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益生菌补充剂

1、关于益生菌

益生菌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源于20世纪初细菌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利·梅特奇尼科夫的工作。他研究了居住在罗丹坡山脉、以乳制品为主要食物的保加利亚人的寿命和一般健康状况，科学家提出了酸奶中的乳酸菌可以中和肠道病原体的有害影响从而延长寿命的观点。他还对采用保加利亚乳杆菌这一物种的名称作出了贡献，保加利亚乳杆菌是两种重要的酸奶发酵剂微生物之一。这也意味着现代乳品工业的诞生。世界卫生组织将益生菌定义为“活的微生物，当以足够的量给药时，能给宿主带来健康益处。”

“益生菌”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为了生命”。最有可能的是，费迪南德维金在1954年发明了“益生菌”一词，他在其题为“Anti und Probiotika”的文章中比较了抗生素和其他抗菌剂对肠道微生物群的有害影响和一些有用细菌的有益作用（“Probiotika”）。此后不久，在1965年，礼来和斯蒂尔韦尔将益生菌描述为刺激其他微生物生长的微生物。益生菌的定义已经被多次修改和改变。为了强调其微生物来源，Fuller在1989指出益生菌必须是有活力的微生物，必须对其宿主产生有益影响。Guarner和Schaafsma在1998年指出需要使用适当剂量的益生菌来达到预期效果。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工作组专家于2002年制定的现行定义指出，益生菌是“严格挑选的微生物活菌株，如果给予足够的剂量，会给宿主带来健康益处”。2013年，国际益生菌和益生元科学协会（ISAPP）维持了该定义（Markowiak and Śliżewska. 2017.）。

健康的肠道微生态是保证整体健康的基础。适时和适当补充适宜的益生菌是治疗小肠细菌过度生长的重要内容。在过去，治疗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是不包括益生菌的。因为，最初的观点是只有抗生素或其它抗菌疗法才能限制小肠内细菌的过度生长。随着对肠道微生态和益生菌研究的发展，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益生菌补充剂也可以在治疗小肠细菌过度生长的发生方面发挥有价值的作用。

2、关于益生菌的安全性

益生菌已安全使用多年。安全性结果在已发表的临床试验中报告不一致。2011年，美国卫生保健研究与质量局（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AHRQ）发布了一份基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FDA赞助的研究的报告。该研究由美国南加州循证实践中心（Southern California Evidence-based Practice Center）进行，审查了益生菌的安全性。该报告是一份详尽的文献综述，包括6属622个有机体的研究：乳酸杆菌、双歧杆菌、酵母菌、链球菌、肠球菌和芽孢杆菌。报告的作者总结说，虽然现有的益生菌临床试验没有显示出风险增加的证据，但是“目前的文献并不能很好地回答关于益生菌在干预研究中的安全性的问题，并且没有信心。”绝大多数现有的已发表的研究仅仅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安全评估和报告。该报告作者Wallace和MacKay指出，“使用基于药物的框架来探讨‘益生菌是否安全’的问题，假设文献将包括类似药物的安全性和毒理学数据。”，这类数据在文献中的大多数临床试验报告中被省略了，因为研究人员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样详细的安全性评估是必要的，甚至是适当的。他们建议，研究界应该认识到，评估此类产品安全性的最适当方法至少是基于健康人群中的“全部证据”。这些证据包括其长期的安全使用历史，以及来自临床试验、动物和体外研究的数据。他们指出目前的文献并没有很好的准备，无法自信地回答有关安全性的问题（Wallace and MacKay. 201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发布的2002年报告（http://www.fda.gov/ohrms/dockets/dockets/95s0316/95s-0316-rpt0282-tab-03-ref-19-joint-FAO WHO-vol219.pdf），“益生菌理论上可能有全身感染、有害的代谢活动、易感人群免疫刺激过度、基因转移和轻微的胃肠道症状等副作用。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工作组建议通过检测抗生素耐药性、毒素产生和溶血潜能、评估代谢活动（如D-乳酸产生和胆盐解连接）来评估新的益生菌菌株的安全性，进行人体研究以评估商业消费者的副作用和上市后监测，理想情况下，研究其在免疫受损动物中的应用，以确定益生菌在这类宿主中的感染性（Doron and Snydman. 2015.）。

虽然，益生菌作为一种健康促进因子已经被使用了很长时间。如今，含有益生菌的产品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作为益生菌使用的菌株的安全性评估应仔细研究。尽管益生菌被普遍认为是安全的（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GRAS状态），但是，仍然还有一些关于益生菌所引发的副作用的报告。用作益生菌的微生物存在世卫组织所警告的可能引起全身感染，刺激免疫系统，干扰新陈代谢，参与水平基因转移等风险（Zawistowska-Rojek and Tyski.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