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科学通报》1977年3月刊发了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论文，但是这篇只有一页的论文是面向科学共同体写的，而且没有介绍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因此，在《光明日报》1978年6月18日刊发王晨的长篇通讯《深入宝库采明珠》之前，不仅是普通民众，即使是科学家也很少有人会将青蒿素与抗疟联系在一起，至于参与青蒿素抗疟新药研制的单位以及它们各自的贡献更是一无所知。

尽管王晨后来进步很快，先后担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等职，但他1974年才从延安调至光明日报社担任国内部记者，而且在此岗位上一干就是五年。在光明日报社担任记者期间，王晨在北京参加了一个有关青蒿素的鉴定会，之后便面向一般公众写出了那篇影响广泛的《深入宝库采明珠》。他1993年在《新闻实践》上刊登的“我们彼此是否记得”一文中介绍这篇通讯的写作背景时谈道：“记得是在香山招待所开了几天的鉴定会，北京中医研究院女科学家屠呦呦拿出了她潜心研究多年的成果。……学者们整天开会、讨论，争得面红耳赤……我不停地记、听、问，终于写出了消息和长篇通讯，受到了好评。”

这篇通讯是在改革开放前写的，相对于发生青蒿素新药专利纠纷后出笼的众多文章以及访谈而言，更为可信。事实上，这篇通讯刊发之初，相关各方都没有表示过异议。

在这篇通讯中，王晨非常清晰地介绍了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山东省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广东中医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研究所、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六家青蒿素抗疟研究参与单位的具体贡献。

关于中药研究所，王晨写道：“主要担负这项研究工作的是一位解放后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研究员。她曾经把中医研究院十几年积累的治疟方搜集成册，从中选择了二百多种药进行了动物筛选实验，没有得到成果。”此后，这位实习研究员去广州参加专业会议时受到了周总理指示的激励，决定尽快闯出一条新路。于是，“新的攻关又开始了。科研人员请教老中医，翻医书，查《本草》，分析群众献方，扩大筛选药源，即使有一丝希望的也不放过，又对一百多种中草药进行复筛。头两遍虽然一无所获，但他们发现，用作对比实验的葡萄糖酸锑钠，当它的有效剂量不足时，也会出现低效或无效的结果。纯度相当高的化学药尚且如此，成分复杂，杂质又多的中草药，当没有掌握其客观规律时，它的有效成分很可能无法集中，以致显不出有效的结果。而一旦改进了方法，是有可能从低效、无效向高效转化的。”

这段文字中的女实习研究员，王晨1990年在重新修订上述通讯，并将其收录进《斑斓人生》（重庆出版社出版）一书时，明确说就是屠呦呦。

值得注意的是，王晨在上述引文中提到了当时用来医治血吸虫病的葡萄糖酸锑钠。这种药物也具有抗疟功效，只是剂量必须达到一定值。这项实验结果使屠呦呦意识到，过去青蒿等药物之所以在筛选时无效，或者效果不稳定，很有可能是剂量不足造成的，因此接下来必须进行多剂量组实验。很多报道和研究论文都没有提及这一细节，因此对屠呦呦后来在复筛时何以能筛选出青蒿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王晨接着又介绍了屠呦呦得以筛选出青蒿的另一原因：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受到启发，决定改用沸点更低的乙醚提取青蒿有效部分。结果，“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实验第一次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好征兆。第一百九十一号样品用于鼠疟模型，出现了百分之百的效价，疟原虫全部转阴。科研工作者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一鼓作气，加班加点，继续去粗取精，又找到了对鼠疟效价更集中而毒副作用更低的有效部分。”青蒿抗疟有效部分对鼠疟有效，对其他动物如何？实验表明它对猴疟也有效。不过，“将青蒿抗疟有效部分给狗灌服以后，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异常的病变。……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争鸣，与外单位一起，反复分析讨论狗的病理切片，得出了青蒿抗疟有效部分低毒的正确结论，弄清了狗的病理异常与药无关，为初步临床实验打下了基础。”

接下来，王晨介绍了当下已是众所周知的佳话：屠呦呦和其他两名研究小组成员在试服青蒿提取物无明显毒副作用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了临床试验观察，并在初步临床试验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开始对青蒿抗疟有效部分进行了分离提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一次又一次地试验着，终于从青蒿抗疟有效部分里找到了一种结晶，它正是青蒿中的抗疟有效成分，辛勤的劳动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青蒿素诞生了。”

很明显，根据王晨当时的调查，第一个将青蒿带到五二三项目组的乃屠呦呦，第一个发现青蒿素物质的也是屠呦呦。

至于另外三家单位在发明青蒿素抗疟新药过程中的贡献，王晨是这样介绍的：“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和山东省中西医结合研究院等单位也很早对当地产黄花蒿进行了研究，几乎是在中医研究院研制青蒿素的同时，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采用不同的办法，也提取出了与青蒿素的化学成分完全一样的黄花蒿素。”“广东中医学院同云南药物研究所以及当地医务部门协作，提出了系统有力的临床验证报告，首次证明青蒿素在治疗恶性疟、抢救脑型疟方面优于氯喹，一举打开了局面。”“提取方法改革了。过去采用的方法，成本高，操作繁杂。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创造出一种新方法，十分简便易行。”“山东省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先后制出了片剂、微囊、油混悬剂、水混悬剂和固体分散剂，加以比较，从中初步找到了较好的剂型。”简言之，这三家单位主要是在技术开发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中药研究所屠呦呦的贡献是为茫茫大海中的航船指明了行进方向，那么这些单位的贡献就是合力将航船开到了岸边。没有青蒿素物质的发现就不会有青蒿素新药的发明；完成了青蒿素新药的发明，青蒿素物质的发现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王晨看来，中科院下属两家研究所的贡献在于，协助中医研究所测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从而为合成青蒿素衍生物，进而为开发毒副作用更小、疗效更佳的新型青蒿素类抗疟新药铺平了道路。“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合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测定出青篙素的化学结构是一种新的倍半萜内脂，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一个新抗疟化合物。”青蒿素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药学研究的新水平。更可喜的是，很短的时间里，青蒿素研究又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通过结构改造，为研制新类型的抗疟药打开了路子”。

 王晨在《深入宝库采明珠》中以流畅的笔调向世人讲述了中药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开展青蒿抗疟研究的动人故事，为邓小平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的“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注脚。但是，这篇通讯的刊发，也将中药研究所1977年出于保密的需要刻意隐瞒的青蒿素研究单位和青蒿素药用途径等信息给曝光了。因此，一些人批评，当年不该公开青蒿素化学结构的测定结果，以致中国失去了对青蒿素这个特殊化合物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至于青蒿素抗疟功效的公开，则受到了更多的指责。不少人认为，这是导致中国后来不能为青蒿素抗疟申请发明专利的主要原因。

   对于上述批评指责，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当时中国没有专利法，根本就无法对青蒿素实施专利保护。而且，在外国申请专利保护的途径也基本上被堵死，因为中国不以立法的形式为国外技术发明提供专利保护，其他国家也就不会为中国技术发明提供专利保护。（北京大学 周程）

给《中国科学报》的一篇稿子（刊登在10月30日的第6版上）可能是字数多了一点，被阉割了。现将全文公开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