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生完孩子回到研究所继续工作的新西兰女博士有一些困扰。在她生产后回到英语系时，许多人都建议她要好好弥补自己休假落下的一切，而她不久后将从事博士后研究。以下是她关于这一问题的自述。

我不是唯一经历这样的消极情绪的母亲。回来后，我参与了一系列为具有父母身份的研究生权益而呼吁的游说活动。我发现，这种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担心也出现在其他院系的母亲们身上。在一些案例中，母亲们获得的负面评论和感受会使得她们寻找新导师，在某个案例中，这种转变的代价甚至是研究重点的完全转变。

2013年出版的一本书《母亲在学术界》进一步记录了在美国大学里，母亲身份的工作者重回职场时所受到的评价。这些评论以及它们背后的基本假设，不仅对个人研究产生了影响，同时还质疑了身为母亲的学者，怀疑她们是否有能力从事严肃研究。与此同时，这些议论还破坏了初为父母的学者回归学术工作的决心和干劲。

在产假期间，我是一个不专心的博士生。回到研究所后，我重新树立了决心，我不仅要完成之前开始的工作，更要重拾对研究和写作的热情。事实上，我的决心比以往更加坚定。把幼小的女儿放在托儿所后，我树立了一个新目标——根除我的任何拖延倾向。但是，不久后我就发现，导师并没有看到我的决心和学术热情。

相比从前作为一个单身无子女的研究生时，我现在的时间管理和生产力都有所提高。导师在为我的博士后申请所写的推荐信中，提到了我有一个孩子——这关系到我的工作质量；在解释这一点前，他提到对我的研究“有点担心”，不过最后，他终于放心，我没有因为生产忽略我的研究。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玛丽·安·梅森发现，如果女人成为母亲，她申请成为一名助理教授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她写道：“如果女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当学生或者研究人员时生孩子，她们离开学术界的几率是新爸爸们或者无小孩女性的两倍。”为什么？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梅森的研究，男人们被视为“理想的工作者”，他们能够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于研究。

这种说法对于研究生和博士后来说受害最深，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工作了。我们担心找不到更多的资金，担心无法发表新文章，担心下一个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此外，我们还要设法努力让一个小家庭维持稳定。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利于做学术的父母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压力和审查。

然而，对于那些象牙塔顶端的女教授来说，严格审查依然存在。有孩子的女教授被称为女超人，许多评论都纳闷或者惊叹她们是如何“做到”或“拥有一切”的。她们在母亲与学术生涯二者之间做到平衡，对这件事表示惊讶本身就在表明，这两者通常被视作“不可相容”。

能够在固定时间（如上课）之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是母亲们寻求平衡照顾孩子与学术生涯的有利条件。我能在下午和孩子相处，是因为我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加倍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学术上取得突破进展的时候往往是我不积极工作的时候。比如帮助我的女儿做拼图时，或者把石头扔进湖中的时候，许多问题反复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当我再次坐下来书写时，反而更有工作效率。

大学与其研究身为母亲的女性的工作能力，不如换一种思维，即认识到多样和灵活的工作模式可以产生伟大的研究。大学需要开始重视作为学术生产者的母亲，重视她们的工作成果，必须包容和接受我们的双重角色——母亲和研究人员。（本报记者韩琨编译）

欢迎关注中国科学报新浪微博（http://weibo.com/kexuebao）

欢迎关注中国科学报腾讯微博（http://t.qq.com/kexueshibao-2008?preview）

欢迎关注中国科学报微信，请在公众号中搜索【中国科学报】，微信号：china_sci