他们过关了，但其中一些人在政治上已被打入另册，尽管他们还在研究所里担任着一些重要的职务，但实际上处于有职无权或控制使用的状态。这些人中。像胡先骕那样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的人只是极个别的，大多数人也都迫于形势表了态，批判了自己，甚至也批判了别人，但仍然难以获得组织的信任。他们大多不过50多岁，有的甚至只有40多岁，是我国许多学科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这些人本来数量就不多，他们的靠边站，对学术的传承和发展都是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一些政治上表现积极的人在运动中脱颖而出，逐步受到重用，成为科学界的重要角色。

而政治标准超越学术标准，打破了科学界正常的学术界限，伤害了学术独立和自主的底线，使科学界开始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学术生态。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科学家的政治身份和干部身份迅速固化，形成了人员难以流动的局面。一些有造诣的科学家一遇政治运动就要不断地检讨反省，而面对变化莫测的政治形势，那些科学界积极分子的表现光怪陆离，有时甚至匪夷所思。正如黎澍先生精辟地指出：“不断进行思想改造，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李锐《黎澍十年祭》）。从思想改造运动起，不少科学家患上了双重人格症，平日里假话空话肆意流行，真话实话难得一闻。大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已属不易，创造发明无从谈起，科学家的创造力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与此同时，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同事之间互相批判，学生揭发批判老师，青年人批判老专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打破了原有的同事关系、师生关系和青老年关系，出现了种种裂痕和矛盾，造成了科研机构内部人际关系十分紧张。尤其是青老年人的关系，成为思改运动后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青年人是党在运动中依赖的力量，全院学习委员会和小组的干事大都是青年人。他们大都没有旧社会的负担，乐于接受新思想、新东西，尤其是团员青年，他们革命热情高，是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会幕后的重要角色或会上的活跃角色，对老科学家，他们不是视之为反动保守，就是认为他们落后可怜。青年人与“老年科学家”之间的矛盾和隔阂，随着后来形势的变化，虽有缓和之时，但一直都是一个突出问题，对一些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和学科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三、科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代价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斯大林的下面一段话，被时常引用：

没有必要使一个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中文版，1950）

这种认为“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比一切其他科学知识更重要、更高出一筹的观点，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科学界思想改造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政治学习和自评与自我批评等政治运动的方式，将一些特殊的政治理念树立为科学界的规范和戒律，确立党在科学界的领导地位，确立“马列主义”在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地位。由此，政治标准高于一切科学知识，并进而取代学术标准，不仅在科学界思想改造中常见，也是随后相当长的岁月科技界常见的现象，从而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科技事业。

无论是斯大林式的“马列主义社会科学”，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延安经验，直接用于指导科技事业，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以“理论联系实际”为例，它不仅是思想改造运动中人人经常要对照检查自己的一面镜子，更是长期影响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一个原则。然而这个原则难以捉摸，难以掌握。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对于“理论”、“实际”以及二者如何“联系”往往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在某种形势下是“联系实际”的工作，在新的形势下就有可能遭到“脱离实际”的指责。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弄潮者龚育之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对于这一问题曾经进行过反思（《从思想批判到体制改革：历史经验的一瞥》，1987）。他指出：

第一，判定“理论脱离实际”为“资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祸害”，对自然科学工作来说是不确实的。……在这个问题上的引经据典表现了对待经典著作的粗疏、盲目和简单化。第二，责备我国的自然科学家不愿意联系实际，不愿意为国家建设服务，是不公正的。……以为可以靠思想批判来解决问题，倒真是脱离了实际，其结果只能是损害党的干部和自然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信任。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批判运动的固有气氛和逻辑，很容易导致思想上、理论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往往发展到否定基础理论和基础研究。反对唯心史观，往往发展到把关于科学和生产的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弄得非常粗糙简单。所以，在批判高潮之后，又要从政策上和理论上做许多纠正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工作。

龚育之先生的态度难能可贵，他的见解令人深思。

回顾人类的思想史和科学史，并没有斯大林所称的那种可以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马列主义社会科学”。以那种“社会科学”来指导自然科学，不仅违背科学的基本精神，混淆了科学的界限，限制了科学探索的范围，导致对真正科学的否定，而且往往为“李森科遗传学”之类的伪科学打开方便之门，严重妨害了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而将“理论联系实际”一类的政治理念移植到科学研究领域来指导科学事业，大有“粗疏、盲目和简单化”之嫌，常常违背了科学发展的本身规律。片面地强调统一思想，不恰当地突出党的领导，使科学家沦为科技事业的配角，使科学共同体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了科技教育界的官本位文化。从那时以来，我们长期忽视现代科学传统，轻视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体制经验，总是试图另辟蹊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结果却走了许多弯路。而改造思想和统一思想的结果，还导致了思想的贫瘠和庸俗化、创造力的萎缩和衰败。从思想改造运动起的相当长时期，我国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都缺乏世界一流的创造性贡献。

1958年，在大跃进期间的一场与思想改造运动颇有几分相似的“向党交心”运动中，中科院思想改造运动的“落后典型”胡先骕先生以学者的赤诚，不顾自身处境向党谏言，写出了20多个“我不满意”，其中一则说：“我不满意于解放初期一律模仿学习苏联而忽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以为这引致了巨大的损失”（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页598）。当时他的谏言被视为冥顽不化，现在看来实为先见卓识。

思想改造运动已过去60多年了，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仍然有待探讨。时至今日，以政治权威压倒科学常识，或以政治思想替代科学政策的现象还时有所见。从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到科学的生产力定性，乃至于近些年来的“自主创新”，都或隐或现、或多或少地延续着科学政治化的趋向，影响着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和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回顾历史，认清一些做法的意识形态底色，反思我们的思想惰性和体制弊病，应当有助于我们解放思想，改善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激发科技界的创造活力，从而摆脱思想改造运动以来形成的思想禁锢和体制藩篱，迎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时代。

（原载《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5期18-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